【一个想法】为什么古文翻译腔很有趣？
死理性派官方账号文 | 千叶映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说说我的想法。我们现代人之所以读古文翻译腔有一种有趣感，正是因为我们与古文翻译腔背后的思维方式已经拉开了足够的距离，这个距离足以让我们感到陌生，并引起我们一种别样的美感。因此，即使一个人不掌握那些文言文的语言技巧，只要把握了古人的思维方式，照样可以给人一种“古人感”。
那么这种思维方式具体是什么呢？
我想，首先就是为了营造意境和氛围，要淡化“我”的概念和存在，这样才能进入天人合一的氛围。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觉得古文有美感？那种文人情调是怎么回事？在中国文人的心理结构中，天地自然是一个充满情感和人情味的生命体。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认为：
“人生有喜怒哀乐之容，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
也就是说，天和自然也是有情感的，只要人能够进入这种情感，就可以进入到物我相通、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状态，当然这种“合一”指的是人往天的那一端去“合”。但是这种美妙的状态并不能直接达到，而要通过内省才能达到，阻碍人们进入这种高级境界的，其实就是“自我”以及自我所设立的概念。这可以体现在下面这一则对话中：楚国有一个人丢失了自己的弓，他却不肯去寻找，并且还说“楚国人丢了弓，还会被另一个楚国人捡到，又有什么可寻找的呢？”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说“把“楚国”去掉就很好了”，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如果这个楚国人把“楚国”这个概念也给忘了，那境界就很高了。老子听了后则说“把人去掉就很好了”，老子认为直接把“人”这个概念也给忘了，那境界就更高了。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吕氏春秋》[2]
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这个对话很美呢？当人们意识到我有一个“自我”时，就会感到痛苦，用黑格尔的话讲就是“不幸的意识”，因为经验中的自我总是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的，就像一个人丢失了自己的财物，他难免会感到难受，因为他有私有权的意识，但当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自我”和“私”，认为自己的本质不在自己这里，而在一个更高的集体那里（比如这个故事里所说的“楚国”），他就可以遗忘自我存在所必然伴随的生命的痛苦和不幸，就可以不计较这些东西。但是“楚国”这个集体也是可能灭亡的，因此境界还不够高，如果站在大自然的角度来看，就可以彻底进入物我两忘、逍遥自在的状态，遗忘尘世所带来的烦恼。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古文翻译腔的其他特征，比如说在讨论严肃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时，经常采用类比和表象式的说法来论证。例如《论语》中就说道：“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呢。就像车辆没有车辕与轭相连的木销子，该如何行走呢？”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3]
这里谈的是一个诚信问题，孔子认为人要讲信用，就像车必须要有销子才能行走一样。但是后者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而前者则未必那么简单。因为人比车复杂得太多了。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论证，充其量只是表达了说话者的一种强烈的感受和情绪，也就是“讲诚信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这里可以对比一下苏格拉底与学生讨论信用的问题。苏格拉底问：盗窃、欺骗是不是恶行？学生说是的，苏格拉底就问：如果你的朋友想要自杀，你盗窃了他自杀的工具，这是不是恶行？在战争中，统帅为了鼓舞士气，说援军就要到来了，但实际上没有援军，这是不是恶行？
在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对话中，经常能看到双方围绕一个问题长篇大论地辩难、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分类讨论和对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执着。但这种复杂性在中国古文中是很少看到的。中国的古人满足于用混沌的类比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认为这种感受是需要论证和说明白的，因为一旦有了“要说明白”的意识，就相当于认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感受之间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是有一定距离的。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说：
类比的位置确实是光辉的空间。在四面八方，人都被它包围；但是，反过来，他又把这些相似性传送还给他从中接受它们的世界。他是巨大的比例焦点——是中心，所有关系都依靠这个中心，并在这个中心中再度被映照。[4]
这种主体与客体始终合一和相通的感觉，使得对理性概念的追求始终无法立足，因为对概念的追求，是建立在主体和客体分离后所必然产生的孤独感、陌生感上的，由于这种孤独感，人才要去通过理性来把握客体。由此也可以理解为啥中国古人对数字是那么不敏感（所谓“百万”“三”也是为了传递一种情绪），对事物的描述是那么的夸张、模糊和不精确，其实都是这个原因。
参考文献：
[1] 凌曙注, & 董仲舒. (1991). 春秋繁露 (1-3册). 中华书局.
[2] 吕不韦. (1988). 吕氏春秋译注. 下册. 宁夏人民出版社.
[3] 孔子. (1980). 论语译注.2版. 中华书局.
[4] 米歇尔·福柯. (2001). 词与物. 上海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