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在中国

       关于埃及的考古活动，似乎一直没有中国什么事情。上次说到中国与埃及签署考古合作协议，中国考古队将首次赴埃及南部卡尔纳克神庙保护区的孟图神庙展开考古挖掘研究工作。原来在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就组织了“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为大众揭开埃及考古的神秘面纱。而中国与埃及考古的联系，比我想象的还要深远。

       过去我认为中国考古学界与西方建立的埃及学之间远隔重洋而缺少交集，其实是我孤陋寡闻了。清朝末年就有中国外交官从埃及购买文物，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埃及学研究的先驱、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院士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期间，于1937年末参与了埃及艾尔曼特遗址和巴勒斯坦杜瓦尔遗址的发掘，并有幸见到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埃及学系的创始人），当面受到这位考古学大师的教诲。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时师从格兰维尔教授，还在英国著名埃及学家伽丁纳尔教授指导下，系统学习并掌握了埃及象形文字，成为中国识读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位学者。他将古埃及语言文字与中国语言文字作比较，于1938 年写成《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一文发表在《埃及考古学杂志》上。夏鼐在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后，于1940 年夏赴埃及，在开罗博物馆对古埃及的石珠做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在此期间，他与在开罗博物馆工作的一些国际知名埃及学家多有交往，并曾为英国埃及学家鲍姆伽特撰写的《史前埃及文化》一书提供了部分资料。伦敦大学学院的埃及学博物馆里至今仍保存着夏鼐当年亲手抄制的近2000 张卡片。这些卡片把该博物馆藏品里的1760 枚珠子按行制、颜色、材料、文饰、出土地点、所属年代和用途一一登记抄制而成，其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珠子》长达433 页，把古埃及的珠子按年代从史前到希腊、罗马时期分为9大段，对各类珠子的分类井井有条，应用起来十分方便。
1979年，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林志纯教授当选为研究会的第一任理事长，夏鼐为学术顾问。1985年在西安召开的西亚北非史分组学术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埃及学，与会代表就埃及学的成长、埃及早期国家的性质以及中西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当时受聘于东北师大的联邦德国埃及学专家汉尼希博士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德国埃及学的发展概况和对中国埃及学发展的建议》的学术报告。他又于1987 年在《东北师大学报》上发表了《力争使中国的埃及学研究达到国际水平》一文，建议中国应在条件成熟时在开罗创建中国埃及学研究所，并就具体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林志纯教授联合复旦大学的周谷城教授和武汉大学的吴于廑教授向国家教育部上书，要求建立我国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机构，培养我们自己的埃及学、亚述学和希腊罗马史专门人才，并联名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一文，指出：“埃及学、亚述学等等学科的文物，大部分被集中到西方各强国的博物馆中，我们在这方面一无所有。解放前的学校和研究机关，根本没有，也很少有人想引进什么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结果，我们没有埃及学，没有亚述学，既无专门研究的人才，又无可供专门研究的图书设备。可以说，这些古代史的分支学科对于我们都是空白学科……这些历史科学空白点的存在，显然同我们目前的国家地位是不相称的，和我们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大国的地位更是不相称的。” 埃及学在中国算得让源远流长。

       目前我国能够培养埃及学后备人才的科研院所首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该所现有埃及学教授2名，1名师资博士后，1名外籍教师。该所的埃及学注重古代埃及原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并透过原始文献对古代埃及文明各领域进行构建。而在古代埃及对外交往的研究上，该所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埃及学界也可成一家之言。
北京大学的埃及学研究侧重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文化以及埃及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合，同时他们在古代埃及宗教上的研究也颇有建树；首都师范大学的埃及学着力于记忆模式和世界观念等古代埃及人精神层面上的构建；北京师范大学的埃及学则关注于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解构以及象形文字的造字原则与中国的六书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埃及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古代埃及王权的内涵和仪式上。

       此外，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内蒙古民族大学等亦有埃及学研究。
我国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国内的一些重要学术刊物和部分高校的学报上，特别是我国史学的三大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早期主要有刘文鹏的

《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世界历史》，1985 年第1 期）、

《古埃及的早期城市国家》（《历史研究》，1988 年第3 期）、

《“治水专制主义”的模式对古埃及历史的纽曲》（《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第3 期）、

《埃及学的诞生、发展与现代的研究》（《世界历史》，1994年第1 期）、

《论古埃及文明的起源——纪念恩格斯逝世100 周年》（《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2 期）、

《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与历史分期》（《世界历史》，1996 年第2 期），

《埃及学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2002 年第1 期）；

刘文鹏、令狐若明的

《论古埃及的特性》（《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1 期），

刘文鹏、张晔的

《1989-1999 年埃及考古学的新发现》（《世界历史》，2001 年第2 期），

颜海英的

《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的评析》（《历史研究》，1996 年第6 期）、

《罗马时期埃及的奴隶制》（《世界历史》，1997 年第4 期）、

《前王朝时期埃及的陶器刻画符号》（《世界历史》，2006 年第2 期）；

令狐若明的

《古埃及文字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00 年第5 期）、

《古埃及人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世界历史》，2002 年第5 期）；

郭丹彤的

《纳尔迈调色板和古代埃及的统一》（《历史研究》，2000 年第5 期）、

《论古埃及人的创世说》（《史学理论研究》，2004 年第5 期）；

王海利的

《古埃及“只娶不嫁”的外交婚姻》（《历史研究》，2002 年第6期），

王海利、刘文鹏的

《古埃及文献，<能言善辩的农民>的多视角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2 期）；

张晔、刘洪采的

《法老时代的埃及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世界历史》，2004年第2 期）、

郭子林、李宏艳的

《古埃及“帝王谷”考古的新发现》（《世界历史》，2004 年第1 期）。

       这些论文涉及到埃及学的历史、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古埃及的年代学、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艺术和科技等领域。

       目前，中国埃及学研究人员年龄结构更加合理，学科建设趋于完备。现有教授博士生导师5位，他们中的1位的博士学位得自德国，其他4名均为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他们分别就职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5位学者的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这一年龄的学者学术思想日趋成熟稳定，又具有极强的创新能力，是做学术的最佳年龄。此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子林博士为代表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青年教师有10余位，他们均为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是中国埃及学的未来和希望。并且，自1985年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建以来，每年聘请来自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埃及学发展历史早且研究水平高的欧美国家的专家学者来所讲授古代埃及语言和历史。他们的到来，为中国埃及学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已故埃及学家刘文鹏教授的《古代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是中国埃及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每一位埃及学学生、学者的必读书目。

      中国埃及学者的研究或是运用第一手资料，也即原始文献对各古代文明的或宏观或微观的问题进行探讨，或是对用埃及象形文字等古代语言书写的原始文献进行整理、翻译、注释和研究，从而形成了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极具特色的研究团队。
此外，中国埃及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88年,已故埃及学家刘文鹏教授应邀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第5届国际埃及学大会,提交了论文在会上交流。随后,吉林大学的令狐若明和北京大学的颜海英两位教授相继出席了第7届和第8届国际埃及学大会。东北师范大学的郭丹彤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海利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并分别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中国的埃及学者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既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又让国外埃及学界认识了中国埃及学的研究水平。2015年，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埃及学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埃及学者20余人参会，标志着我国的埃及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在学生的培养上，十余年来，共培养出埃及学博士生10余名；通过联合培养的方式赴国外留学的埃及学研究生人数超过10人，并有多人正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埃及学专业的博士生先后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宗教研究》等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超过20余篇。
在文字文献整理方面，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郭丹彤教授编著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三卷本）2015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首部对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翻译并注释的专业著作[1]，是国内首项把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直接翻译成中文，并对译文进行详细注释的研究成果。该书选取了最为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其中包括历史文献、宗教文献、科技文献以及教谕文献等。《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一书的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文献史料，值得学界关注。 
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王海利教授在《揭开古埃及文字研究若干谜题》一文中认为：一源论被多源论取代，古埃及文字历史地位受挑战；古埃及文字体系完备能够准确表达复杂信息；古埃及文字为最早拼音文字而非象形文字。王教授的另一篇佳作《限定符号与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研究》通过对古埃及文字中的某些限定符号的系统考察和解析，指出限定符号可以为我们了解古埃及历史、社会的变迁提供特别的视角。
中国的埃及学研究在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传统研究领域得到不同程度发展的同时，向外交史、生态环境史、物质史、女性史及心理研究等新研究领域拓展。

       1、政治史领域

       政治史领域主要是对古埃及王权、法老和等级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在古代埃及王权内涵和仪式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子林副研究员在这一研究佳作频出，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继承神秘剧”的展演：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探析》[9]、《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及其社会功能》[10]、《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专制王权的制度化探析》[11]、《古王国时期古埃及专制王权的构建》[12]、《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社会结构与专制王权》[13]等，详细论述了古埃及专制王权的构建、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以及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另外，《<金字塔铭文>与古埃及复活仪式》[14]从古埃及宗教文献《金字塔铭文》入手,解读复活仪式与古埃及王权观念的关系。
在古埃及法老研究方面：东北师范大学李晓东教授的《“复兴时代”与古埃及文明的衰落》[15]提到，从历史演进规程看，“复兴时代”的基本政制建构是将法老的大权独揽变成三权分立，其结果是埃及一步步走向衰亡，直至文明尽毁，古埃及历史结束；内蒙古民族大学张思佳、田明的《古埃及最早的外族法老》[16]认为在古代埃及历史上，希克索斯王朝，也是第一个由外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对埃及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希克索斯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陈宏和田明的《罗马—拜占廷时期埃及的等级制度探析》对罗马—拜占廷时期埃及“四等人制”的等级制度进行了论述。

       2、经济史领域

       经济史领域主要包括对古埃及经济特征、经济贸易、土地赋税等方面的研究。
在古埃及经济方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金寿福的《论古代埃及经济的特征》[17]借助古代埃及流传下来的有限的文字、图画、文物等材料，就波兰尼的“再分配”理论是否适用于古代埃及经济进行辨析，并对古代埃及经济的若干特征进行系统地阐述，他认为古代埃及经济总体仍处在初始阶段，但含有一些现代经济因素。
在古埃及经济贸易方面，天津师范大学袁指挥副教授的《古埃及国内贸易论析》[18]认为，古埃及贸易可分为村社、地区贸易两类，主要采取了以物易物的形式；国内贸易除了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外，还能满足人们追求利润的诉求；国内贸易采用记账单位估价，代表了货币演化道路上的较早的一环；商品的价格具有波动性，市场在价格波动中发挥了作用；国内贸易是古埃及国家主导的再分配经济的补充，两者具有某种程度的互补性；商人虽然依附于各种国家机构，但是在新王国时代呈现独立的态势。
在古埃及土地赋税方面，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郭丹彤教授的《法老时代埃及土地私有化现象研究》[19]以原始文献资料为基础，着力厘清古代埃及私有土地的来源以及基于土地私有化的以土地买卖、租赁和转让为代表的土地让渡活动，深化了人们对古代埃及法老时代土地私有化及其程度的认识；郭教授的另一篇文章《论古代埃及的赋税体系》[20]介绍了赋税的形式和术语、赋税的管理、赋税的豁免和征收以及赋税的缴纳形式等，构建出了古代埃及整个的赋税体系。
另外，黄明辉博士的《古代埃及农业水利灌溉探析》[21]，漆怀梅的《埃及脱离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原因探析》[22]以及梁姗的硕士论文《古王国时期埃及粮仓的行政管理研究》[23]都从不同侧面对埃及经济作出了阐释。

       3、宗教史领域

       宗教史领域的研究比较繁杂，既有对宗教政策仪式等的整体性的研究，也有对黄道十二宫图像及神庙外部空间等的专门研究，还有对古埃及早期神崇拜的研究。
在宗教政策仪式方面，郭子林的《古埃及宗教仪式蕴含利益关系》[24]一文认为，虽然宗教仪式具有程式化和模式化特点，但它们毕竟是社会产物，不可避免地包含当时社会的现实和认知，而且古埃及人的宗教仪式显然具有宣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意图和功能；鲁倩、田明的《托勒密埃及的宗教政策探究》[25]认为，托勒密王朝统治者对埃及神祇、祭司、神庙、丧葬习俗等方面进行整合，使埃及宗教传统得以保留，在创新基础上延续其宗教信仰，并且渗入希腊宗教、文化元素，进而使埃及宗教希腊化。
在专门研究方面，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的《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26]结合墓葬文献及考古资料，分析黄道十二宫图像与古埃及人来世观念中的12小时之间的传承关系，说明古埃及的黄道图传承自本土的旬星观测及宗教仪式，揭示古埃及人的复活观念是在对日月星辰等宇宙现象观测、思考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独特的生命哲学，是个庞大严密的知识体系；河北师范大学赵克仁教授的《古埃及神庙外部空间与园林特征透析》[27]认为，古埃及神庙不仅内部结构复杂，寓意深刻，其外部空间也具有一定文化内涵，附属园林独具特色。神庙外部空间经历了从天启空间到圣域空间的演变、从世俗域开始逐渐发展到至圣域、从庄严神圣到圣俗融合的变迁。
关于古埃及早期神崇拜的文章，东北师范大学刘金虎、郭丹彤的《论古代埃及<金字塔铭文>中的早期托特神崇拜》[28]，东北师范大学南树华、郭丹彤的《论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神崇拜》[29]，南通大学徐昊的《古埃及的圣鹮崇拜》[30]，山西大学郑帅、李模的《试论古代埃及阿蒙势力的初期发展》[31]，南开大学刘成的《萨拉皮斯崇拜探析》，山西大学王玉鑫的《简论古代埃及的塞特崇拜》[32]，这些文章都对早期古埃及神崇拜作了不同侧面的论述。
另外，王亮、郭丹彤的《论古代埃及的神谕审判》[33]从新王国时期的神谕文献出发，对神谕审判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从而梳理出神谕审判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 以期构建起古代埃及司法体系的基本框架。

       4、文化史领域

       古埃及文化的核心观念是“玛阿特”，具有多神崇拜、神圣王权、崇尚秩序、自然、和谐等特点。
东北师范大学李晓东教授《古代埃及社会主导意识的诞生及其历史分期》[34]认为：重自然而轻外战的英雄崇拜促使古埃及人产生一种崇尚秩序、平衡、公正的“玛阿特”观念。这一独特的文化核心观念决定了古代埃及文化的基本框架与细节，并在之后3000 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巩固发展。
郭子林副研究员的《古埃及文明根本特征探析》[35]：古埃及的农业生产几乎绝对依赖于尼罗河，这主要决定于其独特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古埃及自始至终实施神圣王权制度。以特殊的文字为载体、以多神崇拜为背景的神圣王权观念，则构成了古埃及人文化观念的核心。
河北师范大学赵克仁教授《古埃及和谐文化探源》[36]认为，和谐文化是埃及文明的重要内容。在古埃及和谐文化形成中，自然因素是基础，人文因素是灵魂。在人文因素中，灌溉农业营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法老的制度建设和宗教发展是构建和谐文化的中心内容。
另外，李晓东教授的另一篇文章《古埃及人的忏悔意识》[37]认为，古埃及人忏悔意识的扭曲很大程度上导致其历史观念的缺失并与其他因素一同构成导致古埃及文明中绝的致命原因。

       5、对外关系领域

       古埃及时期，埃及人与迦南进行双边贸易，曾被波斯人统治，接受希腊文明，为埃及融入希腊化世界奠定了基础。
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是目前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郭丹彤教授的《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38]，运用近年来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新发现，较真实地梳理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关系的基本脉络，认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仍集中表现在贸易上。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与迦南的交往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王国时期的两地交往，更为新王国时期更大规模更多途径的双向往来奠定了基础，成为古代埃及对外交往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郭子林的《波斯人统治埃及新探》[39]认为波斯人的统治为古埃及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波斯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古埃及传统的文化认同，为希腊马其顿人征服和统治埃及奠定了基础，构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的起点。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马一舟的《论阿玛西斯统治时期埃及与希腊的交往》[40]：阿玛西斯开创了埃及与希腊交往的新局面。阿玛西斯借助希腊雇佣军取代阿皮瑞斯成为国王，他极力发展与希腊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交往，特别是瑙克拉提斯城的繁荣，更是体现了他的亲希腊政策。在他统治时期，埃及开始逐步接受希腊文明，为埃及融入希腊化世界奠定了基础。

       6、其他领域

       在生态环境史领域，赵克仁教授的《古埃及生态教育及其现代启示》[41]：生态文明是埃及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表现在，法老政府通过埃及宗教中玛阿特理论析生出的生态教育理念，加强对臣民的教化，对其进行生态教育。古埃及生态教育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神化自然、装饰审美和宗教观念加强民众的生态意识。
在物质史研究领域，东北师范大学郭琪的《浅析古代埃及婚姻关系中的财物往来》[42]：古代埃及普通阶层中的年轻男女从相识恋爱到走进婚姻殿堂,再到婚后生活甚至是离婚都离不开财物往来，即财物的赠予或分割。根据古代埃及当时的结婚习俗，结婚时男方要给予女方不同种类的财物以示诚意，来感谢女方愿意嫁给自己，而女方也同样要支付给男方一些财物，从而共同组建新的家庭。结婚后丈夫有供养妻子的责任，离婚时也会根据离婚条约，夫妻双方分割财物。
在女性研究方面，吉林师范大学杨光《浅析古代埃及公主不外嫁的原因》[43]，公主不外嫁是古代埃及特有的现象，本文从埃及独特的地理环境、古埃及妇女社会地位、古埃及王室内婚制度以及古代及宗教信仰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另外，还有东北师范大学的硕士论文：《论古埃及的女性教育》对古埃及的女性教育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研究。
在心理研究领域，《限定符号与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研究》[44]一文认为，对古埃及文字中的某些限定符号的系统考察和解析，其实是对古埃及民族心理认知的考察。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特点，从而深刻理解古埃及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为什么考古学家对埃及情有独钟？古埃及文明前后3000年历史，其延续性和多样性成为了各种考古理论诞生和运用的圣地。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墓葬的壁画人物形象构建早期民族迁徙的脉络，鸟类学家和气候学家从墓葬壁画和浮雕上精细刻画的鸟还原非洲北部气候变化的过程。而古埃及文物是绝佳的碳14测年技术应用树轮年代学曲线校正试验品（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运用该技术）。
迄今为止，中国的埃及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埃及学研究和考古学研究会走向国际，国际化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会促动埃及和中国学术界的直接交流，会为繁荣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直接而长期的贡献，即中埃考古合作将助力中国埃及学走向国际。 

注释：　
　　

[1]刘金虎：《一部古代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资料汇编》，《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 
　　

[2]王海利：《揭开古埃及文字研究若干谜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7日。 
　　

[3]王海利：《限定符号与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研究》，《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4]阴元涛：《<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出版，《古代文明》2016年第2期。 
　

[5]赵徐州、曾江《中国学者首赴埃及实地考古》，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gd/gd_rwdb/gd_zxjl_1710/201612/t20161222_3354689.shtml。 
　

[6]龙瑶、屈婷：《古埃及战神神庙：中国考古队要来了！》，新华社，http://sub.cssn.cn/sjs/sjs_rdjj/201701/t20170109_3375131.shtml。 
　　

[7]闫勇、赵媛：《新观念、新技术促进新成果(引) 埃及考古新发现座谈会在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hqxx/bwych/201604/t20160412_2962801.shtml。

[8]郭丹彤、刘金虎，《埃及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述评》，《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2日。 
　　

[9] 郭子林：《“继承神秘剧”的展演：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探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10]郭子林：《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及其社会功能》，《世界历史》2015年第3期。

[11]郭子林：《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专制王权的制度化探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2]郭子林：《古王国时期古埃及专制王权的构建》，《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13]郭子林：《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社会结构与专制王权》，《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14] 黄庆娇 颜海英：《<金字塔铭文>与古埃及复活仪式》，《古代文明》2016年第4期。 
　　

[15]李晓东：《“复兴时代”与古埃及文明的衰落》，《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16]张思佳、田明：《古埃及最早的外族法老》，《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7]金寿福：《论古代埃及经济的特征》，《世界历史》2015年第5期。 
　　

[18]袁指挥：《古埃及国内贸易论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9]郭丹彤：《法老时代埃及土地私有化现象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0]郭丹彤：《论古代埃及的赋税体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21]黄明辉：《古代埃及农业水利灌溉探析》，《史志学刊》2015年第3期。 
　　

[22]漆怀梅：《埃及脱离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原因探析》，《昭通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23]梁姗：《古王国时期埃及粮仓的行政管理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生毕业论文。 
　　

[24]郭子林：《古埃及宗教仪式蕴含利益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0日。 
　　

[25]鲁倩、田明：《托勒密埃及的宗教政策探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6]颜海英：《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27]赵克仁：《古埃及神庙外部空间与园林特征透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8]刘金虎、郭丹彤：《论古代埃及<金字塔铭文>中的早期托特神崇拜》，《史学集刊》2016年第2期。 
　　

[29]南树华、郭丹彤：《论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神崇拜》，《北方论丛》2016年第5期。 
　　

[30]徐昊：《古埃及的圣鹮崇拜》，《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23日。 
　　

[31]郑帅、李模：《试论古代埃及阿蒙势力的初期发展》，《学理论》2016年第5期。 
　　

[32]王玉鑫：《简论古代埃及的塞特崇拜》，《学理论》2016年第12期。 
　　

[33]王亮、郭丹彤：《论古代埃及的神谕审判》，《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6期。 
　　

[34]李晓东：《古代埃及社会主导意识的诞生及其历史分期》，《史学集刊》2015年第2期。 
　　

[35]郭子林：《古埃及文明根本特征探析》，《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36]赵克仁：《古埃及和谐文化探源》，《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1 期。 
　　

[37]李晓东：《古埃及人的忏悔意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38]郭丹彤：《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39]郭子林：《波斯人统治埃及新探》，《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 
　　

[40]马一舟：《论阿玛西斯统治时期埃及与希腊的交往》，《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41]赵克仁：《古埃及生态教育及其现代启示》，《中东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42]郭琪：《浅析古代埃及婚姻关系中的财物往来》，《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3期 
　　

[43]杨光：《浅析古代埃及公主不外嫁的原因》，《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1期。 
　　

[44]王海利：《限定符号与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研究》，《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

资料来源：

令狐若明《中国埃及学的建设与发展》2008 年5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中国埃及学2015-2016年研究综述》2017年2月 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