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时代》的一个“硬伤”

经典献礼片《觉醒年代》好评如潮，吴钩为该剧写了三篇文章进行介绍。今天，吴钩想挑一下毛病。因为，我发现该剧中人物之间的称呼，屡次出了笑话。比如，剧中称呼李大钊的最离谱。

 大家都知道，李大钊姓“李”，名“大钊”，字“守常”（小名叫憨坨）。北京长辛店的铁路工友们见了李大钊就叫“守常先生”，可是长辛店铁路工人首领葛树贵每次见了就叫“大钊先生”。

 葛树贵没有文化也就算了，居然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见了李大钊也叫“大钊先生”。除了陈延年，毛润之竟然也这么叫。北大校长蔡元培带着他去见李大钊。毛润之第一次见李大钊竟然直呼李大钊为“大钊先生”，不可思议！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姓、名、字非常讲究，不可乱叫。比如三国中的名将张辽姓张，名辽，字文远。魏延姓魏，名延，字文长。同样，北大校长蔡元培姓蔡，名元培，字孑民；陈独秀姓陈，名独秀，字仲甫。中国人出生后就能命名，到了将近成年时才能取字。一般来讲，“字”是对“名”的补充。

 然而，一个人的“名”和“字”的功能完全不同。长辈可以直呼其名，但是同辈人绝对不能称呼“名”了，而只能称其“字”。因为一个人的“名”只有长辈可以称呼或者自己作谦称时用，如果有人非要这样称呼，无异于骂人和侮辱他人，他一定会和你决斗。

 1929年底，安徽大学爆发了反蒋运动，校长刘文典去南京解释。蒋介石心里有气，一见到刘文典后问到：“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冲口而出：“鄙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话不投机，两人随即大打出手，引发了民国时代非常著名的大学校长和委员长之间的“肢体冲动”！ 

在那个时代，别说同辈都不能直呼其名，即使官至委员长也不能。蒋委员长之所以直接称刘文典的名，那是委员长故意找茬罢了。蒋委员长见了自己的学生从来不直呼学生的名。比如，见了杜聿明（字光亭）就喊“光亭啊”；见了胡宗南（字寿山），尽管胡宗南旁边站得笔直，做为领袖、长辈、老师，委员长只能喊胡宗南：“寿山，你来了”。

 同样，在北大里，作为前辈、领导的老兔子蔡元培见了大兔子陈独秀也只能叫“仲甫”，见了小兔子胡适称为“适之”。可是，那时候李大钊已经是堂堂的北大教授、北大图书馆主任，长辛店铁路工人葛树贵居然每次见面直呼“大钊先生”。毛润之第一次见到李大钊也叫“大钊”，陈延年更不可思议，连陈独秀都称呼“守常”，陈延年竟然直呼“大钊”！

 《觉醒年代》重现了1915—1921期间那个激情似火、荡气回肠的时代。主旋律不好拍，尤其今年的主旋律题材拍起来更是难上加难。没有想到该剧竟然引起了年轻人的热捧，甚至喊出了“《觉醒年代》，yyds”！尽管该剧已经收官快三个月了，现在好多台都在重播。

 《觉醒年代》之所以成了年轻人的yyds，引起公众的关注，我想无外乎三个原因：

 其一，本身《觉醒年代》拍的好。该剧竭尽所能真诚地对待那段历史；竭尽所能真诚地对待那个时代的历史人物；竭尽所能真诚地对待现在的观众。“三个竭尽所能”和“三个真诚”大家都看见了。

 其二，该剧与其说是《觉醒年代》，还不如说“北大时代”。40多集的《觉醒时代》差不多都讲的北大，现在的年轻人发现了一个兼容并包的北大，自然会让年轻人震惊不已、向往不已！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100多年前，中国走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今天，中国又走在了十字路口，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尽管《觉醒时代》有一些低级的硬伤，但瑕不掩瑜，也许吴钩写这篇文章本身就是吹毛求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