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乌鸦校尉：关于广府文化和香港粤语等问题

前些天，公众号“乌鸦校尉”发了一篇文章（以下简称“乌文”），把粤语在香港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港英政府的刻意扶持，甚至认为这是殖民者一早（1967年后开始）布的局，企图通过抬高粤语，打压普通话来离间香港人与内地的关系，为将来挑动反中情绪挖坑云云（不一定字字是原文，但大意如此）。

乌鸦校尉肯定不是广东人，对于粤语和广府文化的理解也只是一鳞半爪，人云亦云的多。类似的观点（所谓粤语在香港的绝对优势地位是港英刻意扶持并打压普通话所致）也不新鲜，十几年前我就在内地某“学者”的文章中见过。不过，那些学究式的论文很少会有人关注和阅读，社会影响不大，可以不管。但乌鸦校尉还算一个有些知名度和流量的网络大V，他这些观点，相信也是很大一部分北方人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为此，我曾特别在他的文章下回复，指出他在事实上的重要错误。然而，乌鸦校尉除了礼貌地表示感谢和互相学习啦，兼容并蓄啦之外，并没有将我最重要的反驳和批评的内容放出来，让其他网友能看到。因此，我决定专门写这篇文章，以澄清许多人，尤其北方网友的一些模糊甚至失真的印象。

首先，粤语好不好听，你喜不喜欢等等，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完全可以因人而异。争论这种问题是没有意思也没有结果的，本文也不准备浪费笔墨。但粤语到底是怎样在香港确立绝对优势地位的，是港英政府故意扶持，还是自然形成为主，却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历史问题，是可以用证据，常识和常理等作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判断的。不管你喜不喜欢粤语，也不管你是主张保留或废除粤语，如果你陈述的前因后果和历史事实不符，不要说香港人必定非常抵触，广东人也会相当反感。因为按照乌文暗含的推论，就是粤语有“原罪”，粤语文化的兴旺是不光彩的，必须逐步（或尽快）废除。

香港的确有人想利用粤语问题制造港人与内地的对立。然而反过来说，内地歧视粤语，贬低粤语，一心要打压甚至废除粤语的人就一定没有或者只是“极少数”吗？大家都是成年人，谁也别装。我也不期望这篇文章，能对那些死硬“反粤”的人有多少改变，但还是必须写，必须发。因为这是我作为广府人的一员（祖籍四邑，广州出生长大），对家乡文化的一种责任。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标志。所以在聊香港粤语之前，要先聊一聊广府文化。这会让文章的篇幅稍长（约9400字），但希望在座的读者都能花一点时间看完。

广府文化（因清朝时的“广州府”而得名）是岭南文化的一种，或者更广义地说，可以称为“中国亚热带文化”的一种。中国的“亚热带文化圈”，大致包括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台湾五省，与及港澳两特区。这里有什么根据呢？

论坛上不时见到北方人嘲笑说，广东人的南北概念和全国不同，不是通常认为的长江为界，或者秦岭淮河为界，而是以五岭为界，广东以北都算北方。但这些人在嘲笑之余有没有认真想过，五岭南北的确有着显著的差别？先不说语言文化方面，就是气候和动植物都有很大的不同。随便举一个例子：在岭南，以至福建都分布很广，生长很旺盛的榕树（福州还自称榕城），到了长江流域就不见了踪迹（江浙和上海最多的是梧桐树），为什么？？

因为榕树不耐寒，是典型的热带和亚热带树种。如果连续几天气温在0℃以下，很容易就会冻死。摄氏零度以下，意味着植物细胞内的水分也会结冰，没有抗寒能力的细胞会被完全破坏。由于武夷山脉阻挡了部分西北寒风，加之也临海，所以福建比同纬度的赣南和湘南要暖和，出现连续几天气温0℃以下的情况很少，榕树还能大范围生长。但福建毕竟已经比广东偏北，而且它面临的台湾海峡相对广东面临的南海来说太窄太浅，温度调节能力不足，所以这里已经是中国亚热带的北缘了，再往北的江浙和长江流域，只能算暖温带。暖温带和中温带（黄河流域）的差异，显然要远小于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差异；同理，亚热带和热带的差异，也一定远小于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差异，否则怎么会这样命名呢？

总之，基本不下雪（雪也会冻死冻伤动植物），几乎没有连续数天气温在0℃以下是亚热带的必要特征。这种气候造成了亚热带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和温带也有很大的不同，进而影响到文化发展的不同。例如广东很久以前就按“两造半”耕作，即两造稻米和一造冬季的杂粮（番薯等）。长江流域在工业化以前是不可能有冬季的半造收成的。这种气候的不同会导致生产活动不同，当然也会导致社会文化和心理，价值观等的不同。在亚热带气候下，冬天不太冷，物产较丰富，即使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也罕见冻死饿死的现象，所以人们普遍相对乐观，热爱生活，很少苦大仇深的情绪。事实上在八十年代以前，广东人和福建人的相似性要远大于和同样相邻的湖南、江西等省，只是以前广东和福建联系少，人们不太有感觉而已。

众所周知，岭南（两广）有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对应三大方言和文化。广府民系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北江中下游和东江下游；潮汕民系（或福佬民系）主要分布在潮汕平原，汕尾地区，雷州半岛，海南岛北部；客家民系主要分布在韩江中上游，东江中上游和粤北山区。人口比例上，广府民系大约占到广东原居民（以1949年为界）的三分之二。不过，广东的广府人中，存在两个和主流粤语差别较大的亚方言：四邑话和阳江话。尤其四邑话（所谓四邑是指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如按口音归类，还包括斗门大部分和鹤山一部分，与及江门市区），某些语言学者认为它是粤化程度较高的闽赣混合方言。以前北美的唐人街就是流行四邑话，因为早期的华工大多是四邑人。多数语言学家仍将四邑话归为粤语的一种，而多数四邑人即使在解放前也是能听懂大部分主流粤语的（因为读书，经商，打工，看粤剧听粤曲等原因），所以四邑人对广府文化的心理认同本来也较强，可认为是同一民系内。例如，现代最杰出的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就是开平人。

作为省城的广州，自然也有不少原籍非广府民系的人。但这些人往往经过一两代就基本广府化了，所以只能算在广府民系中。例如广州著名的“高第街”许氏家族。其先祖在清朝中业由潮州来广州经商，嘉庆年间因出钱赞助剿灭海盗（例如香港电视经常提到的“张保仔”）有功，得朝廷封官奖赏（应是虚衔）。许氏家族觉得做官的出路比经商好，乃大力鼓励后代读书考科举，先后得中进士若干，举人一批，故人们将其府第位置称为“高第街”。民初粤军大佬许崇智，鲁迅夫人许广平就是许氏家族后人。当年鲁迅在广州期间，许广平的主要任务就是作为鲁迅的粤语翻译。许广平还会不会潮州话？应该是不太会了。因为她大多数比较亲近的亲戚肯定都是在广州出生长大，要么广州人，要么广府化的潮州人，日常生活中基本不需要用潮州话了。这和海外华人的第三代大多数已听不懂和不会说中国话是一个道理。

那么广府文化相对于中国其他亚热带文化，或者其他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广府文化的市民性最彻底。这是一种最通俗，最市井的大众文化，也是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如果想对这种文化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建议听一下广东音乐的经典名曲，例如步步高，雨打芭蕉等，感受一下广东音乐和其他地方的音乐有什么不同？你会发现，广东音乐是最通俗易懂，最轻快流畅，最能与普通市民欢乐共鸣的音乐。你不会听出知识分子式无病呻吟，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或者土财主在独个享受人生等等这类感觉。另外，“食在广州”（或者“食在香港”）也是彻底市民化的一个很典型的体现和感受点。

这种文化的好坏优劣本文也不评论，但彻底的市民性必然带来一个客观的结果，就是超强的同化能力，因为它能迎合最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情感。所以广州（包括广东）是清朝八旗汉化和市民化最早最充分的地方，满汉矛盾和冲突最少。现在广东电视台的生活系列小品《外来媳妇本地郎》中有个角色叫“祝师奶”，演员真名是“舒力生”。一听这个姓氏就知道是满族（老舍叫舒舍予），但她总是以“（前）西关小姐，正宗广州人”自居。香港知名影星周海媚也是满族人，满姓瓜尔佳氏，可你能看出她哪里有一点满族的特征吗？八十年代出色的粤剧新秀倪惠英，原来是个湖南妹子。香港以前有个著名足球运动员山度士，他除了一张脸还有西方人特征，无论讲的话，喜欢吃的食物，生活习惯，甚至身材，都和一般香港青年完全无异。

聊完广府文化，再谈一谈广州粤语的历史和现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的情况。

1949年以来，广州经历过两波人口的重大变迁。这两次大变迁对粤语的使用和传播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一波变迁大约从1949年~1956年；第二波变迁是改革开放以后，可以用1988年春节后广州火车站出现的民工潮，“百万民工下广东”为开始标志，延续至今。

1949年6月，按保甲制度统计下的广州市区人口约140万。之后大批原广州富人，经商者，国民党官僚及其家属逃离广州，或去香港，或出国（但很少去台湾），广州人口一度大幅下降，但随后有大量其他人口涌入补充，主要是广东省其他地区的人，南下大军（四野）和干部，与及陆续分配到广东工作的北方人。这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到1956年合作化完成，户籍制度建立后停止。到1985年，广州户籍人口约545万，其中市区人口300万左右。

第一波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结果总的来说是加强了粤语在广州和广东的地位，但这不是一代人完成的。就我了解，八十年代广州的中学生中，父母至少一人为外省人的比例，普通中学低于10%，重点中学15%左右；父母都是广府人的约占70%，高于广府人口占全省的比例。这是因为广州是广府文化圈的中心，离潮汕，梅州地区较远，传统上联系也较少。由于迁入广州的人仍以广府人为主，所以未对广州话的优势地位造成冲击，只是使用者常常夹带自己家乡的口音而已。但这种“说不准”的现象在第二代中就会很快消失，原因很简单：第二代从父母那里学来的乡下口音，在同龄人周围得不到认可，甚至经常被嘲笑，久而久之他就不会象父母那样说话，而是使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音”，这就是语言的“纯化”现象：人们常发现，大城市人说的话总是比“乡下话”好听，原因就在于，大城市的人来自不同的乡下，各自乡音中生硬突兀的部分会逐渐被识别并淘汰，剩下的就是比较优美悦耳的部分。

至于南下大军和干部虽然主要使用北方方言，但他们占的人口比例不大，而且比较集中，所以只能形成小范围的“官话圈”（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和大型部属企业，部属教育科研单位等）。而他们的第二代，绝大多数也会在广州的市民社会中迅速粤化。这种粤化的速度在中学时代是很明显的。因为一般来说，象民航，铁路，电力等大型国企都会有自己的子弟小学和幼儿园，所以小学的时候还能有普通话交流的小环境，不需要讲粤语。到了中学，想不听不说就不可能了。我在中学时代一些父母是北方人的同学，初一时还不怎么会说广州话，到了初三就和广州人说得一样流利。所以当时虽然也推广普通话，但对粤语的社会地位还没有实质的撼动。

另外，一种语言要在人群中成功推广，一个必要条件是人群的大多数能掌握这种语言到可以基本顺利表达和交流的程度。例如英语雅思考试，合格的要求是听读说写四项都要至少6分，这样才算有基本的语言能力。然而在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广州人的普通话水平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听可能还好，毕竟有广播和电视训练，或者经常要听单位领导的讲话，说就真的为难他们了。所以他们之间交流时，不可能使用自己都不熟练，没信心的普通话。

总结一下：第一波大规模人口迁移由于北方迁入广州（和广东）的人口占比小，加之广泛使用普通话的条件不成熟，仅在社会的上层和小部分中层完成了“官话”（北方方言）对粤语的替换。由于迁入人口的第二代普遍和快速的粤化，到八十年代中期，实际使用粤语的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反而略有提高，粤语在广州（和广东）的优势地位尚未动摇。

第二波大规模人口迁移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初期以市内，省内迁移为主（当时有一个宣传，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即不再从事农业，但仍在本地乡镇企业工作），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跨省迁移，至今仍未停止。这次大迁移的结果，是使粤语的使用范围不断萎缩，地位不断下降，2000年以后尤其明显，至今仍在这一进程中。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8年~2003年。为何不是以1980年创立深圳等经济特区为开始标志呢？因为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批来深圳的北方人，绝大多数是中央部属单位的干部职工。他们的组织关系仍在原单位，只是暂时派到深圳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又回了北方。这样的人对于广东的人口构成当然影响很小。虽然也会有部分回到北方的人由于被深圳吸引再次南下闯荡甚至定居，但那是以后的事了，不算在八十年代初那一波的影响中。而以1988年春节广州火车站出现的“百万南下民工潮”为标志的人口跨省大流动，则完全是民间基层自发的，一发不可收拾。到九十年代末，深圳、东莞、珠海的大部分，惠州，中山的相当一部分，北方新迁入的人口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原有人口，形成了一个个脱离粤语也可以生存的“新官话区”。例如，东莞的长安镇，原本当地人口只有三万，由于毗邻深圳，外资企业多，外来人口三十万。

这个阶段的广州虽然并没有形成象深圳东莞那样大范围的“新官话区”，但随着全国性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广州的业务开展，也在这些企业和公司内部形成了主要使用普通话的习惯，因为通常这些单位招聘的人员是来自四面八方，也经常需要和总部及其他省的分公司交流。不过在九十年代的时候，由于香港文化的强势输出，无论在广州还是深圳东莞，新来的北方人还是比较积极学习粤语，有时也会尝试用粤语交流。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普通话和粤语的相持阶段，呈现互相渗透的胶着状态，存在多种的发展可能性（包括类似第一波人口迁移的情形）。

这个相对的平衡在2003年终于打破，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其一是非典疫情对香港造成的巨大震动；其二是国家公务员开始统一招考。第二阶段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

非典疫情表面持续时间不长，但对原本就深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香港，可算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一片百业萧条和前途迷茫中，香港社会开始动荡不安，自顾不暇，资本和文化输出的实力乃至信心急剧萎缩，最后竟要靠“自由行”和内地游客才逐步走出困境。与此同时，逐渐富起来的国人开始将目光和脚步移向海外，而香港作为中转站，注定是个过渡的角色，其吸引力和号召力也一日不如一日。由于不必赘述的原因，粤语文化在1949年后实质是由香港主导和引领的，香港和香港文化的衰落，自然也导致了粤语文化和影响力的衰落。

至于国家公务员的统一招考，与及广东省和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的公务员招考的扩大和公开，加上中小学教师和其他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等，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将普通话的使用人员由原本只集中在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迅速扩展到基层。这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经过十几年，珠三角的民众到政府办事大多只能讲普通话，学生在校也必须讲普通话了，而2000年以前，这些领域还是以粤语为主的。

时至今日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现象：所谓“广州人”不会说广州话，或者即使会说，也不用粤语交流。这在新一代中尤其突出。许多父母均是广州人的孩子，在家也讲广州话，但回到学校，面对同样父母是广州人，在家讲广州话的同学时，讲的却是普通话。粤语在广州和广东地区的衰落已成定局，只不过对于某些北方人一直所巴望的“粤语消亡”，恐怕还得相当漫长的时间。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存在。如果广州和珠三角的粤语过早消亡了，肯定会引起香港人巨大的恐慌和抵触。所以，“大一统”的偏好者们还不敢过于露骨地打压粤语，甚至还允许广州和广东的电视台电台有一定比例的粤语节目。这就是某些人经常耿耿于怀的所谓“粤语受到优待”的由来。其实受到同样“优待”的至少还有闽南语。但由于2000年以前，台湾的文化输出是以国语为主，而2000年后虽然多了很多闽南语（台湾自称“台语”）的作品，但不仅整体水平下降，而且此时大陆市场自身的文化自觉逐渐兴起，已经开始越来越不买台湾的帐了，因此大陆人民一直没有感受到多大的闽南语热潮。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产业的确相对于内地是强势。

香港在1949年以前，由于广州和珠三角的人主导贸易和商业等原因，一直是粤语占优势，这一点乌文也不敢否认。关键的问题是两个：一，1949年前后的北方移民，究竟曾对粤语的地位造成过多大及怎样的冲击？二，1970年后粤语在香港的绝对优势地位，是否主要是港英政府刻意扶持并打压普通话所致？

1965年，香港人口约360万，其大致构成如下：约50%原籍广府人士及其子女（其中15~20%四邑人，当年四邑有许多出国后又回来的人，选择定居香港，然后将乡下的亲人也带过来）；约20~25%潮汕籍和客家籍人士及其子女；约5%的本地原居民及5%的外国人（西方人，南亚人，东南亚人等）；15~20%除两广（含海南）以外的中国其他省份人士及其子女，总数50~70万左右。而这50~70万外省人中（以下取平均数60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1) 山东人及其子女约10万。主要是威海地区，因为威海曾是英国租界，为制约香港本地警察，二战后英国大量招聘威海人到香港“当差”，梁振英的父亲就是这样来香港的。

2) 江浙人/上海人及其子女约20万。这些多数是逃往香港的江浙/上海商人，富豪及其亲信心腹等，也有不少电影圈和媒体圈的人。前者如董建华之父董浩云，后者如邵逸夫。

3) 福建人及其子女约10万。以前福建人爱往江浙/上海跑，来广东的不多，但1949年的形势变了。其实，钟南山也是那个时候随他父亲一家来广州的。

4) 其他外省人及其子女约20万。这部分多数是国民党军队残部及党政机构败退人员，这些人被港英政府集中安置在调景岭（本名吊颈岭，因不吉利而改名），例如香港女影星温碧霞，戚美珍等就是国民党残部的后代。

另外1949年前后迁港的人，相当部分后来又出了国，或者去了台湾。这部分对香港的人口构成和语言发展没什么影响，在此不论。

以上四类除3)福建人和4)其他外省人曾经相对聚居外，其他都是分散定居为主，虽然同乡之间肯定会经常联络。其中福建人至今仍有聚居的习惯，因此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例如香港仍然有篮球队叫做“福建”，福建同乡会也一直颇有影响力。

这样比例而且主要分散分布的非广府人口会对粤语在香港的地位造成很大的冲击吗？经过上面对广州情况的讨论，很容易知道是不会的。而且香港1997年之前，除了有限的几家“左派学校”外，其他中小学基本没有国语/普通话课程，即使有也只是一种点缀，不会很卖力去教（当然也没有那么多合格的国语/普通话老师）。香港的中小学以教会（天主教和基督教）学校最多，占了一半以上，例如林郑月娥就是在天主教中学读书。这种学校只会重视英文和圣经。因此，即使是香港的外省人后代，绝大多数也只能从父母那里学到一点北方土话，无法将之作为社交生活的主要语言，学校里也不存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基本条件，如何能像现在某些北方人（例如乌鸦校尉）想象的那样，“只要港英不打压”，普通话就能被广泛使用呢？

所以香港的外省人后代，也和广州的情况差不多，必然迅速和普遍地粤化，才能应付社交生活的需要。七十年代后粤语在香港“重新”（只是某些人的想象，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取得绝对优势的地位，是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的结果，因为此时正是这些外省人和本省非广府系人的第二代开始长大，踏入社会工作的时间。随着第一代外省和非广府移民的逐渐老去和退休，香港的粤语地位自然也越来越稳固。

乌文想用一两次京剧演出或国语电影取得的“轰动”来“证明”普通话曾在香港很有优势地位，那就更是可笑。这些戏剧和电影之所以能“轰动”，根本原因是北方话的文艺作品很少在香港上演，所以那么少数几出才能吸引大批观众，尤其是平日难以满足其文化娱乐需求的外省人第一代。五六十年代，香港最大量出品的依然是粤剧和黑白粤语电影（可能达数千部）。谢贤在六十年代就经常出现在这些黑白粤语电影中，扮演英俊小生的角色。八十年代我刚开始看香港电视时，每晚深夜无线和亚视都有这种“粤语残片”播出。其艺术水平暂且不论，但如果没有庞大的市场需求，电影公司拍那么多岂不是亏得吐血？？

至于所谓港英当局故意打压普通话，扶植粤语，以便离间港人和内地关系，为将来反中挖坑云云，就更是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这种言论或许适应了今天某些人的情绪，却是与事实和逻辑严重不符。首先很简单，如果七十年代港英当局真要挖坑，离间和挑拨港人反中，恰恰应该大力扶持国语而不是相反。因为当时大陆由于政治挂帅，经济落后，不仅没有多少文艺作品，即使仅有的那么几个，“八个样板戏”之类香港人会喜欢吗？？倒是当时的台湾，由于经济恢复和发展，有能力拍摄大量相对新潮的电影，其中不少就是以反共和黑大陆为主题的。

1967年暴动以后，港英当局的确想消除隐患。但它当时的目标并非挑唆港人反中，真要挑唆成功了，还可能激起大陆方面的强烈反应，对它自己在香港的统治反而不利。因此港英当局是希望港人“非政治化”，尽量将香港人的注意力从政治转移到经济和娱乐等方面。为此，它当然要去支持一个最能为港人接受的语言，即粤语。如果它反而去支持一个大多数港人不会说甚至听不懂的国语/普通话，岂不是和大多数港人作对，自己找死吗？？

事实上直到八十年代中英谈判前，英国及港英当局对香港前途只有两种判断：或者英国继续占据并管治，或者被中国收回。英国及港英当局只想到尽力争取前者，避免后者，所以提出了所谓“主权换治权”之类的主张。他们没料到中国政府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一下在谈判中取得主动。所谓“挖坑”等等，都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最后可以由香港的几个特首身上看看港人的普通话是怎么回事。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原籍浙江舟山，普通话算比较好的。但这是由于他出身富裕之家，自小有条件接受系统的国语教育。

第二任特首曾荫权，原籍广东南海九江，普通话原本非常差，典型的“广普”。担任特首后可能有专人上课辅导，后期慢慢有改善。他是天主教徒，估计也是在教会中学读书。

第三任特首梁振英，原籍山东，普通话在港人中算不错，但差于董建华。其父曾是驻守港督府的警察，地位和收入相对较高。故梁振英能往英国留学，其余绝大多数山东警察的子女都上不了大学，或继承父业，或打份牛工。因此梁振英相对不错的普通话水平也是由于家境尚可，教育全面所致，非普通港人能有。

顺便说一说：梁振英所讲的粤语中，有非常明显的“懒音”，这种现象在不少香港人中都存在，而且习以为常，自己浑然不觉。其主要特点是“ng”（即国际音标中的η） 声母欠缺，例如将牛（ngou）读成（ou）；n/l不分，将女（nv）读成铝（lv），等等。究其成因，应该是香港人中广府系比例低于广州，许多人学讲粤语时不易区分细微差别，经常不自觉地按省力的方式发音，故名之“懒音”。香港电视曾有纠正懒音的节目，后来也不了了之。

第四任特首林郑月娥，原籍浙江宁波，少年时生活困顿，故刻苦学习，也是在天主教中学读书。她的普通话水平原本也非常差，和曾荫权类似，近年尤其从担任政务司长开始逐渐有所改善，估计也是专人辅导的原因。

以上可以清楚看到，除非自身家境富足，可以支撑额外的系统的国语/普通话教育，否则即使是外省人的后代如林郑，也基本不会说普通话，更何况占大多数的广东人？？所谓普通话曾在香港占据优势地位云云，不是纯属某些北方人的纯粹想象或故意捏造，又是什么？？

作为广东人和广府人的后代，我自然要撑粤语，不希望它被人为打压和贬低。如果它最终自然消亡，那是没办法的事，强求不来。但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也不想看到它被泼上种种脏水，蒙受不白之冤。对于在座各位北方网友，我非常明白，被逼去学去用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是非常讨厌的事，所以你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会想粤语尽快消失，普通话早日一统江湖（当然嘴上可能不一定这样说）。你们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决不等于可以放任某些人歪曲事实胡说八道，这除了挑起地域矛盾，制造人群分裂，从而有利于中国的敌人之外，没有任何正面效果。但愿大家都能警惕和制止这类言行，不仅对粤语，其他方言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