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衰,始于心理崩溃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到：古代中国有一个很顽固的空间观念，就是“天下”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外延扩张的方形，而文明等级就由这种空间位置所决定，越在中心文明等级越高，反之则逐渐降低。

这种“中央文明”、“天朝上国”的观念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仍然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天朝上国”的观念被“坚船利炮”所打破，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在清王朝的谕文中，仍旧动辄以“天朝”自居。“中心文明，天朝上国”观念表明的是一种自大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人们对外部世界不了解或者不想了解；等虚妄的自大被打破后，就变成自卑与自大并存，最后形成极度的自卑的心态。

如果说，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的自大是因为对外界的无知，那么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仍旧以“天朝”自居，则就是一种在虚弱的自大与逐渐加深的自卑感中无助挣扎的表现了。李鸿章对这种自卑与自大描述道：“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这种复杂的心态对近代海军的发展影响极大。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评价道：“近代中国，震慑于洋枪洋炮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和迷信精神万能、妄自尊大的顽固派是屡见不鲜的，能够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审时度势，制定正确战略的任务却是凤毛麟角。这使当道者的心理总是无法达到平衡。因此，每次民族危机来临时，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在左右摇摆和彷徨中贻误了战机。”在自大与自卑的复杂心态下，清政府在面临战事时的确是处于“摇摆”和“彷徨”中的，表现在战略方针就是处于“战”和“和”的矛盾中。这种矛盾的战略指导思想，使海军官兵感到无所适从。这一点，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894年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慈禧的想法是：“彼等小国，也欲构衅？······天朝上国，不能示弱”。光绪帝在宣战诏书中命令：“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各地文人也纷纷表示“倭人不度德量力，敢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北洋讲求武备近30年，以中国对西人，或许不可轻敌，若言进剿倭奴，则是稳操胜券。”赫德这样描述宣战之初中国人的心态“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然而，朝鲜兵溃千里，黄海海战失利，虚妄的自大被迅速打破，自卑、失败情绪笼罩整个清政府内部，大臣们在关于割地和赔款问题上争论不休却毫无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见解和主张。

慈禧为不影响自己的六十大寿庆典，派代表东渡日本求和。清政府的军队，包括北洋海军，则均以“和”的心态来贯彻皇帝的战争指示，他们不敢与日军接触，或者坐等敌人上门，完全放弃了战争的主动权。比如，建设10年耗资近亿两白银、李鸿章夸口可守三年的旅顺港因为主将龚照屿的临阵脱逃而拱手相让于日军。再如，甲午黄海大战后，北洋海军在旅顺港按兵不动一个多月，经光绪帝、李鸿章多次催促，至10月18日，北洋舰队才从旅顺出发，前往威海。当时的战局不可谓不紧张，但是北洋海军却伏匿军港一个多月，这充分说明北洋海军经黄海大战后，已经丧失了主动与日军作战的信心，再也不敢与日本海军角逐，从而为日本进攻中国本土敞开了大门，更为后来困守威海港，坐以待毙埋下伏笔。日军对此耻笑道“大败于黄海而后逃到旅顺的清国舰队，士气沮丧，又无出击的勇气，终日龟缩港内。当我陆军登陆花园口时，又弃旅顺入威海。”

在威海保卫战中，清政府在战略思想上依然矛盾重重。1895年1月20日，丁汝昌收到朝廷命令：“严密防守，力与相持，勿令日军乘隙登岸”；次日，朝廷来电：“威海防军飞速驰击，勿令日军深入蔓延，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22日，朝廷来电：“闻敌人载兵者皆系上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后路”；23日，李鸿章指示：“若水师力不能支，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保留铁舰等退往烟台。”在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多的命令，而且令出多门又相互矛盾，给丁汝昌执行这些命令带来很大难度，而且，丁本人由于受到朝廷处罚，情绪低落，“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即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因此，他最终选择了株守军港、坐待援兵的下策，直至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甲午战败，清政府的自信心收到严重打击，慈禧授权李鸿章“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地均予”，在这里，自大的情绪完全崩溃，唯有以割地赔款，尽量满足日本人的胃口来换取一时的和平。在晚清末年筹划重建海军的过程中，甚至有人认为不如停办海军，将所购军舰退还欧美国家，以表示中国无对外备战态度。可见，这种自卑的心态在晚清末年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

在这种自卑与自大的复杂心态下，晚清政府对于建设海军的重要意义和国家防务重点由陆向海缺乏心理准备和足够的认识，因此，上层的战略指导方针的摇摆不定，导致北洋海军在执行时的混乱，以这种混乱的战略思想对待战争，北洋海军的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最后，想借用姜鸣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中的一段话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历史的悲剧在于，洋务派官员们一方面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海军近代化，使得海军在技术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一度成为亚洲最为强大的舰队；可是另一方面，深植于文化心理深处的海洋观却并没有变化。国家战略中并没有增添海洋意识，从而注定了海军近代化的失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