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谁受惠？

　　作者简介：

　　布兰科•米兰诺维克，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

　　姜奕如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校对：

　　柯曼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竞争或于发展中国家有益

　　美国和中国正在争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新的大国竞争看起来非常像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但在当时，美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如今，中国已经抓住了这一主动权，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为实实在在的项目提供实实在在的投资。

　　美国可以在这个领域与中国竞争，但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基于传统，不是基于对制度变革的软要求，而是像中国一样，以发展中国家福祉为中心，以切实投资的意愿为基石。

　　01

　　过去达成的共识

　　美国在冷战期间采用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第一阶段，美国集中力量通过直接援助和开放市场重建西欧、日本和韩国的经济。美国认定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会愿意投票给挑战资本私有制的共产党，因此试图在这些国家打造富裕的中产阶层。这一战后时期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联系在一起，通常视为美国霸权式仁慈的高光时刻。

　　美国在冷战第二阶段的历史更加曲折。上世纪60年代，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非殖民化过程中，美国有时会支持那些社会反动、但对经济发展不感兴趣的政权，比如刚果、革命前的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南越等地区的反动势力。但在其他时候，它会敦促土地改革和有广泛基础的经济增长，例如在哥伦比亚、韩国和台湾地区。渐渐地，西方出现了一种经济发展共识——这是一种基于现代化理论的观点，认为在发展经济时创造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就可以实现民主。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以及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政策深受经济学家W·W·罗斯托（W. W. Rostow）所著《经济增长阶段》（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影响。罗斯托认为，只有增加储蓄并进行生产性投资（而不是让精英阶层把这些储蓄浪费在奢侈品消费上），国家才能“起飞”进入可持续的“现代”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罗斯托讨论的核心。至于这种增长是否导致不平等，美国决策者则采纳了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研究成果。库兹涅茨认为，尽管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平等问题可能加剧，但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不平等问题不仅不会恶化，还会转而缓解。

　　在冷战中后期，美国对许多国家的发展建议都结合了以下这两种相对简单但有效的增长和分配理论：国家应该着重发展经济，而经济增长最终会解决不平等问题。公民收入分配更高、更平等后，他们就会要求民主，这些前提也将使民主得以持续。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条件成熟之前，美国并没有通过坚持制度改革强行实施民主制度。相反，民主化是通过经济增长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间接实现的。这一点在韩国和台湾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在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毛里求斯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也同样得到佐证。

　　尽管如此，20世纪80年代还是出现了取代这一模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方案呼吁减少政府的作用，向私人开放机构和“投资环境”，由此经济就会随之增长。冷战的结束和东方集团的瓦解加速了美国经济模式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美国的顾问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不再强调增长和再分配。相反，他们推动了体制改革。当国家面临国际收支危机时，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视“结构调整”而定：政府应该减少支出、降低税收、解除管制并实现私有化。

　　这些政策被统称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富裕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发展。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把国家的作用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强调。此外，随着苏联和美国之间的竞争逐渐弱化到结束，无论是公众还是政治阶层都对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没有多少兴趣。人们不再迫切需要让其他国家相信美国能提供的帮助是多么优越，现在尤其如此。美国没必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讨好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再需要给予它们太多关注。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与全球化的影响紧密相关，两者的历史进程是相互混杂的。中国显然从中受益颇多，但其国内政策往往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政策背道而驰。1991年之后，尤其是最近在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的领导下，印度更倾向于遵循新自由主义。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间，非洲许多国家的人均经济增长水平非常低，往往是负增长，使得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更大了。

　　曾被广泛认可的“华盛顿共识”已大大弱化

　　02

　　少恐吓，多给钱

　　中国崛起，而西方突然之间需要对抗这个大国的影响力，一个不幸的事实昭然若揭：美国和欧盟不再有清晰的发展哲学，也没有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可行经验。如果一个穷国的部长向美国外交官或经济学家咨询发展方面的建议，很可能会听到一个关于人权、反腐败、新闻自由等冗长乏味的演讲。

　　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目标，但需要经过长期的制度转换才能实现，而这又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政策。这些建议并没有解决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迫切关注的问题，比如推动边远地区的经济增长，为毕业生找到工作，或者减少经济贫困造成的犯罪。而美国的建议相当不切实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果，而且也没有资金支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更希望美国能少几句说教，多给点钱。

　　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中国也没有连贯一致的经验可以提供给别国。中国并没有将自己的经济崛起归功于深思熟虑的政策，也不认为可以将这些政策“打包”成一个工具包送给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走的是一条经济增长的探索之路，在试错的过程中摸索，慢慢确定并实施好的政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过程发生的背景条件下非常特殊，可能是中国特有的：权力下放的地方政府可以自由试验，因为他们知道最终将由中央集权政党选择出有效的方法、奖励成功的决策者。

　　基础设施建设从这种政策考验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最成功的政策之一。21世纪初，中国还没有高速铁路系统。现在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系统，长度超过39992198.4米。中国和欧洲（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其他中转目的地）之间的货运列车量的年增长率约为70%。最近苏伊士运河的堵塞凸显了这些连接的重要性。不出所料，中国在与欠发达国家打交道时总是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一个为基础设施发展提供贷款和投资的项目）以及最近成立的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提供了资金支持，由此表现对这方面的重视。

　　欠发达国家很感激中国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帮助，得以在当下和未来能够切实改善经济。此外，中国还有一项明确的政策，即避免卷入受惠国的国内政治。比起美国的做法，许多国家的政府更青睐中国的做法——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不会质疑它们的政治制度，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帮助能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因而与美国相比，中国给的钱更多，而威吓更少。

　　联系两大洲货物运输的中欧班列

　　03

　　一线希望

　　如果西方国家准备和中国竞争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尤其是美国，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做法，舍弃不切实际的制度改革主张，不再贬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反，美国需要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带去有形商品。其中一些商品可以是老式水坝、电网(只有不到一半的非洲人口能获得电力供给)、水源和排污系统，甚至是加工或制造业领域的生产性投资。其他投资可以支持教育、卫生、城市发展、无线网络，或直接向符合条件的人口进行现金转账。重要的是，美国的资助项目能显著改善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水平。

　　老话说得好，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提出，美国公司可以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主导国际基础设施的建设。奥巴马政府尚未制定相应的政策，但要让美国回归“砖瓦水泥”投资，或者更确切地说，“码头、公路、铁路和WiFi”投资，其实是一个合理的建议。美国无法在所有领域与中国有效竞争，但在许多领域美国拥有技术优势或卓越的工程质量。

　　与上世纪80年代相同，国内和国际发展很可能是同步进行的。拜登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最近在基础设施、企业税、公共教育、儿童发展等方面颁布的许多国内政策显然与过去40年主导的经济政策背道而驰。这些转变预示着美国在国际发展方面政策重点的转移。

　　如果中国和美国真的就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展开竞争，那些长期被大国忽视的国家将突然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许多曾经让美国和苏联形成对立的国家也同样让美国和中国遥相对峙。从全球来看，赋予这些国家权力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如果美国和中国争夺贫困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减少全球贫困。尽管中美之间的冷战将是一个不幸的地缘政治问题，但只要它能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就还有一线希望，毕竟非洲国家不仅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且人口增长惊人。中美在非洲竞争可能产生类似于二十世纪在亚洲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竞争的作用。

　　不过首先，西方必须认真考虑其积极的政府政策该如何帮助贫穷国家更快地发展。美国应该放弃目前着眼于制度和公民社会“软”发展的方法，转而采取“硬”发展方案，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该方案将如何快速而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