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伦敦的扫街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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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待遇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揭示一个社会哲学的真正特性。对待童年的态度也因此成为我们去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儿童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现代艺术摄影之父赖兰德以拍摄伦敦的街头顽童而闻名。他倡导将日常生活经历与摄影主体相结合，也因此用照片的方式记录下了19世纪伦敦极为常见的街头顽童。所谓街头顽童，实际上指的是城市中的流浪儿童或是赤贫少年，他们常常在街头工作或嬉戏。

赖兰德的照片展现了这些孩童在街头的不同职业，包括擦鞋、卖报、卖火柴等，而在其中，扫街男孩成为他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他们是19世纪城市发展与阶级分化的独特产物，成为伦敦街头重要的景观之一，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赖兰德所拍摄的扫街男孩

何谓扫街男孩

扫街男孩，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在街头以扫地为生的男孩。这是19世纪许多大城市共有的现象，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之都的伦敦，这种现象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19世纪中叶伦敦马车业的兴盛使得简陋的街道布满灰尘，扫街者在街头用扫把为穿行的绅士淑女们清扫出一条干净的“扫帚小路”，以此换取这些路人给予的小费。年龄较小的男孩与少年是其中最为活跃的“生力军”。

人们对于儿童的关注与保护是较晚时期才出现的概念。中世纪并不存在童年的观念，儿童从7岁左右就正式进入成人的生活世界。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儿童身上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罪，天性有其邪恶的一面，因此从幼年时期就必须对儿童的欲望加以抑制，对上流阶层的儿童而言，抑制欲望的途径是教育，而对贫民子女来说则是劳动。

随着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工人阶级子女的经济价值更是被不断地强调，童工变得越来越普遍，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强调，工业革命对儿童来说是一场灾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贫民儿童走上街头，为家庭收入或是为自己仅有的一份口粮而工作。

与此同时，扫街的工作是“获得诚实口粮的最后机会”，是避免沦为乞丐的最后一项职业。扫街作为一种谋生方式有三大优势，一是只需较少的本金购买扫帚即可开始工作，二是以此职业向路人索求赏钱而不会被归为乞丐一类，三是时常在固定地点工作往往能激起周围居民的同情心而获得额外的收入。

19世纪的伦敦人对扫街者有过多种分类，例如梅休将其分为两类，分别是定期扫街者和临时扫街者，1852年的一份杂志则将其分为七类，包括职业扫街者、早晨扫街者、临时扫街者、不扫街的扫街者、周日扫街者等，而扫街男孩由于其流动性与灵活性成为独特的组成部分。

小清洁工：“阁下，给我一个铜板，我将清理干净这条街。”19世纪英国关于扫街男孩的漫画。

与职业扫街者定时定点工作不同，扫街男孩更具有随意性与临时性。他们常常拿着扫帚在街道中穿梭，看到中产阶级步行者就跑去他们面前清扫道路。他们有时也会在一个地点停留一个小时，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转移到另一条街道上。人流量是吸引他们的重要指标，因此早晨的街道以及周日的教堂附近均成为其活跃的重点。

扫街男孩也有明显的组织性与规则性。他们经常集体行动，把几个路口据为己有，并任命一个队长协调指挥。他们有自己的审判形式，为了解决内部争端而设有自己的审判机构，并形成“法律”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做力所能及的各种事情，例如扫地、帮出租马车开门等；如果是雨天则分头行动，各自碰运气。他们往往会形成一套做生意的规则与暗语，梅休在《伦敦的劳工与穷人》中就对占据圣马丁教堂到帕尔马尔街区域的扫地男孩有过如下记录：

如果看到两名绅士路过，他们会大喊“两个有钱人”，做生意的权利归第一个喊出来的男孩，不管生意成功与否，其他人都无权继续上前讨要赏钱。如果两个男孩同时喊叫，则必须分享。如果来者是一位绅士与一位淑女，则需要大喊“一个有钱人和一个洋娃娃”。如果来者是一家三口，一个扫街男孩只喊“一个有钱人和一个洋娃娃”，而他的同伴加上了那个小孩，那么权利归于说得更加完整的那个男孩。如果运气不好碰上了警察，扫街男孩会大喊“菲拉普”，听到的同伴们则会立即中止生意。任何不遵守规则的扫街男孩都会被同伴群起而攻之。

对于扫街男孩来说，清扫大街仅仅是一种赚钱的生意，而非固定职业。拮据的生活让他们善于利用每一分钟去寻找赚钱的机会。因此，许多扫街男孩在结束了早晨人流量较大时的扫街工作后，往往会去寻找其他的小生意，或是在火车站帮人搬运行李，或是去有钱人的庭院里清洗马厩等，如果实在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他又会返回自己的扫街岗位，特别是在夏天傍晚5、6点钟潮湿的时候。扫街男孩在晚上另外的常见活动是翻跟斗表演，他们经常会选择剧院演出结束之时在散场离开的绅士与淑女面前翻跟斗，逗笑了他们的观众后常常能收到两三便士的小费，运气好的话也可能得到一先令多。翻跟斗厉害的男孩甚至会被同伴称为“大王”，而受到其他扫街男孩的尊敬。高组织性与高灵活性让这些男孩们在街头四处发展，连警察都没较好的处置办法。马马虎虎的打扫方式与争先恐后地讨要赏钱，使扫街男孩的工作更像是一种表演，他们也因此成为19世纪伦敦街头的重要景观之一。据当时人统计，独自居住在伦敦的年龄低于15岁的孩童大概有一万至两万人，这也使得扫街男孩具有不小的数量。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街头，激起了伦敦人的不同感情。

伦敦人对扫街男孩的复杂感情

扫街男孩作为19世纪伦敦街头的重要景观，不断地出现在当时的文学、艺术作品之中，至19世纪中期的时候已经完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其中，我们能看到伦敦人对扫街男孩的复杂情感。

不少伦敦人对扫街男孩持负面态度。罗伊在《伦敦街头的生活》中认为，扫街不过是乞讨的借口，这些年轻人应当被训练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从事这项虚伪的工作。1858年的一篇文章更是对扫街男孩进行讽刺：

一个漂亮的现代年轻女性试图抓住有利机会穿过马路的努力被那些年轻的拦路强盗之一阻碍了，这些人手里拿着扫帚，占据着我们的路口，并公然向大众敲诈勒索，尤其欺负那些羞怯的女性。

可见，在不少人眼中，扫街男孩的存在非但没有服务路人，反而成为阻碍路人行进的麻烦之源。

19世纪50年代在《笨拙报》上出现的一系列有关扫街男孩的漫画均展现了一幅幅现代伦敦生活的麻烦场景，然而对于这些衣衫褴褛的男孩们的细致描绘显然也蕴含了一种同情。这种同情也不断反映在其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艺作品之中，激起人道主义的关注。赖兰德的摄影作品显然与《笨拙报》的漫画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这位现代艺术摄影之父明确表达的是对扫街男孩贫困生活的关切。他始终持有的观点是，艺术作品应当包含观点，甚至可以是一种道德寓意。他将此原则完美地呈现在了作品之中，再现了城市贫民儿童的生活困境，在19世纪后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另一个激起极大影响的文艺作品当属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他在这本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可怜的乔”的扫街男孩的形象。狄更斯这样描绘乔的一天：

他来到他那个十字路口，准备在那里干一天......乔在那个十字路口拿出全副本领来对付街上那些烂泥、车马、鞭子和雨伞，可是，他只赚到很少的几个钱来交付“托姆独院”那个肮脏住处的租金。这时已经是暮色四合，店铺里的煤气灯也亮了；那个点路灯的人扛着梯子，沿着人行道边行走。这是一个天气异常恶劣的黄昏。

无家可归的街头男孩  赖兰德 摄

狄更斯注意到了乔身上的肮脏、难看以及引起人的种种不快：

他脸上沾满了本国的污垢，他肚子里受到本国的寄生虫的侵蚀，他身上长着本国的脓疮，穿着本国的破衣烂衫；由于英国的乡土、气候造成的愚昧无知，他那不朽的天性堕落到比那些已经灭绝的野兽更加低下的程度。

然而事实上，狄更斯向这个角色倾注了同情与怜悯，并且使其成为小说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成为他表达对于当时极其严重的流浪儿社会问题关切之情的途径。

被誉为“贺加斯之后最伟大的现实派画家”的威廉·鲍威尔·弗里斯是狄更斯的老朋友及其仰慕者。受狄更斯的“可怜的乔”的影响，他于1858年创作出了油画《扫街男孩》，这幅油画在同年的展览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画中，一个光着脚的扫街男孩正在街上向一位打扮时髦的淑女讨要赏钱。自传中，鲍威尔在回忆他对这个模特的选择时写道：

对于我来说，有一片很大的领域与这个男孩相关。我找到了一位剪短头发的、光着脚并拥有一把神奇的扫帚的年轻绅士，在所有层面上都符合我的期待。

《扫街男孩》  威廉·鲍威尔·弗里思  绘

似乎，鲍威尔对扫街男孩也充斥着类似狄更斯的感情。然而，经过学者研究发现，他对扫街男孩的最初印象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鲍威尔相信相面术，扫街男孩的肮脏与丑陋让他觉得他们是有犯罪倾向的人群，并且在之后确实遭遇了他们的偷窃与不诚实，以至于他不得不将雇为模特的扫街男孩辞退。

另一方面，在其它他描述中，鲍威尔又将遇到的扫街男孩的特征描绘成虽不好看，但充满个性的少年，这让他对扫街男孩产生了喜欢之情。可见，鲍威尔的内心情感是矛盾的。在19世纪中期的整体语境中，从狄更斯笔下乔的诚实，到梅休认为的他们是城市穷人中最诚实的群体，实际上出现了关于扫街男孩普遍诚实的神话。也许是出于对这种市场的迎合，鲍威尔选择撇开自己的相面术而对扫街男孩进行美化，他在后来修改的几个版本的《扫街男孩》中也是这么去做的。

对于扫街男孩，伦敦人的复杂情感在两个方面呈现：一方面，扫街男孩被认为是现代城市生活中阻碍行人的麻烦事；另一方面，扫街男孩又被描绘成可怜的形象而需要慈善机构最紧迫的救济。最终，这种人道主义式的情感与现代生活发展的新需要结合在一起，带来扫街男孩代表的社会问题的解决。

扫街男孩问题的解决

​扫街男孩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英国19世纪末期儿童童年生活转型的结果。19世纪初期以劳动为主的儿童生活到了19世纪末期转化成了以受教育为主。这种转变最终使得扫街男孩的消失成为可能。

18世纪中后期开始，宗教原罪的童年观已经开始受到浪漫主义童年观的挑战。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派对基督教的原罪观念进行驳斥，认为儿童有权利去做真正的儿童，人们开始意识到童年是人生的一个特殊时期。到了19世纪的英国，包括狄更斯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对贫寒儿童的生活给予关注，使得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股关心贫寒儿童的热潮。对扫街男孩生活处境的同情与怜悯也是这股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对下层儿童的教育问题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关切，最突出的例子就是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贫民免费学校运动。

1835年，第一所贫民免费学校建立，标志着这场运动的兴起。

1844年，伦敦19所贫民免费学校结成“伦敦贫民免费学校联盟”，开始了这场运动的高潮阶段。

1870年，这场运动达到顶点，“联盟”成员达到250所，约200所都是日校，剩下的则只在夜晚或周日开放，共有约三万名学生。这些学校主要以教授宗教性知识为主，并将劳动课程与之结合。由于贫困儿童艰难的生活，这些学校也将救济功能放在重要位置，为贫困儿童提供衣食。

到1868年为止，单是与伦敦贫民免费学校有联系的“衣服俱乐部”就有82家。包括狄更斯在内的众多社会名人也成为了贫民免费学校的重要资助者。贫困儿童在学校中至少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再像扫街男孩那样肮脏与衣衫褴褛。

事实上，赖兰德拍摄的扫街男孩其实就是他从附近贫民免费学校中找来的学生模特，他们不再是街上的顽童，而是慈善事业的受益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照片中的孩子看起来更加干净整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受贫民免费学校的影响，许多原先连生存都成问题的贫困儿童在毕业后甚至拥有了较好的工作，成为了中产阶级的一员。

赖兰德所拍照片，照片中的模特均是附近贫民免费学校的学生，真实的扫街男孩比照片中的孩子更加衣衫褴褛。

随着英国工业社会的成熟，工业对劳动者文化素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许多的工业岗位越来越要求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青年担任，这就使得教育的天平不断向贫民儿童倾斜，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所有孩童进行初等教育的重要性。福斯特在1870年向英国议会提出他的初等教育法法案时，就特别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强调其重要性：

我们的工业繁荣取决于初等教育法的迅速实施。在没有初等教育的基础上，努力为我们的工匠提供技术教育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我们再让我们的工人们保持没有技术的状态，尽管他们有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经历，他们在世界竞争中也将被击败。

人们意识到，儿童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1870年教育法以及随后一系列法案的通过，逐渐建立起了英国的国民教育体制。根据法案，所有5到13岁的儿童都必须在校务委员会管理下的公立学校就学。到了1891年，所有学校废除学费。而随着公共汽车的普及与城市道路的优化，扫街者的收入也越来越少。扫街男孩再也没有理由在街上做各种微不足道的生意了。作为19世纪英国伦敦的重要城市景观，扫街男孩最终逐渐消失在了历史之中。

19世纪的伦敦街头

英国学者托尼曾说，童年的待遇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揭示一个社会哲学的真正特性。对待童年的态度也因此成为我们去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19世纪伦敦的扫街男孩成为我们去观察英国最鼎盛时期隐藏在繁荣表面之下的社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也成为我们思考与警醒的重要记忆片段。如何去真正维护儿童的利益，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发展，仍然是我们当今社会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