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 |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

　　韩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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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摘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从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的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不同历史阶段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特征先后由"文化救国""文化立国""文化富国"与"文化强国"所体现,它们具有先承后续的一贯性与一致性。作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新阶段,"文化强国"的全面实践要以"文化自觉"为行动路径,以"文化自信"为基本立场,以"文化自强"为价值指引。"文化强国"理念与近代仁人志士所植立的"强国梦"形成了历史呼应。

　　作者简介：1985年出生，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工业遗产”分支执行主编、湖北省文化大数据应用工程技术中心（中国工业遗产大数据中心）执行主任、四川大学符号传媒研究所研究员、深圳大学故宫学研究院研究员、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顾问、中国外文局“中华经典外译”丛书编委与中国台湾地区“秀威文哲丛书”主编以及包括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SSCI-Q1）在内4家海外匿名评审期刊的国际编辑委员或评审人。2005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2013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UNC-Chapel Hill）亚洲学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等机构从事全职科研、教学与博士后工作。迄今先后在《浙江大学学报（哲社版）》《复旦学报（哲社版）》《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外国文学研究》、《剑桥汉学研究》、《波兰亚洲通报》等国内外多语种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当中部分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传播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近代史、文化研究、出版业、文化创意产业、外国文学研究等七个平行学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月报》《新华文摘》《红旗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文学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等重要选刊摘要或全文转载，并在欧洲、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学术专著Literature Journals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China、《历史与摩登——文化研究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等十种与译著两种，曾主编《张隆溪文集》（四卷本）、《孙康宜文集》（五卷本）与《杨昌溪文存》（合编，两卷本）。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以来文化产业的“中国化”路径及中国现代文化史、科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为阅读与排版方便，删去所有文内注释，相关引用请参考原刊。文章原刊：《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建党之初就将文化建设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来抓。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也是一部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作为在伟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其不断完善自身、凝聚合力并进行党的建设的重要方式。历史地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文化建设分别由“文化救国”“文化立国”“文化富国”与“文化强国”所体现，因此“文化强国”不但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还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必经之路，更是目前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最高形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源自“文化救国”，这根植于近代仁人志士所植立的“强国梦”精神追求与当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国情。它作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起点，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文化建设的时代责任与使命担当，而与之形成历史呼应的“文化强国”，则揭橥了其艰辛开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从“文化救国”到“文化强国”，在历史演进上一以贯之，在实践路径上环环相扣。虽然“文化强国”在之前并未被提出，但“强国梦”却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当中，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最先进文化的一整套生成、传播与接受机制。探讨从“文化救国”到“文化强国”的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之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而言，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目前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从理论的高度，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重要意义的探讨，如对先进性的研究与对党关于文化战略价值认识变迁的研究等等；二是对党在不同时期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文化战线的成就与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考察等等；三是对党的核心领导集体在领导文化建设当中的为政举措与战略思想如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文化思想的发展的学术思考等等。而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对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进行较为系统的学理性考察，则略为不足。

　　习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指明了重要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当中，领导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虽然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但总体来看，具有鲜明的连贯性与系统性，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使命、目标与成就，共同形成了一套完整、健全的党建工程。对于这一系统工程的研究，之于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本研究拟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试图突破先前的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史观，对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领导文化建设的具体内涵进行研究，并提出“文化救国”“文化立国”“文化富国”与“文化强国”四个特征性概念，尝试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予以学理性考察。

　　一、文化救国：新中国成立之前党领导文化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领导的文化建设由“文化救国”所反映。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文化救国”之下，也包含着对于“强国”的远景追求，“文化救国”实践正是基于近代仁人志士所植立的 “强国梦”。

　　（一）“强国梦”之下的“文化救国”实践

　　“强国”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共同提出并矢志不移予以追求的梦想，它最初发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此前朝野上下并无“国家”的概念，“强国”亦无从谈起。“五口”被迫通商，晚清洋务派深感丧权辱国，遂寄望于“师夷长技”来“自强”“求富”，尽管表面上仍是“华夷之辨”的“制夷”之术，但深层次上已经认识到由清政府所治理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体，要想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唯有“强国”一途。但囿于当时统治阶层的局限性，一开始并未认识到中国落后于世界列强的原因在于文化与制度，而是认为“技不如人”。在“西学东渐”大势下，洋务派一方面重视学习人类先进知识成果，另一方面则仅限于对当时西方先进技术的引入。

　　直至甲午一役战败，清政府才发现凭借明治维新一举走向扩张道路的日本已跻身“强国”之列，而当时在装备上远远领先于日本海军的北洋水师却一败涂地，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上的落后。藉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疾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康有为更是率先提出“强国”观念，并在《强国会序》中指出“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的核心部分《孙文学说》中从“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与“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等几个方面，论述如何有针对性地扬弃舶来、传统的文化并形成“创获”，以服务于其“建国方略”。至此，“强国”与“文化”已经产生了逻辑联系。而“新文化运动”中进步知识分子们所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之论，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要走上强国之路，文化因素乃重中之重。

　　上述中国共产党建党前的仁人志士在“强国梦”之下的道路探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历史背景。但需要注意的是，之前仁人志士的道路探索，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国情，同时也缺乏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认识到“强国梦”背景之下必须有具体实践，否则只是纸上谈兵，而这一实践就是党根据实际国情来领导建设工作。就文化建设这一具体领域而言，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的28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最鲜明的特征是“文化救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开端与实践路径的第一阶段，也是“强国梦”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基于实际国情所做出的历史选择。

　　从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化救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革命运动中领导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非局部执政的条件下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二是在红色政权内部领导文化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这两个方面反映了党领导文化建设工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理论品格与实践担当。

　　（二）党在革命运动中领导文化建设

　　“革命运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就本研究而言，特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非局部执政条件下所领导的“兵运、学运、工运”与文化运动。它们主要在红色政权以外的地方进行，当中许多工作属于地下工作，故而具有很强的斗争策略性与较大的艰苦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并无红色政权，但却未忽视文化建设工作，而配合工人运动则是建党之初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和李汉俊发起创办了工人通俗读物《劳动界》周刊。嗣后，北京的《劳动音》、广东的《劳动者》等刊物相继问世，而且，上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主办《劳动周刊》，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刊物。中国共产党通过配合工人运动的报刊宣传工作，开始尝试领导文化建设。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北伐，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归中国共产党负责领导，党高度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宣传工作，文化建设又是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获得了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其间，由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郭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科长。毛泽东亲自负责指导国民革命军的宣传工作，针对前期成效不足等问题，指出宣传工作不能“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图画”。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内开展了大量的美术宣传工作，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此外在西北地区，冯玉祥以“五原誓师”加入国民革命军，倡议国共合作，邀请刘伯坚、邓小平负责军队政治、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内进行办报办刊、筹办剧团等文化建设，如创办《察哈尔国民新报》《新国民军报》等报刊等等，配合党领导的兵运工作，并积累了在军队中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大革命宣告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确定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方针，但同时也重视革命运动中的文化建设领导。在吸收先前文化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青年文化人才的培养。在国统区，依托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及其核心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团结了鲁迅、茅盾、夏衍等革命文化工作者，培养了柔石、萧红、蒋光慈、周扬、金山等一大批青年文艺工作者，相继主办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文艺社团、书局、电影公司与剧团，尤其主办了几十种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杂志如《北斗》《夜莺》与《向导》等等，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左翼文艺运动”最繁荣的1934年被文化史界称之为“杂志年”。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扬“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旗帜，以左翼文艺工作者为核心，借助抗战“文协”等社团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等机构，团结了一大批杰出文化人进行抗战宣传工作，培养了以刘白羽、碧野、张光年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文艺家，取得了突出的创作成果，并与沦陷区的抗战学生运动相配合，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执政打下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可见，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文艺创作、办报办刊、兴办书局、主持各类文艺社团等方式在革命军人、工人、职员、学生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等新兴社会阶层中宣传党的纲领、政策，将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与革命运动相结合，打开了党在革命运动中领导文化建设的局面。

　　（三）党在红色政权内部领导文化建设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红色政权内部的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大革命”失败之后，以根据地、解放区为代表的红色政权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局部执政中的文化建设，为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下领导文化建设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针，以工农红军为主体，领导各地红色政权的文化建设。譬如红军中设有“红军之友社”，由“红色艺术家”李伯钊负责，通过演文明戏、编写戏曲与歌曲的形式，宣传红军政策。全国各地的苏维埃政府设有专职文化机构，如闽西苏维埃政府专设文化建设部与各级文化委员会，文化建设部长由林一株担任。1931年，该文化建设部组织进行了纪念“广州暴动”的文化活动，包括化装游行、演出戏剧、办刊办报等等，同时也要求“禁止采茶灯八仙灯封建式的游艺”，“禁止旧剧以及其他带有封建思想的表演”等等。

　　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红色政权以星星之火发端，遍布全国各地，党在红色政权内部领导文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陕甘宁边区、鄂豫皖边区、苏皖边区等根据地设有多级文化委员会（区以上）与文化委员（乡、村），专司根据地文化工作，并开展“文化入伍”运动，使边区文化生活逐步走向健全与完善。这为今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文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当中，以各类文化社团为代表的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当时举世瞩目的成就，如1937年成立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与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及其下属的“民众剧团”等等，以及与之同时代诞生、发展的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抗战剧社、延安新诗诗歌会等社团。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社团领导边区文化建设，从而推动边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是近代以来我国文化治理工作的一大创举，为中国共产党全国范围内领导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通过“文化救国”的实践建立了一整套行动指南，即将党领导文化工作、巩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以及理顺文化建设与其他革命工作的关系等具体实践予以理论化，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工作纲领。

　　如何通过领导文化工作，推进包括文化治理在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努力践行的一项事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作纲领尤其重要。这项事业在此之前无人为之，也无先例可循，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以“文化救国”来探索文化治理之道并形成工作纲领，当然是前无古人的理论创新。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尽管很重视领导文化建设，但未形成纲领，主要按照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及指示开展工作，如办报办刊等等，目的是“由此可以渐渐使我们的文化工作与政治运动紧相结合起来”，仍未将文化工作与革命工作予以明确区分。直至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一情形才得到彻底的改变。为适应“文化救国”的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着手建立并完善了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基本指导路线，阐明了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文化建设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差异性。

　　延安文艺座谈会围绕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讨论了文艺作品的群众性和如何为群众提供优秀文艺作品等问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党领导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实践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强调“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党领导文化建设这一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形成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核心工作纲领。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通过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解放区等红色政权的局部执政，取得了包括领导文化建设在内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不断认识与实践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将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理论化，为全国范围内领导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文化立国”到“文化富国”：党领导文化建设逐步走向繁荣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救国”的目标得以实现。自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党领导文化建设在艰辛中探索，从无序中寻找有序，其总体特征由“文化立国”所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期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被提出，文化成为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动力，这一阶段党领导文化建设总体则由“文化富国”所体现。

　　“文化立国”与“文化富国”依次成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党领导文化建设在实践路径上的重要特征。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内在有机统一，无论是“文化立国”还是“文化富国”，它们都是从实际国情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历史选择。从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的双重角度来看，它们之间不但不相互对立，而且有着连贯性与一致性。

　　（一）“文化立国”与“文化富国”的连贯性

　　从历史演变上看，从“文化立国”到“文化富国”都是根据不同阶段的国情，从客观实际出发，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历史抉择，是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环境下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因此两者具有鲜明的连贯性。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经济建设作为头等大事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但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还要提升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业的综合生产力。党需要通过制定文化政策、确立文化方针、引导全国文化发展方向来实现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使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需要。

　　“文化立国”关键在于一个“立”字，这里的“立”指的是从无到有的开拓树立，使之在未来党领导文化建设当中具有屹立不倒的标杆性意义。自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以“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为指导思想，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国化”发展，确实取得了“立”的历史成就。一方面，党领导各级政府与有关部门推动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各类文化场馆遍布全国，至1965年，全国已有县级文化馆2598个，城乡影剧院2943个，县级以上图书馆562个，群众艺术馆62个，乡镇文化站2125个，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出版社等机构遍布全国。另一方面，中央及省、市三级文联作协制度基本建立，这既为基层民众获取文化权益提供了重要保障，也实现了党通过团结文化艺术工作者，积极领导文艺创作实践，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并为社会主义建设凝神聚力。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推出了以《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以《梁祝》《长征组歌》为代表的音乐作品，以《开国大典》《毛主席去安源》为代表的美术作品，以《龙须沟》《蔡文姬》为代表的剧作，等等。当中许多作品至今都脍炙人口、走向世界，成为世所公认的“红色经典”，并培养出了老中青三代文化艺术工作者梯队。可以说，这些都是“文化立国”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进一步明确文艺创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创造性地阐发了“双百”“二为”方针，鼓励思想解放。这一阶段党领导文化建设之路的探索以“文化富国”所体现，这个“富”字着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文化成为繁荣国民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二是文化建设服务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体现了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而变的实践创新，是对“文化立国”的赓续与发扬，更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新举措。

　　“文化富国”还表现在文化在提升综合国力、国家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上的作用。“苏东剧变”之后，中国的外部挑战日趋严峻，“历史终结说”“文明冲突论”等观点风行一时，“中国威胁论”等荒谬论调甚嚣尘上，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将文化建设与发展提升为国际间交往、竞争的国家战略，为党领导的文化建设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略，表明了党领导文化建设应对国际挑战的决心与信心。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我国文化建设领域的一项重要战略，“文化强国”这一重要概念首次被提出。

　　（二）“文化立国”与“文化富国”的一致性

　　“文化立国”与“文化富国”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在不同时期的实践探索，但从实践路径上看，两者在目标追求上先承后续，尤其在依靠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可谓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一致性。

　　就我国现实国情而言，文化产业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实现了从少到多、由弱而强、自点及面的开拓性发展，在体量、地域、生产主体、消费主体与业态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文化市场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尤其是出版、影视、广告等文化业态均展现出了巨大活力。党的十四大前后，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成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时代话题。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文化建设既要敢于逐步进行文化市场尝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与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也要坚决杜绝其中有损精神文明建设的不良成分，坚持社会效益。“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主基调。

　　不难看出，“文化富国”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特别是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方面赓续了“文化立国”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这一点上，“文化立国”与“文化富国”具有完全一致的目的性；其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因党在包括文化建设在内各项事业当中领导权的不断巩固而决定。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党通过筚路蓝缕建设遍布全国、业态完备的文化产业来巩固文化建设的领导权并不断提升领导水平，既为我国文化产业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党领导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这是“文化立国”之“立”得以成功的前提。“文化富国”之“富”正是要巩固“立国”之成果，通过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经济建设举措，推动我国文化产业不断做大做强，从而使党在文化建设上的领导权得以更加巩固。

　　我国的文化产业是有别于西方文化产业的一套体系，在内涵与本质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部分，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是巩固而非削弱党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这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基本原则，无论我国经济发展到什么样的水平，这一点都必须坚持毫不动摇。

　　20世纪90年代，学界曾就我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方向产生过一些争论，但很快通过以程恩富、夏赞忠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论述而得到了正本清源：“（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力求获得好的经济效益，这一原则不因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改变”。“精神文化市场的管理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上述论述也证明了，“文化富国”并不是只看重“富”的一面，而是不断巩固“立”的成果。因此，矢志不移地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依靠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文化立国”与“文化富国”共同的奋斗目标与历史使命。

　　三、“文化强国”的全面实践：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日益加剧，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包括文化建设在内，党领导国家各项建设工作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作为概念的“文化强国”虽然提出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但真正得以全面实践，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将“文化强国”上升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总纲与国家意志。“文化强国”的全面实践，意味着在“文化救国”“文化立国”与“文化富国”之后，党领导文化建设步入了历史新阶段，与近代仁人志士所植立的“强国梦”形成了历史呼应。

　　从“文化强国”全面实践的方略、路径与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固树立文化的正确前进方向，自觉把握文化的发展规律，并坚持落实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不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上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党领导文化建设在各项指标上均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一）“文化强国”的全面实践要以“文化自觉”为行动路径

　　以“文化自觉”为行动路径是指在党领导文化建设工作中，应自觉维护、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本质，牢固树立自“文化救国”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所确立的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导向，充分认识到党领导文化建设是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满足群众需求与提高群众素养的有机结合，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落实到位。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在1997年提出的一个文化学概念，最原初的定义是“各民族开始要求认识自己的文化”，即不同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觉醒认知。在现代“民族国家”视域下，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也超越了传统民族概念而走向了基于“国家”的阐释维度。就目前的国际关系而言，国家之间的竞争才是人类发展当中的核心博弈因素，民族之间的竞争已居于其次。现实来看，一国有一国之文化，这种国家文化的形成既有自发性，但更多是一国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形塑而成的结果。不宁唯是，当下“文化自觉”的客体更多是指向“国家文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成果结晶，是我国目前国家文化的组成形态。如何形成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自觉，这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问题，更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行动路径。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本质的“人民性”却是一个渊源有自的概念。毛泽东曾就文艺问题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

　　党领导文化建设就是要在全国、全党维护、强化“人民性”这一本质，从而形成全面实践“文化强国”的行动路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领导文化建设中的“人民性”问题，习近平多次在重要讲话中指出“人民性”的重要意义。具体而言，以“文化自觉”为行动路径就是要将“人民性”贯穿到目前我国文化生产、传播与接受等各个实践层面：一是文化生产要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导向，提升全社会文化供给的综合能力与总体水平，做到以文育人、成风化人；二是文化传播要把握“人民性”方向，将文化传播自觉纳入党领导文化建设当中，注重将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相统一；三是文化接受要坚持“人民性”本位，主动接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产品，认识到文化接受的目的不只是满足日常文化需求，更与提升自身文化素养息息相关。

　　（二）“文化强国”的全面实践要以“文化自信”为基本立场

　　以“文化自信”为基本立场，即继承发扬自“文化救国”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立场与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将古今中外文化资源转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大主流文化资源，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空坐标。

　　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基础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是“文化强国”全面实践的基本立场。唯有坚持自信，才可走向自强。文化自信不是妄自菲薄，也不是故步自封，而是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在人类优秀文化资源中吸收养分，这是自“文化救国”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始终如一的立场。“文化自信”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发出中国声音，形成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且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真正地走向“文化强国”。

　　晚清“西学东渐”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在知识全球化的冲击下一度处于下风，甚至我们的文化评判标准与价值观念也饱受冲击，“中不如洋”之说颇有市场。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改革开放时期，因为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与文化霸权主义的侵扰，崇洋媚外、食洋不化之风又渐日盛，邓小平一针见血地予以批判——“老祖宗不能丢啊！”不言而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古今、中外文化关系之辨，以什么样的立场、如何处理上述关系，成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基于此，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在进行文化资源转换时，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这一基本立场，主动将古今中外文化转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大先进文化资源，它们是新时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基础。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三）“文化强国”的全面实践要以“文化自强”为价值指引

　　以“文化自强”为价值指引是指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要不忘并牢记“文化救国”以来的初心与使命，审时度势，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立足新的时代变局，通过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文化话语体系引领并提升文化软实力，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增强我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话语权、竞争力与影响力，将党领导文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化的新高度。

　　人类全球化运动已有了近600年的历史，其间世界舞台波谲云诡，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则一直是人类发展的主流。但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冷战”思想的回潮，近年来，以文化霸权主义、经济保守主义与政治单边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死灰复燃。在全球化大势下，任何国家都无法面对挑战而置身于事外，必须团结起来抵抗“逆全球化”思潮并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化。如果没有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无从谈起。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无法僭越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化这一基本前提。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世界文化舞台上的话语权、竞争力与影响力而言，仍与我国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的国际地位有一定距离。因此，在遭遇“逆全球化”的不公正对待时，常常难以文化软实力来有效地捍卫自身合法权益。譬如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始终缺乏相应的话语权，以至于我们在参与国际对话时，缺乏必要的理论武器。习近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指出“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上述问题的本质，就是话语体系建设不足。毋庸讳言，与经济、军事、科技等其他国家实力相比，文化软实力是目前我国综合国力的相对短板。我们在文化方面争取话语权，提升竞争力与影响力并不是要和谁争王争霸，而是为了保护自身的文化安全，履行应当履行的大国职责。

　　党领导文化建设以“文化救国”始，其初心就是在近代仁人志士的“强国梦”背景下，救泱泱中华于“东亚病夫”之深渊泥沼。及至其后的“文化立国”“文化富国”，皆是以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为使命。而今之“文化强国”，关键也在于一个“强”字，所谓“强”，就是让国家文化软实力真正地为增强综合国力服务，并与经济、军事与科技等实力相匹配，使中国在世界强国之林站稳脚跟，从而更好地承担起推动全球治理公正合理化的大国责任。

　　世界大国之间向来博弈激烈，任何国家跻身大国都非常不易，若想成为强国则更难，而文化强国则是人类历史上许多大国、强国一直以来的追求。公正地说，我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不间断历史的文明古国，目前只能算是一个文化大国，离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强国仍有一段距离。但文化强国的地位不是谁赋予的，更不是谁谦让出来的，只有自强而强，别无他途。唯将“文化自强”作为价值指引，全面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真正地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文化强国”之林。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在于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具有世界性的传播力与认同度。习近平就此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四、结语

　　从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两个方面来看，“文化强国”不但继承、发扬了“文化救国”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与宝贵经验，而且还立足新时代、直面新挑战、解答新问题，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因此，在改善并加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略上，“文化强国”不仅实现了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创新，更将党领导文化建设这一历史重任与近代仁人志士所植立的“强国梦”有机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穿越百年的历史呼应，推动着中华民族走向期盼已久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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