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过去了，对他们我还是骂不出口
影探官方账号作者| 阿飞
来源| 影探
一段十年前的卧底暗访，让记者崔松旺的名字短暂地出现在了社交媒体。
视频里，崔松旺捡烟头，吃垃圾，脏土涂满身，半月不洗澡。
彼时的他，只有一个目的：
让人贩子误认为他是智障，将他带入黑窑。
深入虎穴，崔松旺探到了第一手资料。
想要逃出报警，却比登天还难。
第一次，被抓回来，毒打一顿。
第二次，夜逃，跳进水渠躲避搜捕。
得救后，一个铮铮的汉子，抱着同事失声大哭。
最终，他手攥血淋淋的事实，解救了30名奴工，让8名黑窑厂老板伏法。
惊险事迹被网友们反复咀嚼，震撼之余，不由叹一声：
“这才是真正的记者吧！”
感慨背后，是网友们太多无处发泄的情绪。
而事件主角崔松旺也不做任何评判，只留一句：
“十年已过去，感谢君犹记，过去不足凭，虚名不足恃，一切向好，加油祝福。”
陈年勇事，仿若不值一提的小事。
不邀功，不煽情，摆手笑过，就此作罢。
这份难得的潇洒，久未可见。
未曾可知的是，还有太多的“崔松旺们”。
他们行过的事，做过的梦实在太耀眼，我们怎能忘记——
>>>>新太阳60分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让时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的孙玉胜茅塞顿开。
《新太阳60分》，多好一名字。
虽然后来胳膊拧不过大腿，节目名被否，但一伙儿人还是习惯这么叫。
只是观众们更习惯叫它另一个名——《东方时空》。
1993年，时任台长杨伟光让孙玉胜开一档早7点的节目。
20万启动资金，5分钟广告时间，再加20平米的玻璃房，就是《东方时空》可以支配的全部。
孙玉胜靠着“连哄带骗”从各个部门借调了六个同事，七人又拉人入伙。
照白岩松后来的话说：
“跟骗子的唯一区别，是认识的人推荐的。”
群策群力，节目有了眉目。
《东方时空》分四个子栏目：
《东方之子》访成功人士；《生活空间》采百姓故事；《金曲榜》播流行歌曲；《焦点时刻》抓社会痛点。
一个月不到，节目改变了全国人民早八点才看电视的习惯。
持续见涨的广告费，让《东方时空》很快还清了台里20万。
那时，大街小巷传起了顺口溜：“吃方便面，打面的，看《东方时空》。”
《东方时空》快速赢得百姓关注，只因一个——节目戳中了老百姓的心窝。
《东方之子》制片人时间最烦五种话：假、大、空、套、官。
编导的片子但凡有一点谄媚虚假，片子被毙不说，还要挨骂。
无论是济钢厂长马俊才，还是后来的大师季羡林。
《东方之子》拍的成功人士，不倨傲，不作势，始终与观众平视。
制片人时间
第二期，胡健采访下海经商的作家张贤亮，一上来就是连珠炮提问：
“你怎么在经商里保持自己心灵的相对自由？”
“经商会对人格产生影响吗？”
一个个针扎的问题，刺得张贤亮发毛：
“你到底是干嘛的，一个主持人怎么可以这样。”
如果说，《东方之子》是拒绝仰视，那《生活空间》就是拒绝俯视。
制片人陈虻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做片子，先做人。
主角是老百姓，镜头里绝不能带有一丝“何不食肉糜”的清高。
有一期，采访卖水的大娘，记者问两桶水卖多少钱，大娘说3毛。
记者下意识回了句：“才3毛！”
后来，这句感叹删掉了，记者坐在镜头前对着观众反思：
“我觉得我是在用一个城市青年的心理来衡量这三毛钱的价值，还没有真正懂得这三毛钱对这位农村妇女意味着什么。”
时时刻刻，《生活空间》都要求自己对得起那句标语——“讲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东方之子》《生活空间》是决不粉饰的真，《焦点时刻》就是力透纸背的狠。
当年，洋河污染，殃及农田，《焦点时刻》记者跑去政府大楼采访。
等了一上午，领导避之不见。
记者直接站在门口报道：“市长工作很忙，但我们以为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话毕，镜头后响起了农民震天的鼓掌声。
一年后，节目改版为每晚的《焦点访谈》。
工厂童工、阳泉沟矿难、注水猪肉、无影工程……一桩桩黑心事大白于天下。
《焦点访谈》被百姓称为“焦青天”。
不过，“舆论监督”的这一记铁锤，也砸得多少人现出原形。
记者们没有一刻不在担惊受怕。
一方面，他们要警惕，被斧子追着砍，被地头蛇点名威胁。
另一方面，他们要快。
因为只要慢一分，就很有可能因为求情，将片子拿下。
用制片人赵海潮的话说，这叫“一快遮百丑”。
或许是受到《东方时空》的感召，当时也涌现了一批精彩报道：
《南周》报道扳倒恶霸，揭发高考舞弊案，揪出庸官……
中国第一揭黑记者王克勤，接连写出《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黑幕》《假疫苗》……
繁峙矿难，记者刘畅拒绝“贿赂金元宝”，如实报道死亡人数。
为了呼格吉勒图案，记者汤计追踪报道十年推动案件复查……
《南周》前主编江艺平曾说过：“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这话从来不是理想主义者的矫情，它真的存在过。
>>>>东方之子
1994年，北京暴雨。
编导张朝夕正看着书，突然惊起，这床垫子怎么飘起来了。
一看，倒灌的雨水淹了《东方之子》的地下室宿舍。
一伙人没二话，将所有家当全部堵在机房门口，一夜无眠，守住了片子。
没编制，没经费，没场地。
当年，除了理想，一穷二白的《东方时空》给不了记者们任何东西。
临时工的身份在台里受辱，在外也挨挤兑。
打扫卫生的保姆拿着暂住证质问他们：“我有你们有吗？”
一帮人说不出话来。
前《东方之子》编导周兵，纪录片《敦煌》《故宫》导演
编导们剪片子累到睡走廊。
陈虻忙到没空吃饭，经常顺手就拿起桌上的剩盒饭往嘴里扒拉。
时间胃疼到跪在地上，还坚持在演播室指挥编导切换镜头。
这样的日子浸着满满苦水。
可每当他们回忆起，眼睛依旧在发亮。
对他们而言，那日子里有太多比苦更有意义的事。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时，时间给栏目组的每位同事都送了一本。
时间信奉陈寅恪先生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希望《东方时空》也能如此。
大家曾回忆，那时每天只做四件事：
干活，吃饭，睡觉，吵架。
时间是出了名的狗熊脾气，《东方之子》里就没他没骂哭过的。
除了白岩松。
脸上还冒着青春痘的白岩松被师哥崔永元忽悠来了《东方时空》。
嘴不把门，天天和人吵：
“要是做这样的节目，我从十楼上早就跳下去了，我都跳十回了，你们还好意思做这节目。”
话说的再狠，有用必须听。
不讲辈分，不看资历，脸皮比节目重要。
爱骂人的除了时间，还有陈虻。
时间是着急上火乱撒气，陈虻是直击关键不留情。
相传，南院（新闻评论部办公区）一大景，陈虻审片。
八分钟的片子，他能审一两个钟头。
藏得再深的问题，陈虻一眼就能给挑出来。
都说，被陈虻骂，死的心都有。
前《生活空间》编导樊馨蔓，九届《感动中国》导演
陈虻也能慧眼识珠，当年一位编导第一次拍的片子说放就放。
一播出，片子拿了节目金奖。
25年过去了，这个13分钟的短片依旧还在被热议。
片子的名叫《姐姐》，它的导演正是《观音山》的导演李玉。
《南周》前记者陈菊红曾写了一篇祭奠南周岁月的《离开》，里面有句话：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这样的日子，纸媒英雄们拥有过，东方之子们也拥有过，
>>>>问路
少有人知，《东方时空》曾有个传统，办年会。
年会里，主持人敢把领导钱包掏出来，把钱扔向空中。
最多一次，白岩松散了领导钱包里的两千块钱。
后来领导来不敢带钱包了，或者只放几十块钱。
大家还改编老电影，然后套编辑部的故事：
“白岩松斯基”拿出扳手猛击“水均益斯基”后脑，边打边骂：“我是十大杰出青年，奥运会我现场直播，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我是主持人，我看话剧我坐第一排……”；
“崔永元斯基”因为不肯交出女编导而被当成奸细，被“关海鹰诺娃”打死……
最精彩的莫过于白岩松的RAP，这词儿放到现在，不敢想。
80年代的电视没有办法看，80年代的记者没啥事情干。
大会小会开不完，电视要玩完。
回过头咱数一数，新闻真操蛋……
视频流传出了网，有的人看得津津有味。
有的人开始发帖批判：
“一点儿正经都没有”
“话里有话嘛”
“为新闻工作者抹黑”
意见起了，没办法，指令传了下来：
所有演出的VCD收回，海报、节目单收回。
今后年会必须阳光灿烂，四平八稳，不能恶搞，宁可不搞。
在那之后，白岩松很少再参加年会。
2010年，敬一丹给白岩松发了个短信：
“再也不是以前的年会了。”
也是在那一年，一个时代趋势开始显露：
网络广告规模迈向百亿规模。
极速衰落的纸媒，再也赶不上新媒体的步伐。
当技术冲击和理想围剿同时涌来时，当年想干到80岁的记者们，开始犹疑了。
2012年，曝光过三聚氰胺和杨永信的记者简光洲宣布离开媒体：
“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简光洲之后，不过一年。
黑社会500万悬赏人头都不为所惧的王克勤，在第四次被报社劝退后，累了。
此后，一心扑在了公益上，不再碰报道。
王克勤
2018年，长生疫苗事件曝光。
王克勤当年的签发总编包月阳在微博上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有时候，时间能改变什么。有时候，时间什么也改变不了。”
这条微博被短暂地热议，又快速地淹没进了娱乐新闻中。
而揭发长生疫苗的兽爷，拿了那年的媒体奖。
人人都说，新媒体出一篇深度稿不容易。
少有人知，兽爷出身《南周》。
记者们总是最能敏锐感知到时代浪潮朝向，他们选择离开来换另一条生路。
“为了不在平媒大船沉没中跟着沉沦，我必须走出这关键一步。”
文章《一个10年老记的心声：我为什么要离开》中的这句话说出了太多记者的心声。
2001年，时间调离《东方时空》。
离开前的最后一个会，是柴静进评论部的第一个会。
时间在台上默默地抽烟，半晌说了一句：
“我不幸福。陈虻也不幸福。”
说完，把烟按灭，走了。
>>>>新闻不死
08年，平安夜。
陈虻走了。
东方之子们基本都赶去了医院病房，他们不知道离开了医院还能去哪儿。
敬一丹和白岩松在陈虻的办公室待了一夜。
没赶到见陈虻最后一面的水均益问同事：陈虻最后说了什么。
同事说，只有四个字：话语空间。
陈虻的追悼会来了很多人，八宝山挤满了人。
时间在追悼会上痛哭：“如今战壕没有了，兄弟也没有了。”
同事们在陈虻的办公桌上放了一盆白菊和一张纸条，上面写：
“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
《东方时空》二十周年时，白岩松写文纪念，提到了陈虻：
也许，陈虻还是幸运的，再也没有堕落的可能，而我们却都要格外小心，下坠的前方还有很大的空间。说来也怪，陈虻走了，总有人凭吊；可二十年里，好的理想与精神，每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一死去，怎么从不见人伤感凭吊？
没办法，已经死去的和依然活着的，是同一个人。
不可否认，我想念那时意气风发的他们。
但我更清楚，这份怀念不应该成为现在失望的理由。
因为，相信新闻的人会始终相信，这世上还有为我们抱薪取暖之人。
而一句“记者没一个好东西”的随意发泄，很有可能就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三邀》里，罗翔老师曾说过：
“在人类所有的美德中，勇敢是最稀缺的。”
而记者无疑是这个世界里，最勇敢的一批人。
他们见到了那么多黑暗，依旧笃信光明。
他们经历过那么多危难，依旧选择涉险。
即便，后来的他们放弃了。
我们也没什么理由好苛责。
因为，美好的仗他们打过了，所信的道他们守住了。
陈虻说过：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