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的刚与柔
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吴建民（1939-2016），资深外交家，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他五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中国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曾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等职。
他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位亚洲人。
2003年，吴建民荣获法国总统希拉克授予的荣誉勋级会“大将军”勋章。
在西方大国中，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当人们谈到中法关系时，都无一例外地要提到毛泽东和戴高乐的名字，是他们做出了中法建交的战略决定。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高乐将军
中国人有一个优良传统：不忘老朋友。2000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就邀请戴高乐的儿子、侄子、孙子等到官邸吃饭。
上桌后我先简短致辞，我说，中国人对戴高乐很钦佩，因为：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在祖国遭受侵略时，在很艰苦的条件下，领导法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人民深受外国侵略之苦，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人怀有敬意。
2
戴高乐顶住美国的压力，在1964年毅然决定承认中国，同中国建交，其战略眼光值得钦佩。
3
在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戴高乐奉行了独立的外交政策，敢于顶撞某个超级大国。中法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我还谈到，1970年戴高乐去世后不久，我去人民大会堂给周恩来总理做翻译。当时正是“十年动乱”时期，信息很少。见到总理时，我便把从法国《世界报》上看到的有关戴高乐的事情讲给总理听。
我说，从周总理的眼神中看到他很难过。周总理说：“戴高乐维护了法兰西的独立，还很廉洁，不容易。”在座的戴高乐一家表情肃穆。
饭后，戴高乐的长子菲利浦对我说，他们一家对我所说的话十分感动。
饭桌上的主要话题自然是戴高乐。菲利浦告诉我们，戴高乐家治家很严。
戴高乐入主爱丽舍宫后，尽管总统办公室与住处仅几步路，但他总是把公私事务分得很清，家属不仅不能去他的办公室，而且也不能过问国事。他写的私信都让秘书拿到邮局去寄，自己付邮资。
当时，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住在外面。周末他们到爱丽舍宫去看父母，吃饭要登记，戴高乐自己付钱，从无例外。据说，这是他当军人时养成的习惯，公私分明。对戴高乐来说，像是一条军纪，必须绝对服从。
但是，戴高乐对他的女儿安娜却有点“溺爱”。安娜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前，戴高乐夫人遭遇了车祸，孩子的脑子受了伤，成为痴呆儿童。夫妇俩竭力保护她，不准其他孩子欺侮她，不让她感到自己与别的孩子不一样。
每到周末，戴高乐到科隆贝双教堂的乡下别墅，总要牵着安娜的手到森林里散步，用她能听懂的方式给他讲故事，教她唱歌，跟她跳舞。只有安娜一个人有权玩弄戴高乐的军帽，这是她最高兴的时刻，也只有戴高乐能把安娜逗得哈哈大笑。
安娜不到20岁就去世了。戴高乐夫妇俩感到十分难过，把她葬在科隆贝双教堂的墓地里。他们含着泪水在她的墓前站了好久，最后，戴高乐说：“现在她跟别的孩子一样了。”
退休后，戴高乐住在科隆贝双教堂的小村子里。他每天早上都要在安娜的墓前放一束鲜花。
戴高乐和女儿安娜
戴高乐吃饭很简单，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求菜热、准时开饭。他一日三餐的时间，除了宴请外国贵宾，都是雷打不动的。对于菜肴味道，他很少抱怨。
饭后，他总是和夫人一起在总统府的后花园散步半小时。戴高乐散步时，不允许任何人来打扰，“除非爆发战争了”。
在法国历史上，戴高乐不仅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而且还是雄辩的演说家。他于1940年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动员法国人起来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自那时起，他经常发表演说，演说稿都是自己起草的。
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广播
戴高乐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法语功底很深。他的讲话不仅很有文采，而且很有号召力。但是，1958年他重新上台后，在电视台发表的讲话反响极差。
他的好友、公众广告公司的老板坦率地向他指出，过去在广播电台讲，念稿子没问题，现在出现在电视屏幕前，再念稿子就没人爱听了。他建议戴高乐脱开稿子讲，“您要记住，您是向法国人民讲话，不是给他们念书”。
戴高乐接受了他的意见，还请法国话剧导演辅导。他在每次演说前打好腹稿，直面屏幕前的法国人，效果很好，被视为法国最伟大的演说家。
戴高乐在1958年当选为总统后，就考虑要承认新中国。1962年他在处理完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后，就把同中国建交置于他日程上的首位。
1990年尼克松访问戴高乐基金会时对菲利浦说，戴高乐的对华政策对他影响很大。
1969年，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访法，谈及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戴高乐对他说：“晚承认不如早承认，等中国强大起来了，你们就不得不承认了。”
戴高乐的孙子让·戴高乐在他祖父去世前三天见过他，当时，戴高乐兴致勃勃地说，他将于1971年1月访华。谈到毛泽东时，戴高乐说，毛主席是一个伟人，一个曾为自己国家独立解放而战斗过的人。
戴高乐总统与丘吉尔等人
戴高乐退休回到科隆贝双教堂村的私人别墅，这个小村庄人口才三百多，十分宁静。他家附近有一片大森林。
我曾参观过戴高乐的故居，是一幢很普通的二层楼房，大约有十几间房间，家具很陈旧，没有现代新潮的家具。戴高乐夫人专为他在二层布置了一间小办公室，让他写作。在他写作时，任何人不得打扰。
戴高乐故居
戴高乐经常担心在有生之年写不完他的回忆录。他写作态度非常认真，对所有的事实都要核实，还常常打电话到巴黎查询或核实各种资料，所以他写得很慢，一天只能写三页。他临终那天上午还给在巴黎的秘书打电话，要求核实一个史料。
在戴高乐的晚年，他并不讳言“死”。他的一生中，多次成为暗杀的目标。
有一次，子弹穿过汽车，打到他脖子后的一只小箱子。这是他夫人随身带的小箱子，除了她的一些个人用品外，还有一张女儿安娜的照片。戴高乐说：“安娜有灵，在保护我们。”
写作中的戴高乐
1970年10月，戴高乐已是80岁的高龄，在去世前一个星期，菲利浦到科隆贝双教堂去看父母。上午，菲利浦与父亲在森林里散步。戴高乐走得很快，不断用手杖戳落叶，时而还问儿子：“跟得上吗？是不是走得太快了？”
有一次，戴高乐对菲利浦引用一段打油诗：当我到100岁的时候，上帝召唤我：“来吧，来吧！”我回答说：“不急不急，生活才开始呢。”
11月9日晚，戴高乐吃完晚饭，照例观看7时的整点新闻。突然，他从沙发上倒下了，整个身体抽搐着。夫人立即叫服务人员来帮忙，找来一只垫子，把戴高乐抬到垫子上。十分钟后，医生到达，戴高乐已经不行了。
戴高乐生前写了遗嘱，有一份由总统蓬皮杜保管。遗嘱中明确说，他死后，葬在科隆贝双教堂，与他女儿在一起。他不希望进先贤祠或荣军院（拿破仑葬在那里）。他要求只举行小范围家庭式的葬礼，不搞大规模的仪式。
戴高乐夫人担心蓬皮杜不忠实执行戴高乐的遗嘱，打电话给在布列斯特海军基地的大儿子菲利浦海军上将，要他第二天（10日）一早到爱丽舍宫找蓬皮杜总统通报戴高乐去世的消息，并要求蓬皮杜把戴高乐的遗嘱交新闻界发表。
菲利浦接到电话后连夜坐火车前往巴黎。10日一早，他到爱丽舍宫要求见总统。秘书说，总统才起来，还没穿好衣服呢，过一会儿再来吧！菲利浦说，我有要事相告。秘书说，总统的事当然都是重要的，还是不让他进。菲利浦一气之下，扭头就走。后来是通过他的下属转告蓬皮杜的。
菲利浦进家门，看见父亲安详地躺在一口普通的橡木棺材里，身上盖着每年国庆在家门口悬挂的国旗。脚跟前放了一本精装书，里面印着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跟随戴高乐参加解放祖国战争的人的名字。
戴高乐夫人很镇静，有条不紊地处理后事。她把戴高乐去世时穿的衣服和垫子全让仆人拿去烧了。戴高乐的旧衣服让人送穷人，只留了将军生前穿的军礼服。勋章、奖章、大衣、1940年战争期间穿的卡其军装、盔甲、皮上装，以及从爱尔兰带回的手杖，还有防弹帽、自动手表等，给孩子们作纪念。
戴高乐夫人对戴高乐的下属人员说：“这几年他心情很不好，但他挺过来了。你们知道，他很坚强，像一块石头。”
覆盖着法国国旗的灵柩被送至科龙贝墓地
戴高乐在1969年的公决中失败，十分伤心，任期没到就辞职了。他说：“既然你们（法国人民）不需要我了，我就不干了。”他还拒绝了总统退休金和将军退休金，仅靠稿费生活。
戴高乐一家家庭观念都很重。戴高乐死后，孩子们周末回家看望母亲。吃饭时，母亲让长子菲利浦海军上将坐在父亲的座位上，背靠壁炉，长餐桌的另一端是戴高乐夫人。戴夫人说：“这表示戴高乐家的香火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