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拥有身体？有关身体与社会之关系的佳作评介

来自异文化的注视或是社会的监视无不时时刻刻地提醒着我们如下事实：我们的身体从来都不是，也永远都不会真正的为个人所有。单纯的身体被赋予无穷的文化特质而成为插着民族“标签”的被展示物，被收集起来的数据，或是权力滥用的对象。个人身体与历史、社会的连接与关系，便是以下几本书的一个共同主题。

当一个人被认为是“异族”时，意味着什么呢？是他思维中那无法磨灭的文化行为模式吗？事实上，要认识到这一点已然是相当迟的事情了。“异族”这个词除了听不懂的如噪音一般语言之外，最直观和直接的无疑就是与“自己人”不一样的身体。荷兰人和英国人初次出现在中国人视野中时，他们与众不同的“红毛”就成为人所共知的代指。如是众多的似是而非的中外有别的身体特征，在冯客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中得到十分详实的研究。仅举一例来自晚清学者俞正燮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的肺有四叶而中国人有六叶，外国人的心脏只有四窍而中国人则有七窍，外国人的肝脏在心脏的右边而中国人在心脏左边，外国人有四个睾丸而中国人有两个”[i]。这种描述绝非单纯生物学的而使带有强烈的文化意涵。例如最后一点就被认为是外国人生性淫乱的原因[ii]，而外国人也不甘示弱，以至于中国人的辫子被赋予女性化的意味而被认为是软弱民族的象征[iii]。

然而最广为人知的无疑是所谓“东亚病夫”的言论。这一说辞迟至二十一世纪还偶有见诸报端。但是杨瑞松在《“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政大出版社，2016）中就详细追溯该话语的源头并认为“病夫”这一说辞原本和中国人的身体并无关系，而是借用形容奥斯曼土耳其为“欧洲病夫”的说辞来谴责清政府的颟顸无能。但是这个说法被梁启超、陈天华等人借用以激发集体受辱的意识并构成“受害者论述”的材料[iv]。这种“自我东方化”的过程将原有材料的内涵进行挪用和重编，以至于完全的颠覆[v]使这个概念具有“东方和西方的双重特质”。

讽刺的是，当中国人自认为是“亚洲病夫”时，身处美国的白人（尤其是爱尔兰人）却因为亚洲人无与伦比的身体耐受力而对潮水一般的中国移民感到恐惧。中国人被人形容为“昆虫”一般能够忍受长期低度痛苦，靠极度低廉的工资生存，而与必须吃肉的白人展开“米与肉的斗争”，这一现象在韩瑞的《想象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中有长篇累牍的论述。而这种忍受痛苦的能力也成为中国人成为“黄祸”的一个论据。

事实上认为中国人的肉体能够耐受疼痛的可以见诸当时的外国人游记和回忆录中[vi]。这可能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有关中国广泛使用酷刑在西方引起的成见，卜正民在《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商务印书馆，2013）就对此有过严谨而详细的思想史梳理，并在最后一章中指出极富戏剧张力的中国刑场如何引发欧洲人对于草菅人命和冷漠围观者的厌恶之情。

而另一个来源可能是西方医疗传教士的报道。Larissa N. Heinrich在他的著作The Afterlife of Images：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中给出了精彩的论述。作为医疗传教的先锋人物，美国人伯驾因为用视觉的证据来感化潜在的皈依者和谋取母国资助人的捐款而希望用油画记录下他的治疗成果，恰巧他的得意徒弟是广州最著名的油画家关乔昌（Lam Qua）的亲戚，于是大量的，极其具有冲击力的画作被关乔昌创作出来。伯驾认为这些画作不仅能够直观地证明西医在外科上的优势，还能向西方人展示中国人的性格、习俗和思想。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画中的病人带有的冷静甚至有些甜美的笑容，这种笑容和他们夸张到令人惊悚的病症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而使观看到此画的外国人很难不对中国人产生“缺乏敏感神经”（absence if nerves）的判断[vii]。

关乔昌最为伯驾绘制的最著名的两幅画作，病患冷静的表情和令人感到惊悚的病症显示出极大的张力。

西方医学，尤其是解剖学的传入不仅仅只是更新了中国人对自己身体的理解，作者认为1920年代兴起的文学上的“自我解剖”风格以及鲁迅（曾经学医）在文章都深受解剖学带来的影响，这与中国人认同的形成似乎有着微妙的关联[viii]。

异文化的注视却并不如来自社会的直接监视对个人身体造成的影响来的大。Jean Stenger所著《自慰：恐惧的历史》（边城出版社，2006）就详细地追溯了自慰行为是如何从几个庸医推广自制药方的宣传，转化为一场深刻的社会运动和西方长达百年的偏执。作者精于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但是在论说上还稍欠火候。尤其是解释为什么反自慰会成为近乎偏执的社会运动时，作者语焉不详。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反自慰运动中所隐含的“社会监视”行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现代社会的规则如福柯所言，是“规训与惩罚”的结果。而无处不在的社会监视被他称为“faceless gaze”（没有脸的注视），这种类似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处境才是导致自慰者因为害怕而变得精神紧张、产生罪恶感甚至疯癫的原因。而大量的医生颠倒了因果而把一切都归咎于自慰行为。二者的共同作用让监视者（家长、学校和社会）与被监视者（青少年）痛苦不堪，只有权力对于人的掌控这一事实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即使到如今，强制性的身体控制似乎离我们远去，但事实上我们的身体依旧被社会规范，广告和自我期许所控制着。为了美丽而整容与裹小脚在本质上似乎并无差别。我也并非对此抱有极大的成见，只是通过阅读以上介绍的书籍，或许能够对人类的身体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已。

[i]李敖，《独白下的传统》，文兴书店，1988，页4。

[ii]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认为洋人淫乱主要是文化上不重三纲五常，如《庚申夷氛纪略》载称“（英国人）夫妇无别，对众可以狎袍，甚至宣淫。偶然反目，则妇弃夫而他适，如有不谐，则再弃而再适，苟合私奔无禁”见齐思和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页21。

[iii] C. Holcombe, The RealChinaman, Dobb and Mead, 1895.

[iv]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政大出版社，2016，页37-58。

[v]同上，页4-5。

[vi]例如皮埃尔·马蒂埃形容清军士兵“经过斯巴达式的训练好像对痛苦已麻木不仁。医生从容不迫地对这些人肉机器开刀，我在一旁看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我敢肯定，在此期间无一清军伤兵喊疼。”见皮埃尔·马蒂埃，《从巴黎到八里桥》，中西书局，2013，页35。

[vii] Larissa N. Heinrich, heAfterlife of Images：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5-59。

[viii] Ibid，137-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