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陈老总那样做人
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张宏喜 曾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领事副司长、司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陈毅的大名，知道他当过新四军的军长，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于是就把他列入我崇拜的英雄人物之列。
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大学毕业后会到外交部工作，到了外交部兴奋得不得了。到了外交部以后，更令我兴奋的是能近距离见到令我崇拜的陈毅，还有近距离见到令我更加崇拜的周恩来。
1961年1月，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大将军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与奈温总理亲切欢谈，右起为陈毅、周恩来、奈温、张茜、郝治平、罗瑞卿。
作为一个从穷乡僻壤来到首都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每次见到周恩来、陈毅，我都是一直盯着他们看，看他们的相貌、表情、服饰，一举一动，想把他们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心中，永志不忘。外交部的人都称陈毅为“陈老总”，我自然“入乡随俗”，弄得到现在我总是称“陈老总”、“陈老总”的，难以改口。
当时我是刚入部的小字辈，只是在大小场合上能见到他们，如能握上手就高兴得不得了，没有机会同他们交谈。倒是经历了共和国外交部的风风雨雨，在两位老人家相继去世几十年以后，时时忆起他们，他们的形象常常在我脑海里重新鲜活起来，我于是就在心里默默同他们对话，把无限的怀念和哀思向他们倾诉，重温他们的教诲，向他们保证无论生活发生多么大的变化，都要永远像他们那样做人。
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陈毅副总理在工作
与陈老总接触距离最近的一次，是他到外交部一些办公室察看，来到了我所在的办公室。回想不起准确的日子了，反正是1966年“文革”前的春季。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同志引领陈老总来了。我一看是陈老总，既惊讶又高兴，连忙站起身来，不知道说什么好，手足无措只是笑。董越千同志对陈老总说，这是宦乡同志的办公室，他有事情不在。陈老总“嗯”了一声，点点头，看了看我，要我坐下。
当时我是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宦乡同志的秘书，那时房间不足，所以秘书与领导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办公室并不大，几眼就能扫一遍。仅仅一会儿工夫，董越千同志就引领陈老总去看下一个办公室了。
说起来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但一说起陈老总，我总会想起与陈老总面对面的短暂情景，竟无法忘怀。
1961年5月，陈毅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图文会场情景，陈毅左、右两侧为姬鹏飞、章汉夫。
那时我刚到外交部两年，年仅20余岁，能像陈老总这么高级、这么有名望的中央领导人能来到自己所在的办公室，自然会留下极深的印象。你想啊，当我十分崇拜的高大英雄，平时总以为离自己很遥远，而且高高在上的中央领导人，突然像平常人一样，朴实无华，并无光环，也没有前呼后拥，一下子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怎能把这事忘掉呢？直到现在，恐怕一般的小青年也难得遇到几次这样的情景。
记得大概是1995年或1996年，我作为外交部的司长随同一位国务院领导同志去广东视察，别的倒记不太清楚了，却对一路上的保卫工作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看到我们的保卫部门把领导同志保护得太好了，能清场就坚决清场，各个场合大多都是事前布置好的，现场则是层层保卫，老百姓根本看不到、摸不着领导同志。
我心想这算什么视察啊？但转而又想，不这样又怎么办呢，谁敢掉以轻心，万一出个差错谁能负起责任？似乎不这样严加保护，安全就得不到保证。
就在2009年，在我们住的地方举行了一次活动，大家都认识的一位远比陈老总职务要低的领导要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负责保安的人突然把我们平时走的一条近路封住不让过，说是留给领导同志走的，弄得一大批比那位领导年龄还要大的老同志一肚子气，把这次活动的气氛搞砸了。这肯定是下面的人搞的，那位领导根本不知道，问题在于这已经成为当前的风气，几乎无处不如此，民怨甚多。
可在我年轻时，陈老总自己跑到我们的办公室，身边除了一个引路的部领导外，没有带一个警卫或随从人员，事先根本不需要做任何布置……
陈毅及夫人张茜在日内瓦设宴招待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莫尼克公主。
仔细回忆一下，那一次陈老总之所以到外交部的办公室察看，我推想是因为邢台发生地震，北京有强烈震感，地震一发生，周恩来总理便打电话询问外交部的安全如何，因为他知道外交部的主楼是中央国家机关里最旧的房子之一，担心危险。不久，就决定外交部搬家，陈老总来看办公室，恐怕就是为了搬家的事情。搬家就搬家呗，身居高位的陈老总还要亲自来看看大家的办公室，这就是我们的陈老总。
陈老总他们都是出生入死、率领过千军万马、功勋卓著、名留青史、闻名中外的历史性人物，但他们生前却从不居功自傲、不摆谱。陈老总他们那一代领导人被子孙后代所传颂是必然的！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陈老总的两次讲话。
一次气贯长虹的记者招待会
1965年9月29日，那是国庆节前两天，陈老总举行了一次有3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招待会。记者招待会在现在很流行，而那时在国内却很少见，或者说在国内就没有举行过这种领导人直接回答记者的活动，所以显得很不寻常，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陈老总穿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戴一副墨镜，潇洒而威风凛凛地走进会场，一副元帅外交家的风度和气派。在讲话和回答记者问题时，他一会儿轻松幽默，一会儿款款而谈，一会儿平静自如，一会儿慷慨激昂，整个招待会精彩之极，从头到尾高潮迭起，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跟着他的言语、形态、表情而波浪起伏，有时哄堂大笑，有时屏息静听，有时叹声一片，有时掌声雷动。直到现在我还很难找到一次能与那次记者招待会相媲美的场景。
最精彩的镜头，是陈老总在提到外国对我们的欺负时简直是怒发冲冠，用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声若洪钟地说：
“对于美国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中国人民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来保卫自己神圣的祖国不受欺凌。让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日本军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一起来吧，我陈毅等他们16年，头发都等白了！中国人有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毅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恶极，欺人太甚。”
我清楚地记得，陈老总在说“我头发都等白了”的时候，两手举起向上扯扯头发。陈老总的话和举动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招待会结束时，全场起立，人们用热烈掌声欢送陈老总离场。这次记者招待会在国内引起了空前强烈的轰动，记得外国记者有人用“雄狮”一词来形容陈老总。
日内瓦会议期间，陈毅在富马亲王举行的招待会上，与美国代理团长哈里曼夫妇交谈。
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不好理解当年陈老总为什么要说那些话，那些话似乎显得太强硬太直白，没有任何外交辞令的味道，不像一个外交部长说的外交话。可我们这些从那个历史时代过来的人，不仅当时听了大快人心，直到现在一提此事，仍然充满对陈老总的敬佩。不光是我或少数人是这样，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对陈老总那次记者招待会的一致反应。
时下的网上有人仍在议论此事，对陈老总那次讲话倍加赞扬。
我看到有位网民这样说：
“凡年龄在五六十岁的中国人，几乎绝大部分人都还记得陈毅在记者招待会上大义凛然、双目怒视，声如炸雷洪钟般的钢铁语言。”
“我们当时是二三十岁的小青年，听广播听得跳了起来。我们欢欣鼓舞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我们需要这样不怕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我们需要这样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一位名为谢明康的网民说：“1965年，我还是一个初中生，当年挤在学校的黑白电视机前看了陈毅同志在北京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讲话，热血沸腾，四十多年了，记忆犹新！”
“文革”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次运动是文化领域的事情，主要是为了批判一些错误思潮，政府机关就是参加学习。在外交部，上面传下话来，说学习到国庆节前结束，后来又通知说是到春节即1967年2月运动就会结束，把事情想得很简单。
图为"文革”时期
一开始我们都是抱着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运动的态度。报上说《海瑞罢官》有问题，我们就跟着批《海瑞罢官》；报上又说北京市的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宣传部长廖沫沙组成“三家村”，发表了不少有问题的文章，我们就跟着批“三家村”。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大家以为文革小组是中央成立且受中央直接领导，不会有错，于是就对文革小组非常信任，以为他们说的就是中央的精神。
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一般人的预料，大半年过去了，运动没有结束的样子。而且不是什么文化领域，而是政治上的事情，越闹越大，被炮轰打倒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很多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开国元勋被打下去了，林彪却上来了。文革小组大权在握、横行无阻，在他们的煽动下学校里大乱起来，并很快向整个社会蔓延，从北京到全国，形成一种来势迅猛的强大潮流，整个中国社会越来越混乱，人们不知道会到哪一步，今后会有什么结果？
像我这样的人陷入矛盾状态，既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运动，又弄不清事情到底怎么了？即使心里有些嘀咕，当面对那种铺天盖地吞噬了整个社会的潮流时，谁又敢去说心里话？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老总来了，他在外交部全体干部大会上讲了话，地点就在外交部东交民巷（“文革”中改名“反帝路”）30号办公楼礼堂，也就是现在的华丰宾馆大餐馆，当时是一个阶梯形礼堂。他没有稿子，也没有看见有谁作了记录，恐怕讲话全文现在是无法找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老总说：
你们是干部，不能像街上的红卫兵那样乱来，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哪能有那么多坏人？不能把什么都说成是“四旧”（笔者注“四旧”是“文革”语言，当时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际上是把过去的一切统统否定和打倒）。我戴的手表是达赖送给我的，是不是我也得把它摘下来砸烂？现在大字报的字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低。外交部不能乱，不能允许学生来冲外交部。当年我当学生时就冲过那个时候的外交部，现在是什么时代？
陈老总讲话时满脸严肃，情绪激动，话里充满了痛心和愤慨，他显然对当时的情况很不满意。而在谈到希望外交部的干部应该如何时，真是语重心长、淳淳教诲、情真意切，使我这样的人深为感动。特别是，我记得他说，做人要坦诚，要拿灵魂见人！他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引起了我内心的强烈震撼。
弥留之际的陈毅
那个时候谁还会、谁还敢给我们讲这样的话？陈老总给我们讲了，这位开国元勋、我们的部长，把一颗赤诚的心掏给了我们。
后来听说，陈老总在部队和其他地方都讲过类似的话，他明确说：“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要出来说话，有些话可能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可能惨遭不测，我不怕。”
陈老总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一位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他无私无畏，不怕邪恶，敢于抵制“文革”，敢于挺身而出，敢于仗义执言，一腔浩然正气，一身高风亮节。
陈老总在外交部的那次讲话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开始注意辨别，不随便跟着那些极左的社会潮流跑。我心里好像有了一些底，希望以后陈老总能经常给我们讲一讲。
但不知怎么回事，后来听不到陈老总的消息了，他也不来外交部给我们讲话了。
那时候党组织已经乱了，正常的渠道不再畅通，没有人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人们只能从社会上的大字报、小报、小道消息获取信息，所谓“二月逆流”的事情传开了，陈老总被牵涉进去。社会上和外交部出现了批判陈老总和“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传单和小报
我不相信陈老总会有什么大问题，但他那样耿直、嫉恶如仇，会吃亏的，所以特别为他担忧。果然他因此而蒙冤，那真是一个是非不分、人妖颠倒的黑暗时期。直到林彪叛逃摔死以后，毛泽东说不要再说“二月逆流”了，那是老帅们针对林彪他们的。最后，毛泽东突然临时决定亲自出席陈老总的追悼会，说陈毅就是好同志，到这时陈老总的冤案才终于得以昭雪。
毛泽东送别陈毅
在陈老总蒙冤以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对“文革”怀疑起来，但脑子里仍然是一片混乱，理不出头绪，相当的苦闷和彷徨。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听党的，可现在党的系统打乱了，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我内心的苦恼越来越深，无法排除，于是就开始对“文革”采取逃避态度，凡遇到去外地劳动的事情，我就坚决要求去，目的是想离开机关，离开吵吵闹闹的北京，埋头于体力劳动。所以，当山西外交部备战基地“六六学校”要人时，我坚决报名参加。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一成立，我又是本单位第一个报名。这两次并没有要求我所在单位出人，是我自己说死说活要求去的，我们单位就我一个人，所以只能插到其他单位的班组里。
国家外交部驻离石“五七干校”始建于1966年，
当地人俗称“六六学校”
五七干校的生活快结束时，我要求去学外语，说在外交部不会外语等于瞎胡混，如果不让学外语，我就要求离开外交部，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就这样让我去专门学了外语。
我学完外语就出国工作了，直到“四人帮”覆灭、“文革”结束才回到国内，沐浴了改革开放的春风。
“文革”中有一些关于陈老总的传闻，其中有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散布的对陈老总的污蔑攻击，但也有不少能充分展现陈老总铮铮铁骨的铿锵诤言。对于有利于陈老总的好话，人们喜欢相互传告，说明人民喜欢和尊敬陈老总。正是我亲耳聆听的陈老总在“文革”中的那些灼见和箴言，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使我感悟到活在世上应该怎样做人，这种影响是深刻的和长远的，直到现在和今后一生。
我一直牢记陈老总那首著名的诗：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像陈老总那样做人”是我的座右铭之一。
本文选自《雪化青松真高洁》——陈毅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