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进步的立场，宗教一定是敌人吗？论太平天国及其他

站在进步的立场，宗教一定是敌人吗？论太平天国及其他

Wang Eric

Apr 21, 2020·17 min read

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刻有金田起义的浮雕

对“宗教”的敌意似乎在一部分人之间广为流传。在他们看来，宗教总是反智主义、保守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一句话，宗教是一切进步的敌人（当然，有些人自己未必很“进步”，但反对宗教的时候是不会忘记扯出“进步”的大旗的）。且不说这当中很多人实际上只是为了反对他们心中的“异民族”的“异文化”，而把“进步”作为自己的借口（面对本国或者本族群的弊病，他们则是充耳不闻，还会给批评者扣上一顶“卖国”的漂亮帽子）；对于确实的进步主义者（即一切追求人类的解放和提升的人）来说，应该对宗教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确实是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人们很容易得到进步主义和宗教确实势不两立的印象¹，让我们随便举几个代表性的例子：以著名的、对伽利略的审判为代表的、基督教在欧洲史上对理性和科学的迫害简直罄竹难书（反智主义）；在当代很活跃的，有坚决反对女性堕胎的权利、反对同性恋平权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他们不仅想通过立法来禁止这两者，还时不时诉诸直接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残杀堕胎医生和同性恋。是的，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宗教常常化生成反动势力的先锋和堡垒，主导或推动了一系列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暴行。笔者也曾经和很多人一样，因而认为宗教在根本立场上和进步主义是对立的。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全面、准确的认知吗？如今的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是否定的。为了阐明这一点，太平天国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案例。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核心——拜上帝教这一宗教是由一位贫穷的广东的落榜书生——洪秀全基于基督教创立的，不过知道洪秀全是客家人的大概就不多了。客家人是为了逃避战乱等原因，从华北一带迁往广东的汉人难民。但是当客家人进入广东的时候，当地已经被另一支汉人所掌握——即操粤语的广府人。于是，客家人只获得了少而低劣的土地，过着贫穷的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挣扎。洪秀全正是出身在这样一个贫寒的小自耕农家庭，从小就被父母寄托了“通过科举改变家族命运”的期望。

但是传统中华的科举（就像是资产阶级民主）虽然形式上看似平等，实际上却远非如此。要让家里的男性不参加劳动、专心学习，并且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学习环境，都会为家庭增添不小的经济负担。因此，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僚，大多是经济条件优渥、家庭可以全力支持其读书的大地主阶级出身，鲜有洪秀全这样的贫农。除此之外，当时为了获取参加科举的资格，还需要地方上的知识分子为报考者充当保证人。对客家这样的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移民族群来说，这也是一个难以达成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可以说洪秀全身为客家穷人却获得参加科举的资格就已经是幸运的了，能够跃过龙门完成华丽变身恐怕不过是美好的幻想。在反复的落榜之后，这个幻想彻底破灭了。洪秀全于是通过对自己的神秘体验进行基督教诠释，创立了拜上帝教，开始探索自己这样的人可能走出的新道路。而这条新道路最终吸引了成千上万和他一样、在阶级社会这一永恒困境的最底层挣扎的客家人、乃至全国各地的穷苦劳动人民。

洪秀全的新宗教先是传给了同村的其他贫穷的客家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位——冯云山，依靠客家网络进入广西传教，最终停留在紫荆山，以此为根据地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教团。

广西的原住民是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壮人。17世纪，和地方政府联系紧密的官僚、军人出身的有力汉人殖民者挺近广西，用力量占据了大片土地、支配了原住民。壮人不但得为其拼命劳动，还受到差别对待和歧视。进入18世纪以后，客家人也从广东移入广西。面对占有土地并有官方背景的先到的有力汉人移民，他们再次沦为社会底层。很多客家人在紫金山当工人烧炭，和壮人一样从事严酷的劳动。

壮人和客家人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当地政府及与其勾结的有力汉人移民的压迫和剥削，甚至也不被允许参加当地的宗教生活。由于寺庙也被有力汉人移民所把控，祭祀活动的时候壮人和客家人总是被拒之门外，无法将自己的痛苦的生活中的一点点企盼寄托给神灵。在这样的环境下，拜上帝教立马受到了欢迎，迅速在他们之间传播开来。为了更好地回应群众对宗教生活的需求，冯云山编写了“保佑疾病痊愈”、“保佑吃饱穿暖”等简单朴素、但饱含了劳动人民迫切愿望的祈祷文，成功使拜上帝教的人气进一步上升，仅在紫荆山内就发展出了2000多名信徒。

说到这里，笔者想稍微停一下，讨论一下马克思（Karl Marx）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那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现在好像被一部分（或真或假的）进步人士抬出来作为向宗教宣战的口号（尽管这些人大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我们应该以当代中国对待毒品的思维唾弃宗教，以禁毒的强硬手段铲除宗教。这种解读实际上极大地偏离了马克思的原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极其肤浅的理解。

实际上，就像我们这里讨论的壮人和客家人一样，古今中外，大多数劳动人民都在阶级社会中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虽然依时代和地区程度有所不同），并且，他们很难改变这样的命运（就像客家人很难考中科举），也很难反抗这样的体制（哪怕一时形成了有力的反抗，失败后也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就像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进行的无差别大屠杀）。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晦暗的现实中，他们需要在某些事物身上寄托希望——哪怕是虚假的希望——才能继续咬牙生活下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人民群众像吸鸦片一样，在宗教中获得虚幻的满足感、麻痹真实的痛苦。我们不妨连带上下文、更完整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话：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²

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是希望人民抛弃虚幻的希望，去抓住现实的希望；并且，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当剥削压迫消失、人民不再生活在痛苦中之后，对宗教的需求——以及宗教本身——才会消失。让我们继续引用马克思雄辩的原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幸福。要求抛开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开那需要幻想的处境。”

让我们继续讲我们的故事。可以说，这个阶段的拜上帝教起的基本上就是起到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鸦片”这一消极功能的——给予壮人和客家人心理安慰，但是对于改变他们的现实处境恐怕没什么帮助。但是笔者却想通过拜上帝教在这之后的发展，提示一种超越“精神鸦片”的积极的宗教的可能性。

在冯云山在广西传教期间，洪秀全一个人在广东进行写作，继续发展拜上帝教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写出的《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灵活地利用了自己多年积累的儒学素养，将中华传统的乌托邦——大同思想注入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拜上帝教当中，宣扬随着拜上帝教的“原道”的发扬，超越这一黑暗的现实社会的大同社会即将随之到来。和正统的基督教常常更强调的死后在天国的幸福不同，洪秀全向人们许诺——拜上帝教要让天国在地上降临。这样，经过洪秀全富有创造性的“宗教炼金术”，拜上帝教不再是仅能通过祈祷提供慰藉的宗教，而具有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改革社会的明确意愿以及新社会的理想蓝图。

不过笔者认为最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事情。1847年，洪秀全终于来到了紫荆山。看到他创立的宗教在这里发展得如此壮大，洪秀全非常兴奋，他相信这印证了他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因此，他觉得是时候推进到下一步了——偶像破坏运动便由此展开了。

对偶像崇拜——即对神的雕像、塑像、画像等进行礼拜——的坚决排斥由伟大的犹太领袖和宗教改革家摩西订立，这一对偶像崇拜的禁忌和（同样为摩西所订立的）对雅威³之外的任何其他神灵的崇拜的禁忌相结合，成为摩西之后的犹太教的标志，并被传给其衍生宗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宗教史学界公认摩西此举在于防止偶像被利用在神通术上（theurgy，将神灵固定在某个地方以便利用的法术），但在基督教后来的历史上，这一禁忌常常被以基督教为意识形态的政权或者集团所利用——他们在征服其他国家、族群和地区之后，为了获得在意识形态上的绝对支配权，常常以对偶像崇拜的否定为名义、使用国家暴力摧毁被征服者的宗教，并逼迫他们信仰基督教——因而也接受由基督教的神所授予的、征服者的神圣王权的合法性。比如著名的查理曼（Charlemagne）或查理大帝，他在征服撒克逊/萨克森人（Saxon）的时候就破坏了他们原有宗教的神像，并用武力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这当然不能不激起撒克逊人的反抗。为了粉碎这些反抗、确保撒克逊人对基督教和他的王权的绝对服从，查理曼用尽了各种或卑鄙或残酷的手段，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是费尔登（Verden）大屠杀——查理曼在那里下令杀害了4500名撒克逊人。在以主的名义进行的、火与鉄的洗礼下，撒克逊人的反抗意志最终被击垮，受洗成了基督徒，并屈从于由教皇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曼的威权。可以说，基督教对偶像崇拜的否定成为了帝国主义⁴的好帮手。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也如法炮制。

但是这里洪秀全所发动的拜上帝教的偶像破坏运动虽然依据的是完全相同的基督教教规，但是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实践。如前所述，广西的寺庙以及宗教生活完全为有力汉人移民所垄断。某些死硬的“理性主义者”可能认为这是无所谓的事情——反正宗教都是假的，谁能参加谁不能参加有什么关系呢？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劳动人民在生活中自然地会产生对宗教生活的心理需求。实际上不光是劳动者，社会中的各种阶级和职业都是如此。即使是大权独揽的独裁者也会碰到自己无法左右的外在因素、或者遭遇巨大的挫折——比如蒋介石在国共战争后期、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总是在日记里写“主对我自有安排”。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科学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还几乎微不足道，对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宗教就是社会主流所接纳的“真实”的世界观。他们确实多多少少相信鬼神的存在，并相信通过祭祀能够让鬼神在现实生活中帮助自己（或者至少不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地方精英对宗教资源的垄断、并将壮人和客家人排除在外，不仅意味着剥夺了劳动人民的心理安慰，实际上在传统社会的历史语境下，也表现为一种对（狭义的）实用资源的垄断，和精英对土地和官位的垄断一样“实在”、一样表现了他们对权力的独占以及他们相对于人民群众的统治地位。

但是洪秀全首先将这些偶像斥为“妖魔”（这同样是基督教在废除雅威之外的偶像崇拜时的一贯做法），在意识形态上颠覆了对宗教资源的垄断所象征的权力关系。这一垄断对权力关系的象征现在被颠倒过来——群众所信奉的雅威是代表正道的真神，而精英所依附的偶像则是魔鬼的化身；群众不参与这些地方庙宇的祭祀，不再是劣等的表现，反而是比坠入魔道的精英更为优越。然后，群众带着这样的意识、通过暴力实践将精英所崇拜的偶像破坏殆尽，虽然这在形式上只是对物的破坏，但实际上意味着对既定权力关系的非常激进且直接的反抗：这意味着精英的“恶”——由崇拜妖魔所体现——由群众的“正义”的行动来直接纠正。那么接下来，群众也将通过直接的行动纠正精英的其他的“恶”。换句话说，这次偶像破坏运动是一次精彩的阶级斗争的实践，而一个不再一味服从忍耐的农民阶级的主体性在这次偶像破坏运动中被创造了出来。

众多的底层人民对这次运动产生共鸣，拜上帝教的信徒由此进一步激增，其政治性也因运动带来的和精英阶级的对立而明显加强。其后不久，拜上帝教就开始向一场明确的政治革命发展，终于在1850年末揭竿而起——即著名的金田起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随之正式开始。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华东的农民赋税日益沉重。特别是《南京条约》的赔款被摊到了生产力较高的华东一带，而实际上最富裕的地方精英又通过其官方背景用各种方式免税或者逃税，结果新加的税一口气压到大多数穷苦的普通农民头上。在太平天国波及华东之前，当地农民已经开始对中饱私囊的官员进行恐怖主义袭击——即抗粮暴动。太平天国则通过“打先锋”——即没收地方豪强资产等带有明确的阶级革命色彩的政策，立刻获得了这些农民的支持，并迅速扩大成一场全国范围的运动，从根基上地撼动了清王朝即使在鸦片战争战败后也仍然相当稳固的统治。虽然后来因为运动的腐化变质等原因最终失败，但是其革命精神毫无疑问地被继承了下来——在太平天国灭亡两年后的1866年，一个男孩降生在了一个和洪秀全一样的广东贫苦客家家庭，这个男孩从小听着太平天国的故事长大，并立志继承洪秀全的遗志。名为孙文的这个男孩后来不仅亲手终结了清王朝，还终结了支配中华世界两千年的的帝制——这是试图变相地延续帝制的洪秀全所无法做到的。无独有偶，孙文也被基督教所吸引并皈依，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学生时代同样有过破坏庙中神像的举动。不过在孙文这里，这一偶像破坏的象征意义不在于阶级革命，而是体现了这位年轻革命家所代表的、以先进的欧美为目标、与传统中华诀别的决心。

所以说，宗教不一定是进步主义的敌人，它甚至可能是进步主义的朋友。更进一步来说，宗教是一系列非常复杂多样的理念、实践、组织和文化的统称，我们很难、也不应该在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的情况下，就直接把“宗教”当成一个整体，扣上某个大帽子——比如说“进步主义的敌人”⁵。和人类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以及人本身）一样，宗教是历史性的存在，虽然可以在其内部观察到共性和相似性，但它不存在超越时空的不变本质。举个例子，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会和当代美国的基要主义者/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s）都是基督教也都是保守派，但是即使如此他们的性质也有很大差别——中世纪天主教的保守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捍卫天主教会在一切宗教生活以及更广阔的全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绝对权威，而其核心即是作为上帝在尘世间的代理人的教皇，教会是以教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组织，而一般信众必须以以教皇领导的的神职人员为媒介才能和上帝接触、获得救赎。而当代美国的基要主义者是极端的新教徒，他们并不相信什么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的存在，实际上，他们认为天主教会和它的教皇根本就是敌基督的(Antichrist)；不仅如此，他们也不追求在一个“真正的”教会中统一所有的基督徒，实际上，基要主义者虽然建立了一些松散的联盟，但是自身分属很多不同的新教教会和教派。

宗教的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特定宗教的性质，总是要在它具体的存在形式（这包括教义、实践、组织等多个维度）、以及它在它所处的社会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占据什么样的位置这样的具体情况中去发现，而不是对所有宗教进行一概而论的先验、教条的判断。笔者觉得拜上帝教的偶像破坏运动能够非常鲜明地说明这一点：如果不去对具体的历史情境进行考察，很容易得出洪秀全跟查理曼毫无区别的结论——毕竟在形式上，两者的主张是完全一样的；然而只要我们了解了拜上帝教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就能看到这两者的政治内涵简直是天壤之别。实际上，本文举出的太平天国以及孙中山的情形，也绝不是个别特例，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宗教充当过进步主义的急先锋：在五、六世纪的古代印度，人按出生被归为四姓，严格地划分高低贵贱，如果你的父母是奴隶——首陀罗，那么无论你多么有才或者努力，都不能改变你、以及你的子子孙孙都是首陀罗奴隶、被更高等的三姓欺压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佛教横空出世，坚决反对这种赤裸裸的、不公平的压迫制度，主张四姓平等；在20世纪下半叶的近现代拉丁美洲，天主教（中世纪的那个充当反动堡垒的天主教！）发展出了“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它用马克思主义等激进左翼思想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革命性的诠释，主张耶稣基督的精神最主要通过穷人来表达，指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以剥削压迫为基础的经济政治结构在宗教意义上是罪恶的（sinful），并积极发动对这罪恶制度的反抗和改造。和基于片面事实的“宗教和科学不共戴天”的刻板印象不同，宗教有时还曾帮助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建立者们大多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通过理解宇宙的奥妙来理解上帝正是这些近代早期的科学巨人们的主要动机之一。主张宗教和进步主义一定对立，这不但是智识上的狭隘、是不符合事实的理论，更会导致进步主义者在实践中疏远可能的朋友、树立不必要的敌人。虽然面对充当反动派走狗的部分宗教时，我们当然要坚决斗争，但宗教并不必然是进步主义的敌人，它有时也可能是进步主义者能想象的最强大的盟友之一。

注释：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对基督教有极大的好感。这个现象有复杂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成因，包括并不限于他们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不过在西方的内部，进步势力---一般是左翼自由主义（比如美国的狭义“liberal”）和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都并不像很多中国大陆自由派那样极其崇尚基督教。

引文中的着重为原文所加，下同。

以色列人的神的名字---YHWH，原本的希伯来语发音为“雅威（Yahweh）”，而非后世演变出来的“耶和华（Jehovah）”。

这里的帝国主义指的是广义的帝国主义，即指一个国家政权试图通过直接的领土掠取、或者间接的控制等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的做法。这也是“imperialism”在英语中的一般涵义。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官方的马列主义传统话语中，“帝国主义”一词一般和19世纪末以来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同义词，指代资本主义的晚期阶段，是狭义的帝国主义。因广义的帝国主义同样适用于近代的不列颠帝国主义或者美利坚帝国主义，不影响我们惯用的“美帝国主义”等词汇，并且还能描述更广阔的现象范围（比如查理曼这种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所以笔者今后决定一律采用广义的帝国主义。如使用狭义的帝国主义时将另加说明。

在中国大陆还有另一种对宗教的简化的独断论：即把宗教想象得崇高无比。一种常见的与此相关的论调是当代中国道德沦丧是因为“缺乏信仰”。

主要参考文献：

《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近代中国 清末 中華民国》，菊池秀明 著，講談社

https://medium.com/@wangeric950227/%E7%AB%99%E5%9C%A8%E8%BF%9B%E6%AD%A5%E7%9A%84%E7%AB%8B%E5%9C%BA-%E5%AE%97%E6%95%99%E4%B8%80%E5%AE%9A%E6%98%AF%E6%95%8C%E4%BA%BA%E5%90%97-%E8%AE%BA%E5%A4%AA%E5%B9%B3%E5%A4%A9%E5%9B%BD%E5%8F%8A%E5%85%B6%E4%BB%96-443334b078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