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利就像政治权力那样，需要竞争获取，有任期不能流传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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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的改进——保低限高、经济权利公共化

比如马先生创业初期，公司体量还比较小，可以根据股东意愿自由开展业务，等越来越大，开始成为行业巨头，并且相当稳固后，根据国家政策需进行经济权利公共化改造，股东与员工可以共同决定企业运营和利润分配（现在有些企业的员工持股已经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

另外国家设置每年个人消费限额一千万，遗产限额一个亿，若马先生一年赚几十亿，用于自身消费的最多只有一千万，剩下的可以继续用于企业经营，或者社会捐赠。这些巨额财富只拥有一定的支配权，而不是完全所有权，等富豪百年之后，留给后代的最多只有一个亿，剩下的收归国有。

巨额财富本是众人创造，富豪在创业竞争中取胜，成为代理人，得到其支配权，在富豪生命结束时，其任期也就结束，这些财富重新回归社会，而不是遗传后代。经济权利就像政治权力那样，需要竞争获取，有任期，不能流传后代，这就是经济权利的公共化。

社会需要保障最低的百分之一，让他们拥有基本生活，也要限制最高的百分之一，让他们不至于过度奢侈浪费，中间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们按劳分配，自由竞争，这样才是自由公平高效的未来社会。

阿里、腾讯体量巨大，支付宝和微信这样互联网基础应用，已不仅仅是企业的产品，而成为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利益，未来是需要进行经济权利公共化，并且在企业家百年后收归国有的。

公众的利益公众掌握，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