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存在“东亚文化共同体”吗？从朝鲜看大清

发现“东亚汉文文献”：惊异的丰富

我从2000年起开始关注这些汉文文献。在这里，我想先说明一下，这十几年来，我为什么要从中国思想史研究转向东亚文化史领域，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的这些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

第一个原因，是近年来关于“东亚”的话题逐渐升温。但是，究竟“东亚”（或者东北亚）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就像“欧洲”一样）在政治、历史和文化上彼此认同的“共同空间（或共同体）”？

什么要素能够使它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要成为这样一个“共同空间（或共同体）”，是否需要检讨和反省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现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是否文化与观念上还那么接近，就像汉唐时代所谓“汉字文化圈”一样？要形成一个历史视野中的“文化圈”，它是否要在历史文献中寻找“关系”？这些学术界和思想界不能回避的话题，却没有很深入的讨论。

为了回应现在流行于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的这一话题，近年来，我越来越关注这个被叫作“东亚”的、原本并不是我所擅长的历史世界，并且渐渐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5)。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近年来，受到后殖民、后现代等历史学新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对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描述历史的方法，有很多质疑和批评，这引起了一系列新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如何重新理解和释“中国”？是否可以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以“以中国解释中国”？是否必须超越“国家”而进行“区域”研究？这又刺激了我重新理解和解释“东亚”和“中国”的兴趣。因为我觉得，不能不改变长期以来习惯地以“西方”（尤其是欧洲）为尺度和背景来观察中国、以及用现代的政治国家来讨论历史的文化中国的方法，可能需要通过“周边”（或者像日本人说的那样叫“周缘”），来重新审视中国这个特别的民族、国家与文化的历史存在和现实意义(6)。

因此，我一直很注意在日本、韩国、越南和港台地区阅读和收集这类资料，不仅组织了一些有关的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也请了一些朋友和学生为我收集这些资料(7)。当我仔细地看这些文献的时候，觉得相当有趣，也觉得十分震惊，因为留存在那里的资料，数量太多，内容太丰富；也觉得相当诧异和不解，过去为何我们视而不见这些可以重新理解“中国”的东西？前面提到过《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所辑十二大册，就已经给我们留下很多课题，而日本的《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以及漂流船的询问记录等等，数量庞大，也有着相当多的珍贵史料，而李朝朝鲜的《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中有这么多有关朝鲜与中国的资料，也相当让人吃惊(8)。

这里有太多中国早已不存，或者隐而不彰的历史。例如明代政治的黑暗与官场的腐败，例如明清易代之际流亡中国人对于明亡清兴的历史反思，例如清王朝稳定之后，仍然有相当激烈的满汉冲突等等。这里我随意举一个例子，像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起兵反清时，声讨满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衣冠”的《檄文》，不管他是不是真心，这一檄文都不被清朝官方文献所保留，却收录在朝鲜的《李朝实录》和日本的《华夷变态》中，在东亚（包括中国沿海）曾经广泛流传(9)。

其实有价值的史料，远不止是庞大的官方史料和整齐的历史书籍，那些散见的个人记录，比如日记、文集、笔谈，甚至诗歌，有时比官方档案和历史著作更深刻地呈现着当时朝鲜、日本人对于中国的见闻、记忆和想象。

我之所以用“见闻”这个词，是因为这里有很多是实地考察的实录。到中国来旅行的日本和朝鲜文化人，特别是到明清帝国出使的朝鲜使臣，留下了像《朝天录》、《燕行录》这样数百种详细的中国记录，这些记录大体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当然，它是有朝鲜立场的官员和文人的观察，是用“异域之眼”对中国，特别是从凤凰城到北京这一路北中国的政治、社会、风俗、人情的观察。这些观察相当有价值，就像一个初到异域处处好奇的人，常常能够发现本地人习以为常而忽略的细节一样。比如朝鲜人观察到的，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清帝国风俗的变化，就相当深刻地呈现了中国社会的内在变迁(10)。

其中，朝鲜人特别关注的一些风俗转变，诸如“丧礼用乐”、“男女无别”、“崇祀佛陀与公”、“官员文人经商”之类，就呈现出恪守传统的朝鲜人眼中，大清帝国的深刻社会变化。以丧礼用乐为例，他们看到北京“丧制败坏……作乐娱尸”(11)，批评汉族士人“送葬之际，广设斋会，缁徒填空，佛乐盈

路”(12)，特别不满汉族中国人在丧礼中间吹竹弹丝，而且丧车前有乐队(13)，这些见闻和评价，可以和清代祁尔萨条奏所说的“风俗日下，至有多猪羊，大设盛馔送饭者，竞相效法，过于奢靡，无所止极……近汉人居父母丧，才□□即变易服色，以更宴会”的记载互相印证，也可以和福格《听雨丛谈》卷六里记载的北京城里的丧礼新俗用鼓乐彼此对照(14)。

上面提到的这些变化中的习俗，按照今天的观念来说，对死者的娱乐性纪念（理性地看待生命现象）、男女平权（对于性别的平等观念）、宗教信仰的多元（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和经商不再是贱业（重商观念）等等现象，或者被认为是社会观念“进步”的表征，或者被解释为“现代性”的自发产生，但是，在朝鲜记录者的心目中，却是一个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的衰落。

不过，无论如何看，这些朝鲜文人的记录，都呈现了十七世纪以后，由于政权嬗变引发的中国传统转向的内在潜流。当然，有些不是“见闻”而是“记忆”。这是因为朝鲜官员和文化人也常常把对于传统中华尤其是大明王朝的向往和羡慕，转化为“历史记忆”，通过与清帝国的对比，变成对于过去“华”的赞美和对于现实“夷”的鄙夷，这使得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分裂的“中国”。其实，过去的中华帝国尤其是大明帝国，也未必是理想的天堂，像早先的洪翼汉（1586—1637）在天启四年（1624）出使

明帝国，就曾经看到过明帝国魏忠贤和客氏弄权，天子昏愦而忠良被逐，朝政上下一团糟(15)；而第二年的《承政院日记》（仁祖三年，1625）也记载明朝使团在朝鲜的无尽索贿，从明朝大臣对满洲崛起的疏忽轻慢，以及朝鲜君臣对明朝大臣杨镐的处境探寻中，我们可以了解后来明王朝迅速败亡的一些端倪(16)。

到了崇祯九年（1636）出使北京的金堉（1580—1658），也同样一次次地被看守朝阳门的宦者、守东长安门的火者敲诈，让他觉得“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有着很不愉快的经验(17)。但是，一旦时光流逝，大明灰飞烟灭，当昔日仇敌清帝国成为巨大阴影，朝鲜使者却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当年江华岛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耻辱烙印，和对于已成往事的大明帝国的美好追忆，便使他们产生

了一些情感上的偏执。

所以，在朝鲜文献里面尤其是朝鲜文集里面，我们看到那些比中国的程朱学者更加捍卫程朱的朝鲜学者，在不断表达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惋惜和对自身文化的自豪，其实，说到底这是在不断地借助消失的明帝国，贬斥这个现实的清帝国。这种爱憎分明的记述，当然说的，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在他们心目中，却是历史的真实。在韩国历代文集中，有很多诗歌、序跋、游记和书信等等，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对于汉唐宋明中国不无夸张的想象回忆，也看到他们对大清帝国多少有些固执偏见和无端蔑视。

我反复用“想象”这样的词语。这是因为我在这些文献中也看到一些一厢情愿的想象，比如，德川时期日本人对漂流船和贸易船的中国商人和船员的讯问交谈中，他们曾经想象清朝皇帝的祖上出身于日本，应当是日本源氏后人，这显然是把日本的传说当成了真实的历史，并且通过这种传说来贬低清代中国(18)，而我在《燕行录》和当时人的文集中，更常常看到一些怀有对大清帝国强烈鄙夷的朝鲜文化人，对于他们听到的和看到的各种现象，在做满怀批判的联想和带有偏见的想象。

如果读者耐心读下去，那么，就像我在本书中讲的那些故事一样，比如他们固执地相信正月初一清晨清朝皇帝祭堂子，不是传统的祭天，而是祭祀明代邓将军，以此乞求前朝汉族将军鬼魂的宽恕；又比如他们怀着鄙夷的态度，对蓟州城外祭祀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现象，作出种种奇怪议论，认为这是大清满人带来的蛮夷之俗；再比如，他们居然会把一个原本是降清的吴三桂部下的遗孀季文兰，硬是想象成明清易代时的明朝江南秀才之妻，被野蛮的异族掳走的凄惨故事，他还写了好多诗歌来咏叹，以表达对于“蛮夷入主中原”的批判(19)，这些就不是历史而是想象，只是在这些想象背后，又携带了太多的历史，隐含了太多的情感。

二 异域之眼：朝鲜、日本史料的价值

当然，最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还是有关历史的丰富史料。过去，在朴趾源《热河日记》中记载的关于

清代中国思想文化世界的一些资料，就常常被人们引用(20)，比如其中的《太学留馆录》，它记载

的朴氏与中国读书人王鹄汀、郝志亭的对话，就戳穿了大清帝国伦理风景的底线。表面上，当时的主流社会似乎都遵行《朱子家礼》，但是，王氏却说并不尽然；在公开场合人们都说“失节事大”，可是，私下里王氏却在议论这种陋习的不合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坚持说“百行孝为先”，可是，当朴氏讽刺所谓孝道“断指尝粪，尽是疏节，冰笋冻鱼，乃为笨伯”的时候，王鹄汀居然也同意这个似乎很叛逆的说法；而郝志亭甚至对维护政权秩序的“忠”也提出了疑问，说“陆秀夫之负帝赴海，张世杰之瓣香覆舟，方孝孺之甘湛十族，铁铉之翻油烂，人不如是不足以快，后世之为忠臣烈士，其亦矣”(21)，这几乎是对传统道德底线的全面质疑。

生活在大清王朝的中国文化人笔下，这类记载并不多见，但在朝鲜士大夫的记载中，这类资料却频频呈现。同样，在各种《燕行录》中，有很多满汉之间种种矛盾、怨怼、倾轧的记录，过去，通常学者会认为，清帝国的满汉冲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清政权的强力压抑、加上历史渐渐远去后，明清易代的记忆消失，以及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繁荣，清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或者清皇帝已经成为多民族大帝国的统一领袖，“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22)，似乎这种族群之间的恩怨已经淡化。

但是，我们在朝鲜人的记录中，却看到处处时时都呈现汉族激烈的民族情绪，究竟这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朝鲜人的特意渲染？因为那些耻于满族蛮夷衣冠的话，不止是“思汉之心”，几乎是对满族统治的公然反抗。这些当时人所说近乎叛逆的话，在中国文献记载并不多，但在朝鲜文献中留存却不少，从朝鲜汉文文献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被历史“减去”或被“淡化”的内容。

这是来自异域的观察。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完全可以从日本的《华夷变态》中日本人对于来到日本的中国商人和船员反复询问的那一两百个问题，诸如明清差异、满汉关系、重臣为谁、有无灾荒、风俗变化等等，看到日本官方对中国的关注，究竟聚焦在什么地方(23)；也可以从《唐通事会所日录》的记载中，看到中国船员和商人的观念举止行为，与日本当地人的风俗差异和冲突，这呈现了日本与中国文化和习俗上的不同(24)；还可以从当时教日本通事学汉语的《官话问答便语》中，看到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可以看到他们如何理解中国(25)。

很多历史资料是相当珍贵的，历史研究是后之视前，由于总是有“后见之明”，所以一方面常常有忽略的“死角”，一方面常常有越俎代庖的“脉络”，可是借用当时的、异域的资料，却可以看到很多被遮蔽的和被淡化的东西。像清代文学史由于后设的文学价值判断影响，对于道光年间的文坛，常常不会提及孙玉庭、汪廷珍的名字，可是，在总爱问谁是文坛领袖的朝鲜文人的记录里，我们却知道这两个“位至卿相，主当世之文柄”的人实在影响文学潮流很大，而当时文人所崇拜景仰，“皆为翰林之官，号为翘楚”的“广西陈继昌、湖北陈沆、四川王炳瀛、安徽凌泰封”，似乎在文学史上也同样是被遗忘的角色(26)。

同样，研究近代史的人，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有关晚清中国、日本、朝鲜以及西洋之间外交角逐的新资料，比如朝鲜的《燕行录全集》收录的郑健朝《北楂谈草》，在其中记录同治十二年（1873）清国与朝鲜官员的对话、笔谈中，可以看到中国与朝鲜同样面对“东之倭，北之俄”，并在西洋和东洋夹缝中，两国士大夫的很多心情和委屈(27)；像金允植《天津谈草》记载的光绪七年（1881）与李鸿章、许其光、周玉山、刘芗林、马建忠、徐建寅、罗丰禄的多次谈话、李鸿章致信给朝鲜大臣劝其“联美亲中国二者为最要”以牵制日本、拟举荐德国人穆麟德（Paul Gerog vonMollendorff，1847—1901）帮助朝鲜对付日本等等，都是很有现场感的史料(28)。

当然，在日本、朝鲜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很多本国人忽略，而异域人所关心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是本国文献所不载的。这很正常，大凡到了外国，人们注意到的常常是与本国相异的东西，那些一眼看去觉得不同的事物、人物和现象，会自然地凸现在视野中，而生活在其中的本国人，却常常会因为熟悉而视而不见，因此被淡忘和忽略。

以朝鲜燕行文献为例，如果要研究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票价、座位、剧目和观众，要研究明清北京东岳庙的香火状况，要研究北京琉璃厂的书肆以及当时流行的图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详细的资料。特别有趣的，还有关于清代皇帝的相貌资料，通常，清朝治下的汉族中国人不会细细描述皇帝的“天颜”，即使记载下来，也因为避讳而多是“龙凤之姿”一类冠冕堂皇的记述，但朝鲜人却不然。康熙八年（1669），闵鼎重（1628—1692）在北京看到年轻的康熙，就说他“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29)；雍正七年（1729），金舜协（1693—1732）见到雍正，则说他“颜貌丰硕，而极其端雅，但声音强亮异常”(30)；接下去是乾隆，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李德懋说，他“面白皙，甚肥泽，无皱纹，须髯亦不甚白”(31)，两年后，朴趾源也说“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貌若六十岁，蔼然有春风和气”(32)，但又说他春秋已高，很是容易躁怒。而

对于道光皇帝的记载更有趣，道光三年（1823）的徐有素（1785—？）《燕行录》记载，刚刚登基两三年的皇帝：“貌甚倾，上丰下杀，颡广准高，齿尽脱，两眼多精彩，耳大身长，盖其状貌，古所谓天日之表，龙凤之姿，恐不近似。犹有英迈气象，此其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欤？”(33)

但五年后（1828）出使北京的一个官员却记载，他“黄面，上广下狭，短须无髯，脸长细眉，大口齿落，身长背偻”(34)，这两份互相不同的记载，倒是记载了同一个皇帝形象，这恐怕不是中国资料中会有的。只是对于咸丰，咸丰二年（1852）权时亨的记载倒还不错，他在正月十五见到咸丰皇帝，说他“坐下一匹乌骝大宛马，左手持洋画竹藤鞭，右手执纯黄革，头戴红红的帽子，身穿貂皮长袄，毛在外，生得六尺余身才，年可二十内外，面方白净，微带铁色，脸上没了一根髭须，貌瘦体刚，眉目英迈，其光射人，真有君天下之像”(35)。

对于研究思想史和学术史的人来说，特别有兴趣的，是从这里还可以看到清代学术与思想的风气嬗变。举一个例子，像柳得恭（1749—？）《燕台再游录》就记载嘉庆六年（1801）四月，柳氏赴北京购朱子书，曾与纪昀交谈，他所求购王懋竑的《白田杂著》，北方没有，纪昀因此说，“迩来风气趋《尔雅》、《说文》一派，此等书（指《朱子语类》等）遂为坊间所无”(36)。

这显然可以作为昭槤《啸亭杂录》卷十中，关于“（北京）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坊间二十年没有理学的书，可为“恐其无人市易”这一著名记载的佐证(37)，说明一代学术风气正在悄悄转移。

三 跳出中国：为的是反观中国

过去，也许由于曾经作为朝鲜的占领者和殖民者的缘故，日本学界对于朝鲜文献有较多的关注，不仅林泰辅（1854—1922）、白鸟库吉（1865—1942）等东洋学的开创者对朝鲜有相当深入的研究(38)，还出现了像今西龙（1875—1932）、藤冢邻（1879—1948）等这样的专家，他们对这些朝鲜汉文文献有很多收集和研究。后来，日本仍然有很多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也有像天理出版的《朝鲜学报》这样高水准的学术刊物，就连我们常用的朴趾源《热河日记》，也有今村与志雄的详细注释。

但是，在中国只出版过《李朝实录》等少量朝鲜汉文史料，像《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通文馆志》等相当多的文献，都很少被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关注。还好，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看到韩国文献了，因为这些文献很多已经由韩国整理影印出版，对于研究者来说是相当方便了。不仅是过去已经出版过的《李朝实录》，现在还有韩国景仁文化社影印的《韩国历代文集丛刊》

三千册，以及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的《韩国文集丛刊》三百五十册(39)，这些文集绝大多数是汉文书写，大致相当于明清时代的史料(40)；而韩国东国大学校林基中教授和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分别编辑的《燕行录全集》和《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一百零六册，几乎五万页的资料，基本上是明清两代朝鲜人对于中国的观察和记录(41)。

当然，还有日本的史料，我以为，研究中国的人完全可以把视野放宽，有些未必直接涉及中国，或者不一定直接记载中国的资料，其实也有“中国”在。因为无论在漫长的历史中，还是在现实的空间里，对于朝鲜和日本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来源”或“他者”，使得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朝鲜人在互相交往礼聘的时候，在彼此赠酬唱和的时候，在互相观察和评价的时候，在引经据典的时候，都会出现“中国”。

因此，像成大中编《海行总载》就收录了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多种日记和诗文，这里记录了大量日本和朝鲜人对于中国的观察、想象和评价(42)。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被误收在《燕行录全集》里的洪景海《随槎日录》(43)，就是一份很有趣的文献，它是乾隆十二年也就是日本延享四年（1747）朝鲜通信使随员洪景海的日记，记载的是他在日本的见闻，其中我们从他和日本各界文化人的互相唱酬、笔谈中，就可以看出很多当时日、朝人对中国的想象和评价，因为在使用汉文互相沟通、汉诗互相唱酬、汉典加以装饰的时候，无论是评价、赞誉还是质疑的标准，竟然常常来自它是否符合传统中华的风格与样式(44)。

而同样重要的是，日本江户时代在长崎和其他地方接待清帝国贸易船只的各种官私文书，以及所谓唐通事的资料，也已经被大量整理和出版，除了像前面提到的著名的《华夷变态》以及《唐通事会所日录》、《古今华夷通商考》之外，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出版的《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45)，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的有关资料，以及大量有待发掘的史料，也都呈现着已经分道扬镳的日本对中国的细心了解和冷眼旁观(46)。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许，这些资料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特性。

通过对方，看到了彼此细微却深刻的不同。透过原本混沌的“同”和看似细微的“异”，也许更能使

彼此看清各自文化，也体会到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是如何经由历史和时间的放大，渐渐演变成现在东亚诸国深刻分离而难以弥合的文化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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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致傅斯年》（1938年9月2日），王汎森辑《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载《大陆杂

志》第九十三卷第三期，11页，1996年9月。

(2) 金毓黻编《辽海丛书》（大连：右文阁，1934—1936）第一集、第八集。

(3)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自1354年起，至1894年，共十二册。

(4) 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陆续整理和出版朝鲜汉文史料中的中国资料，如有杜宏刚等编《朝鲜文集中的明代史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影印十三册。又如赵兴元等编《〈同

文汇考〉中朝史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也已经出版三集。参看本书【附录3】的

介绍。

(5)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报》第30期，2003年12月），收入葛兆光《宅兹中

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二编第五章，169—195页。

(6)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原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

总第90期。收入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1—38

页。

(7) 我参与整理出版的，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5册和《韩国所藏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0册。又，这里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国忠教授，他在2003年赴韩国访问期间，为我收集了很多与《燕行录》有关的资料。

(8) 《同文汇考》（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郑昌顺等编。据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李朝实录·正祖实录》卷二（正祖十二年、乾隆五十三年）记载，当年（1748）九月编成《同文汇考》，“旧法，事大交邻文字，承受分属皆由承文院，其贰本三年一印，藏于掌故，著在

经国大典……上之八年，命承文院提调李崇佑等裒辑各年诏咨表奏及使臣别单、译官手本，汇为一书。原编二十五目，别编十四目，补编五目，附编十四目”（4798页）。但是，后来陆续又有多次补充，一共成为十编，记事下讫1881年；《承政院日记》是朝鲜承政院每日事务的记录，原有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本，校点本由韩国古典翻译院标点，正在陆续出版中；《备边司誊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为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之间，李朝朝鲜备边司的官方日志汇编，为记录当时朝鲜国内国际各种事务的材料。

(9) 朝鲜金锡胄（1634—1684，曾担任燕行使团的官员）曾经在《以马岛来问中国事情事移礼部咨》说

到前一年夏秋之间，东莱倭馆的翻译曾经得到日本人从商人那里传抄的《吴三桂檄文》，但是金锡胄似乎很不相信，说“决是卉服伎俩，不类汉人文字，既已毁弃勿留，亦不敢烦闻大朝”，这一年，对马藩主平义真又派人送来檄文，他仍然觉得这是“卖弄哄人”的东西。这一段记载相当有趣，可以考见中国禁止不传的《吴三桂檄文》在东亚之间的流传情况，见《息庵先生遗稿》卷十九（《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60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影印本，1999），323—324页；其实，清代初期这样的文献在中国被禁绝，但在日本、朝鲜保留不少，比如自称明遗民的何倩甫的《大明论》、林上珍的《清国有国论》，均撰于康熙十四年（1675），见《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种上，1975）上册，111—114页。

(10) 参看本书第二章《时代背景》。

(11) 李 《燕途纪行》下，《松溪集》卷七，《燕行录选集》（首尔：成均馆大学校，1962）下册240页。以下所引《燕行录选集》均同，不一一注明。

(12) 韩泰东《两世燕行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81）第二十九卷，252页。以下所引《燕行录全集》均同，不一一注明。

(13) 金正中《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上册，574页。

(14) 萧奭《永宪录》卷二下雍正元年冬十一月《祁尔萨条奏喜丧仪制以杜奢侈》，福格《听雨丛谈》卷六、卷七，转引自余英时《曹雪芹的反传统思想》，载《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240—242页。

(15) 参看洪翼汉《花浦朝天航海录》，《燕行录选集》上册，126—129页。

(16) 《承政院日记》（韩国古典翻译院，2009）仁祖三年（明天启五年，1625）六月十一日，283页。

(17) 金堉（1580—1658）《潜谷朝天日记》，《燕行录选集》上册，记载使者到东长安门等待开

门，“火者在门内索贿不纳，给白贴扇五柄、油扇六柄、刀子十柄，然后许入”（215页）。又载“以桃花纸五十七张、雪花纸七卷，应提督之求，还给其钱，提督不受，钱不满其意，恚恨而去”（218页）；又记载朝廷大官只是爱钱（220页）；并且记载中国虽然也有监督官员，但是“有科道两衙门，但其人自己亦贪，何暇纠他人”（221页）。

(18) 参看葛兆光《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清代中叶朝鲜与日本对中国的观感》，载《九州

学林》（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5）第三卷第2期。收入《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

历史论述》第二编第四章，151—168页。

(19) 分别参见以下第八章《堂子或祀邓将军》、第六章《明烛无端为谁烧—朝鲜朝贡使眼中的蓟州

安、杨庙》、第五章《想象异域悲情》等等。(20) 朴趾源《热河日记》（朱瑞平标点本，上海：上

海书店出版社，1997）以及日本今村与志雄的日文译注（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本，1978）。

我在这里用的是上海书店出版社标点本的页码。

(21)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二《太学留馆录》，131页。

(22) 李颐命《次副使见新历有感韵》，载其《燕行诗》中，《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四卷，92页。

(23) 比如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1975）卷十二（康熙二十六年，

1687），654—719页，记录了康熙皇帝巡游苏杭、汤斌如何教导东宫太子、山东浙江的洪水、

满汉风俗差异、《圣谕》宣讲规则、佛教信仰情况等等，便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注意焦

点。

(24) 例如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唐通事会所日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5）第一册宽文七

年丁未正月五日，日本官员颁布的案文便申斥唐船上的中国人，警告他们不得恣意放肆嫖赌喧哗

与斗殴，87页。

(25) 参看赤木文库所藏《官话问答便语》，这里用的是京都大学木津祐子教授《赤木文库所藏出〈官

话问答便语〉校》，载《冲绳文化研究》（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2004）三十一号，543—

657页。

(26) 陈继昌（1791—1846）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状元；陈沆（1785—1826）是嘉庆二十四年

（1819）状元；凌泰封（1783—1856）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一甲第二名及第；王炳瀛，是嘉

庆十九年（1814）进士。

(27) 郑健朝《北楂谈草》，《燕行录全集》第七十八卷，321页以下。

(28) 金允植《天津谈草》，《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三卷，208、370页。

(29)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47页。

(30) 金舜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三十八卷，409页。

(31) 李德懋《入燕记》卷下，《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七卷，297页。

(32)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二《太学留馆录》，138页。

(33) 徐有素《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八十一册，104页。

(34) 佚名《赴燕日记》，《燕行录选集》下册，847页。

(35) 权时亨《石湍燕记》，《燕行录全集》第九十一册，204页。

(36) 他说，“此行为购朱子书，书肆中既未见善本，纪公曾求诸江南，云亦无所得。纪公所云迩来风气

趋《尔雅》、《说文》一派者，似指时流，而其实汉学宋学考古家讲学家等标目，未必非自晓岚倡之也，见《简明书目》论断可知也。多见南方诸子所究心者六书，所尊慕者郑康成，相誉必曰通儒，曰通人，程朱之学不讲，似已久矣。中国学术之如此，良可叹也”。此外，还有一些很有趣的资料，像柳氏与纪昀曾谈到李鼎元、李雨村、翁覃溪、孙星衍等，也有一些很有趣的资料，比如谈到孙星衍之子孙衡“声名藉甚”，为京师四凶，被纪氏捕回原籍。见《燕行录全集》第六十卷，265—270页。

(37) 《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十《书贾语》，317—318页。

(38) 自林泰辅的《朝鲜史》（1892，有陈清泉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朝鲜近代史》

（1901）之后，还有坪井九马三、白鸟库吉、池内宏、今西龙、原田淑人等的大量研究。其中，白鸟氏的朝鲜史研究如《檀君考》等，有相当的影响。参看和田清《我が国に於ける满蒙史研究の发达》，在《东亚史论薮》（东京：生活社，1942），241—268页。

(39) 这部分文集，有相当好的提要介绍，见韩国古典翻译院编《韩国文集丛刊便览》（首尔：韩国古

典翻译院，2010年12月）。

(40) 其中，当然也有少量较早期的资料，如崔致远（857—？）《桂苑笔耕集》、李奎报（1168—

1241）《东国李相国集》等等，但是，绝大多数文集作者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清。

(41) 在《燕行录全集》出版之后，林基中教授又出版了《燕行录全集续编》（首尔：尚书院，2008），共五十册。

(42) 参看成大中编《海行总载》（朝鲜古书刊行会）四辑，此书收录了1420年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

录》到1764年赵曦的《海槎日记》二十二种；近来，又出版了《海行总载》的续编，续编为我们增加了几乎与原来数量相等的有关朝鲜通信使与日本往来的新文献材料。又，日本方面出版了相当完备的辛基秀、仲尾宏编《大系朝鲜通信使》（东京：明石书店，2003），共八册，但是，它的时代限于日本德川时代，德川时代之前与之后的朝鲜使行记录则不在其内。在各种朝鲜通信使文献中，整理最好的一种是姜在彦译注、申维翰撰《海游录—朝鲜通信使の日本纪行》（东京：平凡社，东洋文库本，1975）。

(43) 洪景海《随槎日录》（乾隆十二年、日本延享四年，1747），见《燕行录全集》第五十九卷。其

中提到的日本林信笃与新井白石“分党各立，戈戟相向”、提到日本朱子学如伊藤仁斋、浅见絅斋、

贝原笃信的情况，提到林恕三代与朝鲜通信使的交往等等，均是很可贵的资料。

(44) 例如，申维翰《海游录》（平凡社“东洋文库”姜在彦译注本，63页，1975）记载，1719年（日本享保四年）朝鲜人申维翰（1681—？）与对马藩的记室橘雨森（1668—1755）、松浦仪（1676—

1728）唱酬笔谈时，曾有对话：“余问曰：白石公无恙乎？（松浦）仪……问余曰：公以为其诗如何？余答曰：婉朗有中华人风调。仪举手加额谢曰：昔木下先生门下，与白石为同门友，幸蒙君子嘉赏，何幸如之。”

(45) 《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第一至第五册中，有《中华之仪ニ付申上候觉》、《和汉寄文》、《朱氏三兄弟集》、《荻生北溪集》、《兰园鸡肋集》等等，关西大学出版部出版，1986—1996。而《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则已经出到第七种，即松浦章编《文政十年土佐漂着江南商船蒋元利资料》（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6）。感谢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松浦章教授馈赠此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