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泰坦尼克上的“中国佬”》——杀人诛心

转载自s1论坛,作者懒残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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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虽然着眼于100年前的西方体系——确切的说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如何通过垄断媒体话语权,对国力衰弱的中国以及沦为苦力的“中国佬”进行造谣污蔑,并把其上升为中国人的种族劣根性。与此相对的,是用虚构故事衬托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德——冷静,克制,勇敢,刚毅,礼让,自我牺牲精神等等。一场盛大的谣言狂欢,就把“卑劣”这个词钉在了中国人身上。你可以想象,在你15岁被灌输了英国人“绅士”、法国人“浪漫”之类的词,到50岁时你都可能不加思索的引用。这也就是贸易战谈判失败后西方媒体上会铺天盖地出现“中国人不讲信用”之类评价的原因。对我国的种族主义歧视,体现在西方语境中中的方方面面,这两天澳大利亚大火,还有西方媒体趁势报道:中国人每吃一口肉,亚马逊就会冒出一股烟。难道中国人活着就是错吗?的确,活着就是错,本书讲得就是在泰坦尼克海难后活下来的6个中国人,是被如何当成危机公关的替罪羊。

先说下大背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1912年,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冲突、动荡和不定的时刻,是一个种族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和移民问题引起严重担忧的时刻。作者认为,泰坦尼克号是在一个文化的时刻沉没,而不是在真空中沉没——那不是一个孤立的时刻,而是一个充满各种回声、意义、关系和联想的时刻,对美国人来讲,他们不可避免的从自身当时的文化来思考和感受这场海难。

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如果能证明中国有着野蛮人的劣根性。那么就能有效狙击中国政府和海外华人基于中美双边条约文本的正当要求。如此一来,华人之所以被排斥,仿佛并不是因为他们抢了比他们迟来一步的欧洲新移民的饭碗,而是因为卑劣的种族性。每当需要中国劳工建设铁路时,美国就祭出“人的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当铁路完工后,立刻对华人诉诸“种族性”。其中的逻辑很简单,人权是以自然人为主体的自然法,而野蛮人不配享受。之前《疯癫与文明》的读书笔记也写过,被开除人籍的疯子只配像野兽一样关在笼子里挨鞭子。黑人当时就被认定只有3/5的人类和2/5的野兽。而西化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就自认为,中国人九分像鬼一分像人。

当时甚至还有美国学者作证:中国佬的脑容量较小,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以不应该引入美国,否则会造成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族性退化。由此推出,美国人每一次与中国女人的交合都会提升他们萎靡不振的种族;而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安下家来,就会让我们的种族血统降级。在当时,白人的肤色、身体美学、脑容量、优等生等,都被作为进步的标杆。这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利益就是进步的论断,被散播至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化社会的胡适笔下曾经写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最后胡适还补充道:谁要是否定他的观点,谁就是“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这套理论如今也屡见不鲜,自卑感早在100年前就刻入了我们的国民文化中。

让我们回到这场海难,实际上,眼尖的人可以发现,卡梅隆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有着一位扎着猪鞭的华人出场。这位华人出现在了电影的开头、中段和结尾。电影里并不会有没有意义的镜头,这个镜头的意义可能现代国人体会不到,因为当初泰坦尼克海难中幸存的“中国佬”可是媒体谴责的聚焦,指控6位中国偷渡客假装妇女混入了救生艇,并以此上升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泰坦尼克号》上那位合法中国乘客在船员的允许下进入救生艇的片段,正是对历史的一次**的澄清。

当然《泰坦尼克号》也不是什么纪实电影,卡梅隆在三等舱展现了一场国际无产阶级大联欢,来自不同国家的下层阶级欢聚一堂,杰克和露丝在桌子上还即兴来了一段踢踏舞。事实上,只有三等舱住满下层阶级符合事实,而这些下层阶级多为移民,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相互之间语言不通,更谈不上一起开派对。我们的中国佬在电影里无疑是一“聋哑人”,在听到海难消息后杰克飞奔去甲板的片段,可以看到这位中国佬还在拿着字典对着标识查路。另外,露丝跑去三等舱也不符合现实。一般来讲,头等舱和三等舱之间有着严格的种族隔阂,就好比黑人不允许和白人坐一部公交。

头等舱是上流社会男女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场合,他们在其中比拼身体美学,也就是所谓外在的禀赋和优雅——男人们卖弄学识,而女人们比较衣装。而泰坦尼克号奢华的头等舱正是再适合不过的竞技场,实际上,泰坦尼克号并不是当时最大的一艘游客轮,但却名副其实的是当时最奢华的客轮。头等舱无不处处模仿老式欧洲,尤其是英国古老贵族的风格。它拥有健身房、游泳池、图书馆、花园、酒吧,使用的全是上好的榆木家具,餐厅也是路易十六风格,富丽堂皇,仿佛大家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旧时代”。

这使得这艘船成了上流社会的最爱,处女航的门票也因此成了身份的象征。多数报纸都会刊登头等舱富豪名单以及他们的家财。之所以报道这些,是因为富豪们兜里的钱、珠宝和各种证券比他们乘坐的造价不菲的游轮还要“沉”。甚至随身带的宠物也不是普通货色,贵妇戈登夫人在上船前就花重金购得了一只北京狮子犬,以中国新任大总统“孙逸仙”的名字给它取名,这只狗还在海难中登上了救生艇。也正是由于本次处女航成了举世瞩目的时尚秀,泰坦尼克的海难才会轰动全世界。

我们的中国佬之所以出现在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中,是因为欧美因阶级矛盾激化,接二连三的引发**潮,导致劳动力短缺。英国唐纳德公司雇佣了8名香港人,从泰坦尼克号转乘到另一艘英国轮船阿纳特号,它正因为缺少煤炭工人而无法启航。苦力在当时基本是中国人的代名词,他们老实又便宜。虽然英国给8名中国佬发身份证明,但是他们依旧因为《排华法案》不得踏足美国,海难中也没人当他们是英国人。

当时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它在启航前四天才开始招募船员。这么短的时间,不足以使船员相互熟悉,也不足以使船员熟悉新船的复杂设施。更别提船长是那个糟糕的斯密斯,也就是电影里饮弹自尽的那个船长,他曾经在奥林匹克岗和英国驱逐舰撞过,在泰坦尼克离港时,又险些撞到附近的尤克号邮轮。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任何人亲眼看到斯密斯船长开枪自尽,船长的自尽很可能是虚构盎格鲁撒克逊人骑士精神故事的一部分。

泰坦尼克号的海难本来可以避免,在撞上冰山的海域,许多附近的船只都发出过冰情警讯,只不过船长不当一回事,在撞船时他正在和白星航运公司的老板在酒吧玩牌。而大副弗兰克愚蠢的指挥也是灾难的一环,他使得泰坦尼克号侧面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如果迎着冰山撞击,船仍可以漂浮在海上。

蹊跷的是,在那个时代电报业已经相当发达,可是从泰坦尼克号失事到载满获救者的卡帕西亚号到港间,媒体完全掌握不了现场的救援消息。于是,各式各样的报道都有:有的记者凭借打听到的一句“妇**先”,就报道船上所有妇孺都被转移到了救生艇上;而有的记者则报道,头等舱的所有客户全部获救;也有报道全员获救,说泰坦尼克号还漂浮在海面上。事实上,从数学上可以得出,如果头等舱的乘客全部获救,那么妇孺就不能全部得救;如果妇孺全部得救,那么头等舱的男士们就登不上救生艇。

由于泰坦尼克号海难后来被构建成一个感人肺腑的展现人形光辉的故事,人们几乎记不起当时针对白星航运公司和英国马可尼无线电公司的一项严重指控,这项指控将危及整个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真实性。这项指控就是两家公司涉嫌故意隐瞒拖延海难消息。在无线电公司的配合下,航运公司的老板策划了一场公关危机。这场消息封锁有迹可循,美国的军舰曾经在事发时截获3条电报,卡帕西亚号上的电报员受到过禁口令:别透露那些经历,你将会得到一大笔钱。

可以推测到,整个卡帕西亚号的船员都收了封口费。当卡帕西亚号的船长到达纽约后,立刻给报社送去了一份他写好的声明:泰坦尼克号发生在海难时,船上并无任何混乱和恐慌发生,其生还者还在卡帕西亚号,也秩序井然。事实上,卡帕西亚号船长到达泰坦尼克号沉没地点时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他又怎么知道泰坦尼克号沉没时秩序井然。

对于秩序井然的说法,生还者委员会**戈德贝克先生却有不利的报道:这位商人在登上标准救生艇时,舍不得他那只鼓鼓囊囊足以占据一个人空间的大号行李箱。在上岸后,这位戈德贝克先生称自己的帆布大行李箱是从卡帕西亚号船员购得,是船上乘客给他的御寒衣物。按道理,别人可能给他一两件衣服,又怎么可能给他一箱衣服,况且其他幸存的女人一直衣着单薄。那些头等舱的上流社会者不舍得放弃自己的财物,就像前面所说,海难中还有3条狗被带上了救生艇。

对英美两国的商界来说,泰坦尼克号上数十位社会名流和富豪一时生死不明,这已经不是白星航运公司损失一条昂贵的船这么简单,也将不再是百星航运公司一家破产就能勉强对付得过去,它都会重创英国的保险业、造船业、航运业和大西洋旅游业,经由跨国公司以及频繁的双边贸易来往,英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已经一体化。还有比船长在明亮的夜晚在浮冰区高速航行,自己却在酒吧和老板玩牌更大的丑闻吗?(实际上有,比如韩国的世越号)这本身是一种犯罪,是航运业的极大信用危机。可以预见到的是,如果放任舆论发酵,没有人再愿意乘坐跨大西洋航班,欧美的经济交流将会中断。所以,必须转移舆论的关注角度。

公关危机的最好处理办法,无非就是丧事喜办。白星航运公司老板伊思梅始终只强调自己作为泰坦尼克号头等舱普通乘客的身份,讲述个人如何生还的传奇。而头等舱的其他乘客,也结成了盎格鲁撒克逊联盟。尽管他们在海难中丑态百出,可他们不约而同的吹嘘起了自己在海难时如何英勇神武。不过生还者的故事无论如何都有瑕疵,而把死人打造成英雄却很少有人怀疑。头等舱的首富阿斯特先生就在死在了海难中,他被叙述为最具有绅士的礼让风度和骑士的刚毅气概。

很快大家都发现,头等舱的乘客大量生还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报道角度,会激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妇孺生还则是一个更好的报道角度,它强调了盎格鲁撒克逊的人的高贵性。所有头等舱乘客,无论他在海难中怎么死的,必须死的像个男人。 这些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仅包容白种女人, 甚至保护全天下的女人。事实上,由于信息的垄断,这套用道德转化责任的方法是一套非常巧妙的危机公关,民众乐于见到骑士精神。

媒体对事件进行了重组,说女人们无论头等舱的贵妇,还是三等舱不识字的农妇,全都被礼让到了救生艇上。还报道那些盎格鲁萨克逊人掏出手枪,逼退了争夺救生艇的三等舱男子。而事实上,前七只救生艇里没有一个三等舱乘客,大多数都是英美男性乘客。然而事后表明,还有许多妇女儿童没有被全部获救。于是媒体进一步荒诞的想象出抓阄这种方式,因为抓阄完全靠个人运气,与阶级地位无关,暗示头等舱的男性们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为自己谋夺更多的获救机会。而船上有一位叫做戈登的先生,被证明向船员行贿,以交换登上救生艇的机会。没错,他的妻子戈登夫人就是条“孙逸仙”的狗主人。当然戈登夫妇矢口否认这件事,他们仍然在上流社会混的如鱼得水。

再比如海难中死亡的巴特少校的男子被媒体捧成英雄。可没过多久,沙滩上找到了一个瓶子,上面记录了自称是巴特上校的求救。巴特少校很可能并不是无畏赴死,他也上了救生艇,而救生艇没有被发现。虽然纸张上的字迹并没有被官方证实出自巴特少校,但是瓶子发现的地方,找到很多泰坦尼克号乘客的尸体。媒体们纷纷质疑这纸条的可信性,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把瓶子拿到相关机构去鉴别真伪,反正就是不了了之。类似巴特上校的故事充斥了媒体,成了一场大狂欢。其中不乏英雄事迹,比如类似三等舱的乘客发疯的扑进救生艇,其中三个意大利人被船上的副官开枪击毙。(意大利人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他们在美国常常被歧视。)

讽刺的是,那泰坦尼克号靠岸的第一手消息是:“在头等舱的黑暗中似乎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打斗,在叫喊,为了争夺救生艇的位置,男人女人互相争打撕咬抓挠,但斯密斯船长似乎勉强恢复了点秩序。乘客们跑来跑去,男人们在祈祷和诅咒,而身着睡衣带着珠宝的女人们在黑暗中与人争打。”这段话在没几天后就被叙述者发声明收回。然而却被其他生还者的说法印证。关于开枪,也的确有这么一回事。头等舱一位乘客手持左轮手枪,说谁阻碍他上救生艇就毙了谁。在这个时候,三等舱与其他等级的舱室之间被铁拦隔离,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发生恐慌。数据统计,头等舱的生还率为62%;二等舱为48%;三等舱为25%。

卡帕西亚号在进入美国内港前就在港外的厄里斯岛放下海难生还者,让他们直接转船去英国,不需要直接面对美国的海难调查。在这些生还者下船前,各种各样的好消息已经横飞。靠港的三个小时后,各种各样的生还者回忆录又再一次被加工和转运。可以看到很多故事被翻版的移植到了生还者自己身上,头等舱中说出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主角全都变成了自己。只不过抢着上救生艇而被击毙的人,可以是三个意大利人,可以是两个中国人,也可以是其他一些国家人。随便怎么吹都没关系,反正卡帕西亚号上的人都签了保密协议。

所有不光彩逃生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全都被记下了具体名字,而其他国家的人则被称为意大利人、中国佬。前者撇清自己和族群的关系,后者则把上升到种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德被一再重复、重复又重复,甚至当时的歌星还专门灌了唱片来歌颂海难中的种族美德。当然,只歌颂美德不能显得盎格鲁撒克逊人有多么优越,于是三等舱的外国人就被视为踏脚石也就顺其自然。

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的电报助理布莱德首先编造了一些回忆,说中国佬在乘客那里抢夺救生衣,在妇女之前抢入救生艇。这一情节又被头等舱的生还者斯滕格尔所复述,而他说的那个故事并不是针对中国佬,而是德国佬。两个故事情节雷同。也有报道称14号救生艇里有一个意大利乘客,他打扮成女人的样子,头上还披着女用披巾偷偷摸摸的进了救生艇。这引起了意大利大使馆的干涉,于是对于意大利人野兽化行径的报道被收敛,不过媒体们还是用女性化用词报道海难中的意大利人。最后,由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无能,这些形象最后被固定到了中国佬的身上。

这场公关危机的最后,则是把舆论焦点转向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判,而忘记了追究海难的责任。《丹佛邮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叫做《中国规则:先救男人而非女人》。他假设泰坦尼克号是中国游船,由中国船员控制,那么没有一个妇女儿童会获救。对于中国人而言,先救男人再救儿童,最后才是女人。随后引起了媒体的跟风性批判,由“中国规则”转到“骑士精神”,最后直指“异教国家”。并且,女权们也因为中国规则群情激奋的下场,这可捅了马蜂窝。

然而,所谓的中国规则完全是西方构建自己理想的文明形象而设立的一个镜像。由强者应承受弱者的不幸的西方文明,对比弱肉强食的东方丛林规则。事实上,美国在海难中,也经常有着对妇孺视若旁观的例子。《尤利西斯》这本长篇小说,就有记录美国人面对海难时的自私自利。1872年的英国埃德蒙号海难,在绘画里也虚构了第1个救上来的是一个怀抱孩子的女人,实际上却是一个男人。早在很久以前,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在做意识形态编辑。

作者查证到,那个中国规则的“爆料人”根本不懂中国文化,他只是一个中国黑帮的发言人。实际上,我国孟子提出的“五伦”,就有着首先救老人和孩子的不成文规定,并没有刻意强调男女。然而这个虚构的“中国规则”却被作为种族主义烙印打在了西方人的心理。

在这里我要顺便提一句,1911年也就是泰坦尼克号前一年,英国人亚伯拉罕的旅行记中写道:“中国佬和亚美尼亚人一样狡诈。但亚美尼亚人可以每天诈骗犹太人,而中国人却尽管和你讨价还价,可最后,一旦他的话说出口,他的话就成了契约,他会守约到底,哪怕一直吃大亏。是的,先生,中国佬是个绅士。”就算到如今,我国的政府也远比反复横跳的**诚信。

书的后半段,作者引用了大量史料,不断地驳斥所谓中国佬混入救生艇报道的漏洞,比如斯腾格尔太太所乘坐的5号救生艇划出45分钟后,中国煤矿工乘坐的C号救生艇才放下,在黑夜里完全看不清情况。又比如斯腾格尔先生的1号救生艇在左舷,而中国佬的C号救生艇在右舷。(是的,斯腾格尔先生抛弃了斯滕戈尔太太。)斯腾格尔夫妇虽然记不住自己是在几号救生艇,但不妨碍他们在社交界绘声绘色的讲中国佬的故事。在故事里中国佬从高处跳到了斯腾格尔太太身上,压断了她两根肋骨。而中国佬在船上还会说英文,并且表示拒绝把船划回去救人。事实上,这对夫妇所在的救生艇上就没有中国佬,那几个船工也不会说英语。拒绝救人的恰恰是前面说的贿赂船员的富豪戈登先生,他所在的40人救生艇只坐了10个人。所有的故事都是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

同样被污蔑的还有日本人细野正文,他的日记在电影《泰坦尼克号》播放后被公布,为他平了反。而这位日本人一辈子活在旁人指指点点的阴影中。在灾难面前这位日本人的确有自私的一面,这也成了他的良心负担。但相比那些头等舱的富豪,简直就是圣人。当时对中国佬的污蔑远甚于日本人,4月28日**刊登出一篇从该报经由100页的海难故事中整理出来的8页完整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着中国人低劣的种族特性。

我们来看看真相是什么?这八个中国人有序的等待在甲板上,乘坐最后几只救生艇离开。问题的症结在于,直到救生艇划到天亮,人们才发现艇里有着几个中国人。他们是在船员的默许下进艇,这点C号救生艇的艇长罗维可以证明,因为进艇时没有发生冲突。而救生艇的构造也不存在谣言里说的那种事先躲在救生艇的可能。因为救生艇放下水时需要塞上船底的两个圆洞,这两个洞是为了平时排出积水。如果有人藏在里面,不可能没有被发现。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些早早就进入救生艇逃之夭夭的家伙,用想象来发明他们根本没看到的场景。可能,中国人活下来,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大罪。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事件,不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自嗨。当时中国对外通讯电缆由英国人控制,所有的国际新闻全是英美转发。“中国佬”事件,在国内引发了一轮又一轮自我批判,各种洋化学者以中国人为耻,又进一步进行了心理上的自我阉割。“中国佬”事件作为中国人是**的铁证,被写入民国的中英文教材。具体情况看我们如今的网络乱象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只是那时只有恨国党一种声音。

笔记写到这里也就差不多。最后还是要提一句的是,关于这场泰坦尼克号闹剧,只有一位小说家公开表示质疑,并且引以为耻,那位侦探小说家叫做柯南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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