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衰落与资本主义的终结

  资本主义走到尽头了吗?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者曾经多次这样问自己。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1848年,马克思就曾经认为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后来恩格斯不得不修正这一观点。从那时至今,资本主义的长期经济扩张及其社会成就确实使社会主义者感到意外。

 

  不错,早期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市场模式早已落后于时代。在抽象的意义上,斯密的理论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主张在自由的市场上,排除一切人为障碍,放手让商品生产者进行自由竞争,以便让优胜者(高效率者)淘汰低劣者。但是,这种自由竞争必须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所有参与竞争者面对的竞争条件是平等的、公平的。在体育场上也是一样,如果比赛,应当是同重量级的人与同重量级的人进行竞争。否则竞赛结果就是不公平的。

 

  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甚至连拜登在专机舷梯上连跌三次都被看作一个信号。

 

  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经济竞争的国家所面对的经济条件恰恰是不平等的。大资本与小资本,高技术与低技术,先进国与落后国等等。如果把这些条件不平等的国家放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竞争,优势、利益就很自然地将倾斜到发达国家一方。所以李斯特当年曾对德国人(俾斯麦)说,亚当·斯密理论祸国殃民!李斯特还说,亚氏的《国富论》,那只是帮助英国人富国的理论,而对德国人,则是国穷论!

 

  事实是,在当代,国际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全球化的庞然巨无霸,伸展成为网络遍布全球,无远弗届,千手千眼的超级跨国垄断经济体。研究这种现代全球性资本主义,已经再也不能用斯密那种小企业在市场中林立、自由竞争的古典模式了。

 

  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推进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产业资本,常常无法在市场上获取足够的购买力以顺利维持再生产过程,需要各种形式的“非市场手段”转移一定数量的资源来进行“补贴”(包括政府和金融系统的鼎力帮助),产业资本的生产循环才得以维持下去。

 

  不仅是后发国家如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强大的工业企业实际上至今也仍然是处于亏损状态。例如欧美日诸国的农业,在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中间,无法获取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资源,长期依赖各国政府财政的输血政策。从日本经验看来,发达国家的工业特别是悠关生产力发展和技术成长的重工业,也一样是“弱势产业”,一样需要各种不同形式的补贴政策才得以维持的。

 

  因此,“市场配置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信念,乃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便是主流经济学高度肯定的欧美日那样的“好市场经济”下,也导致工业、农业这样的生产性行业缺乏足够的资源获取能力,假如没有其他非市场力量进行逆向调节的话,必然导致欧美日工农业多数的整体破产。

 

  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的发达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不管它的国民经济,而只做什么市场经济的“裁判员”!一个放任市场自流没人管的经济,必定是世界上最坏的经济;必定会成为弱肉强食,任由经济强者肆意掠夺弱者的野兽经济。

 

  今天正是如此,在国人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富足的代名词。我们正梦想着总有一天也会过上跟美国人一样的富裕生活。这种看法当然是无可指责的,唯一的问题是,美国人自己怎么看。

 

  美国人计算出,如果中国人想要过美国人的生活,那么起码需要十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早在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就指出可供人类挥霍的自然资源已经所剩无已。但人们仍在大量地制造和购买汽车,从来不想一想:如果石油用完之后怎么办?有那个资本家不想生产更多的钢铁、制造更多的汽车呢?如果他停下来,哪怕一周时间,他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取代掉。资本主义的发动机一旦起动,就不会自己停下,除非冲下悬崖为止。而悬崖就在眼前:战争毁灭、自然环境的破坏、第三世界的大规模饥荒和两极分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第三世界每年有1600万儿童死于饥饿和可医治的疾病。这就是说,每五年的死亡人数与整个第二世界大战期间的死亡人数一样多。

 

  有的人承认这一阴暗的情景,但补充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他说得不对。人民有能力把他们自己创造的工业技术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销毁库存的武器并最终制止武器生产;重建受到威胁的经济平衡并向第三世界和世界其它地区受贫困威胁的群众提供食品和医疗援助。然而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

 

  有的人虽然不否认危险,但却断言这些危险并不那么严重,涉及的只是技节现象,这些现象由于政府和专家们的智慧已经得到缓解。

 

  早在上世纪初,爱德华·伯恩施坦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对立将不断缩小,经济危机将越来越少,危机的程度将越来越轻。因此社会的紧张气氛将日趋缓和,专制日益减弱,民主日益加强。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少。革命也必然会越来越少,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文明”国家中干脆就不会再有革命。历史用法西斯的上台和世界大战回答了他。

 

  戈尔巴乔夫也曾郑重其事地宣称21世纪的特征将是阶级和解和合作而不是长期化、尖锐化的阶级斗争。他们的论证如下:由于我们面临自杀性灾难的威胁,而占有者阶级肯定不打算自杀,所以他们最终将选择理智的道路。他们将同意用和平方式从根本上调解最危险的冲突和危机。

 

  无庸置疑,垄断大资本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大战意味着自杀。它不再象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样把世界大战视为经济危机的最终解决办法。它已经认识到那时非常“不划算”的行为。资本家不能把手中的商品卖给被核武器杀死的顾客,这样做他们“克服”不了经济危机。他们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样清楚地懂得,自从核武器具备重复毁灭能力以来,世界大战已不再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因此,在核裁军和拯救环境的道路上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共同采取一些起码的步骤是可能的和明智的。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会拒绝戈尔巴乔夫的裁军倡议和裁军建议。

 

  然而,帝国主义虽然对防止核自杀,甚至于对稍微限制一下军备竞赛感兴趣,但是它对全面地或哪怕只是较大规模地停止军备竞赛却绝对不感兴趣。我不可能得到证据,来证明国际垄断资本正在用基因技术来改造大部分人类,使之成为“靠喂奶生活的人”,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危机和市场危险。但是我知道,正在临近的灾难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结构上的联系。如果人们想最终摆脱战争危险、对环境的威胁、第三世界的饥饿和贫困以及大都市中出现“两极社会”的危险,那么就必须对世界上一切工业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进行自觉的检验,看其是否合乎人道,也就是说,必须同时放弃中短期的打算和利益,放弃追求局部的、分散的利益,放弃各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竞争。那时将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生产,而不是追逐利润;是活劳动统治死资本,而不是由死资本统治活劳动。生产将听从计划的指导,而不是无计划的行为。这显然是与一个以私有制、竞争和追求个人发财致富为基础的制度不想容的。这显然是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的。这一制度内部存在着不断追求局部的合理性与不断产生全球性的、往往具有爆炸性和毁灭性的不合理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失才会消失。(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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