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西方的精神底色是个人主义，中国是集体主义，是根本性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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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西方的精神底色是个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是集体主义的，这是根本性的误读。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集体主义也就没有个人主义。正是在非血缘性的，制度化的，结合紧密的共同体中，比如西方基督教会或中世纪行会中，才萌发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意识。西方的所谓理性自律正建立于潜在集体主义的规制中，。也正因为这种规制，才需要个人主义的中和。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这种非血缘的共同体的，因此既无所谓集体主义意识，也无所谓个人主义意识。

      在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典型文人中，陶渊明、白居易、李白、杜甫、苏轼是有个人主义意识还是有集体主义意识？那些以科举为人生奋斗道路的士绅、乡绅们是个人主义意识还是集体主义意识？渴望发家致富的个体小农们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意识？在中国的古代经典和古代小说中，在浓郁的追求世俗幸福、追求”福禄寿“的文化中，在产生”世故“这一显著特征的发达市井文化中（所谓”世故“，即是情欲的最精密计算），我们能感受到集体主义的气息吗？还是个人主义？明了于此，就知道以个人世俗理性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式”启蒙“的文不对题，甚至是”以水济水“，恶化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要把自己转型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要从非集体的状态中，塑造出集体，才有所谓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个新问题。

有人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是“救亡”压倒“启蒙”。那是站在自由主义或理学家的狭隘 立场和扭曲眼光看待问题，他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与“实践”紧密相连，具有广阔社会内容的“觉悟 ”。那种自由主义的，或带有理学家色彩的，与历史实践相分离，与经济基础相分离，与人民大众相分离，只具有干枯狭隘内容，“处于静思默想状态”的，文不对题的”启蒙“只是一个随意，空洞的”意见“，根本洞达不了生活的本质，支撑不了现实复杂广阔世界的“解放”实践。而那种中国式自由主义的”自由“，脱离了新教伦理的土壤，也失去了德性的维度，它的内核实为庄子式的”任性“的自由，是价值的虚无化，因此它欠缺丰满的生命体验，只能枯死在象牙塔中。恰恰相反，二十世纪的奋斗史是“觉悟”与“解放”的携手并进。 二十世纪中国道路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以觉悟激发和引导的，人的精神、人的潜能、人的生产力得到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在解放，所以它能释放巨大的力量。因为解放以觉悟为依托，所以它所释放的力量才是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持久性的力量。由此，因为实际的历史进程，觉悟和解放成为现代中国的最高核心价值。觉悟就是意识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展示。正是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在这个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身心的激荡才激发出“觉悟”，锤炼出意识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这个觉悟是逐渐深化，具体化的过程，是民族意识、阶级意识、个人意识的渐次发展，也是辩证统一（正是在这个辩证统一中，个人解放才能保障他的深度和力量）。而正是在这个觉悟的引导下，逐步走向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个人解放的历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文明共同体的构造过程。而个人解放也正是在一个逐步建立起来，完善起来的，均质化，具有平等关系的集体保障中，才能各得其所而舒展。

    个人解放的要义是要以个体的觉悟为前提，这个觉悟的内核是自我意识的高度自觉性和能动性。个人解放也就是以这个觉悟为依托，尽情施展自己德性、能力，自主的面对和处理生活和外部世界的挑战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以及自我担当的责任感。个人 缺失了集体主义的社会化的教养，觉悟将失去广阔的世界和视野，没有海的滋养，觉悟就无法升华深化，就会萎缩。没有宽广深刻的觉悟的有力支撑，个人的解放也会失去根基。而缺失了具体个性的教养，德性的开发，集体也将死气沉沉，缺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因此个人解放最终是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乃至于人类解放的高远理想汇成人的解放的大海，。作为新中国最高价值的“解放”与“觉悟”的互相支持和互相提升就构成人“道”修养的基本准则，它指向改造客观世界，完善主观世界，创造出一个文明而又创造性的人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