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在一路体罚之下成长为身心基本健康的成年人的？

这是我的疑问，不是结论。

1990年，我出生在时任新中国最年轻的城市X市。经历了混沌的3个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后，进入小学，成为了光荣的红旗的一角（虽然从制度上，要到二年级才第二批带上红领巾）。

小学生活是一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结合。而体罚，作为当时教育体制的一部分，也进入了我的生活。

导致体罚的原因形形色色，我体验过的，自认是比较弱鸡的那一些。

上课说话，升旗仪式上说话，没有说话但因为小动作让老师误以为我说话了等等，总结起来，就是破坏集体秩序。

我的小学班主任姓蔡，教语文，当年已经有三十多岁，除了班主任应由的威严，并不觉得她特别凶悍。

但她会体罚。

扔粉笔头这种班主任标配技能不值一提，印象最深的，是蔡老师会用书本或教案扇头。

用书扇头，和它的原型“用手扇巴掌”，看似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又微妙的差别。

巴掌扇脸，脸会刺痛，更重要的是会伴随着一种暴力加持的屈辱感。

而用书扇头，首先感到的不是疼，而是“懵逼”，让你反思“发生了什么？”

印象中有一次，大概是班会，我转头跟后排的男同学说了件不记得什么好玩的事，还没来得及转回来，就感到后脑勺一下暴击。

回过神来，发现男同学已经羞愧地低下了头。

蔡老师只打了我，没有打他，现在回想，还是很明确地区分了嫌犯和受害者，没有滥用暴力。

当时的我虽然有点羞愧，但也并没有觉得十分屈辱。或许是天性混沌，或许是自我保护，又或许是阿Q精神。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体罚，现在讲出来，大概要被福柯的信徒当作例子引证。

那是某个周一早上升旗仪式结束，班级列队，鱼贯回教学楼，我……大概是又讲话了吧……被蔡老师拉出来，站在教学楼门口“示众”，不记得几个年级的班级，从我面前列队经过，伴随着“检视”。

现在回忆，当时的我心里似乎不得不发展出一点“喜剧精神”，或是在大脑里创造出间离效果，来抵消屈辱感。

那也并不是什么“恶作剧”的快感，因为我知道自己貌似违反了秩序，但并不是故意“对抗”什么。

之后的事情，用Mr.鲁迅的说法，“大抵是统统忘却了”，但我也并没有由此发展出对蔡老师的恶意，小学毕业之后的几年，还总是跟同学一起去看她。

关于蔡老师，还有另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班里有个男同学，总喜欢咬手指甲，蔡老师为了治他这个毛病，用口红涂了他十个指头。

这种带有小小惩戒性质的教育，大概是我对蔡老师印象的底色。

小学毕业后，我上了马路对面的初中，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嗯，我的人生巅峰来的比较早。

班长、课代表、某单科偶尔年级第一……被体罚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上了初中，体罚的责任主要是数学老师承担。他是个四十多岁、把delta念成“德尔特”的男人，我们叫他老葛。

老葛的体罚带有很强的“游戏”色彩，且主要针对男生。

比如他喜欢罚人半蹲听课，或者用指甲盖儿掐上臂内侧的肉，掐到男生开始求饶并保证不再犯就停止。

被掐的学生心里MMP，围观群众笑呵呵。这一度成了我们的班级特色，并热衷于跟其他上过老葛课的班级学生交流：“你们有没有被罚过蹲啊？”

最搞笑的是当某次数学考试我们集体翻车，老葛一个眼神，全班就自觉起立、搬椅子、蹲下……然后互相挤眉弄眼，纷纷表示下次一定好好考。

上面这段很可能是我现在想象出来的，但却愿意相信这场景一定发生过。

正如前面说的，初中是我的人生巅峰，四年过后，靠降分进入当地最好的高中之后，我才知道真正的惩罚并不是老师体罚你，而是老师不管你。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