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领先的奥秘（转载一）

诞生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对于其先进工业往往有着严密的保护，也会有意无意卡后进国家的脖子。

以巴西为例，巴西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扶持民族工业，结果不久后，国内就发生了政变，亲美派上台，随之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开放本国市场，并大幅提高服务业占比。60年代初，外资控制了巴西90%的汽车制造业、70%的机床制造业[1]。

这种“强行去工业化”几乎发生在每一个拉美国家，导致原本经济基础好、受战争影响较小的拉美地区，被永久地钉在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再无力冲击高端产业。

但同一时间，饱受战争摧残的东亚，却开始迅速崛起，在电子产业中实现了赶英超美，而且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建制化突破、互亏式发展。

建制化突破：目前，东亚地区不但生产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还在电子元件生产领域占到了绝对优势。而在四大泛半导体领域（芯片、面板、LED、光伏），东亚的产能几乎就代表着整个世界。

同时，东亚地区还诞生了大批世界级消费电子品牌，从80年代的索尼松下、到2000年后的三星电子、华硕、HTC、到如今的HVOM。东亚几国“成建制”地实现了突围。

互亏式发展：不同于中东国家建立欧佩克哄抬石油价格，欧洲国家携手保护飞机、汽车价格。东亚几国在面板、存储芯片、半导体代工等领域的对决异常激烈。这种互亏式发展有三个显著特点，在DRAM 存储芯片体现的淋漓尽致：

（1）市场规模很长时间内，都有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增产不增收。从1994年韩国在DRAM技术上追平日本开始，DRAM芯片产能急剧扩大，但市场规模在长达20年内都没有扩大， 甚至多次萎缩，原因就是惨烈的价格战。

1991-2016年 DRAM市场规模

（2）频繁爆发价格战。比如从1994年开始，日韩之间不到10年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DRAM价格战，多次出现“生产一片亏损一片”的局面。

（3）高昂的投资，导致没有玩家愿意接受退出，只能选择死磕。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三星以单季度亏损6700亿韩元的代价向中国台湾的DRAM厂商发动价格战，当地厂商仓促之下被迫应战，最终导致7年近一万亿新台币的投资付诸东流。

总体收益不增长、竞争者内向求生，失败者不允许退出，这种局面套用一个时髦的词就是内卷：

宁愿亏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

东亚地区产能的霸权，却带不来定价的霸权。这背后其实是泛摩尔定律给东亚这个工业追赶者留下的后门和陷阱。而内卷的终局会走向哪里？本文将从五个角度进行探索：

1.摩尔定律：追赶者的后门

2.内卷之路：契约内的血酬

3.何处破壁：赌国运的决断

4.赛道争夺：新东亚的出口

5.产业对决：挑战者的使命

摩尔定律：追赶者的后门

所有后发工业国都会面临一个难题：很难进入巨额利润产业，对领先者实现超越。

如果观察世界各国出口强劲且毛利颇高的产业，比如美国的飞机、能源、汽车，德国出口的汽车、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以及法国出口的飞机、汽车、制药，会发现这些出口王牌，都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渐进式创新，核心技术早已成熟、每一个微小创新都需要长期的工艺、数据积累。二是依赖基础科研，如材料学、物理学等，但基础领域的技术成长曲线非常缓慢。三是供应链固化，零部件藕合度高、供应商关系紧密，外部供应链打入极难。

总结起来就是，领跑者圈子文化、强者恒强，后来者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而如果不能进入这种高利润行业，却又非要强行工业化的话，就又会陷入一个发展陷阱：

强行工业化---进口外国工业设备---制成品没有竞争力无法出口----外债高筑---遭遇经济周期打击---汇率崩盘---丧失融资能力---失去继续工业化资金---结束工业化进程。

大量踏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其实是在不断演绎这个剧本。比如巴西1980年代，推出了“5年投资372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超过一半资金是举借外债。但由于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弱，出口卖得并不好，最终功亏一篑。

这种刀剑舐血式的经济发展，遭遇危机不堪一击的状况，成为了经济学领域中“桑巴效应”这个名词。紧随其后的还有“龙舌兰效应”、“探戈效应”，洋溢着一派拉美风情。

既有工业先进国的打压，又有强行工业化陷阱，后发国似乎很无望。直到摩尔定律，在电子产业上打开了个“后门”，即芯片上的晶体管密度每隔18个月就翻一番。

如果其他行业也能用上摩尔定律，那么航天飞机的速度早就提升到300倍光速了。但绝大多数行业都由能量守恒的物理定律支配。摩尔定律则是产业的人为约定。

半导体的研发得益于材料更改、工艺提升、电子效应等物理属性，其效率会呈现指数级改变，因而，摩尔定律大行其道。而在面板、LED、光伏等泛半导体领域，也存在成本、效能指数级下降的状况：

面板有京东方的“王氏定律”，每三年价格降50%；LED有“海兹定律”，价格每10年将为1/10、输出流明增加20倍；光伏领域，过去十年发电成本下降了82%，平均下来每年下降16%。

在摩尔定律的拉扯下，终端性能爆炸式的提升，让任何领先者都无从保持优势。保持优势。即使是苹果、三星这种绝对巨头，也一直面临竞争压力，一年一更新都会被对手嘲笑技术落后。如果领先者稍有懈怠，就会被追赶者一把赶上，这在汽车、航空、医疗等领域是无法想象的。

摩尔定律的另一面是产能的指数增长，这意味着早期投资难以积累起规模优势。后进者的新工艺新设备，反而可以形成产能优势。而先进者的落后设备，反过来变成了累赘。

面板领域，先发者积累的产能并未形成优势

1994年，日本液晶面板产量占到全球的95%，但这些产能大部分都是1、2代线。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并未升级产线，结果2年后，就被猛砸3代线的韩国超越。而2003年到2007年间，台湾地区大举引入5代线，年产量4年增长了8.5倍，最终超过了韩国。

2009年之后，大陆加入战局，把投资焦聚在高世代的8.5代线、甚至10.5代。最终在2018年一举超过了韩厂，并在2020年生产了世界上几乎一半的面板，实现了后发者的胜利。

正是摩尔定律的存在，给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赶英超美的窗口和希望，也造就了大名鼎鼎的“东亚模式”。如今，电子产业占东亚地区总出口额的3成以上。相比之下，欧美国家中只有美国的电子产业出口占比超过10%，英法德平均下来甚至低于5%。

然而，摩尔定律带来的除了东亚电子产业的腾飞，也留下了一个陷阱。

内卷之路：契约内的血酬

电子产业既没有被印度、南美抓住，也没有被欧美强行留给自己，而之所以成为东亚的盛宴，有其必然性：这是一个对劳动力和资本消耗的无尽赛道。而只有东亚国家，符合这个赛道的全部要求。

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有着非常鲜明的独特性：除了打造品牌和操作系统以外，电子产品的组装和模组生产，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青年劳动力，而且是可以机械化生产、军事化管理的劳动力。

毕竟，一条手机组装产线少说也有五六十道工序，需要将近70个工人流水完成。而手机里的模组拼接就更难了，比如摄像头的组装在无尘洁净室中进行，以确保相机不落灰尘影响拍照效果，这就对工人操作要求非常高，需要正规的培训、以及严谨负责的态度。

作为苹果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设有36个工厂，其中有6家工厂专门组装苹果手机等产品，这6家工厂就有员工近80万人。根据库克的描述，在中国，哪怕是午夜，一个电话就能调动数以万计的工人。

在欧美国家，没有哪家企业敢以这种强度消耗劳动力。而在中东和南美，也找不到这么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两地人口之和也不及中国多，并且分散在四倍于东亚的广袤土地上，唯一能提供电子产业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基本上只有东亚和南亚。

而资本方面，高代际产线需要的钱越来越多，单个晶圆厂投资成本最高已经达到百亿美金，而且还需要持续投资。以台积电为例，2019年收入340亿美元，净利润117亿美元，但当年资本开支也高达152亿美元，也就是说赚的钱转手就去买设备了。这种规模的投资，只有东亚国家和地区能负担。

总结下来，这种超级重资产的生意，和高回报的互联网、稳定赚钱的飞机汽车相比，欧美不屑一顾。而南美、印度玩不起，劳动力密集、储蓄率高、政府财政投资意愿强的东亚，最终成为摩尔定律的战场。那么在东亚国家卷的飞起的同时，欧美国家在做什么呢？

首先是给东亚竞争的双方卖“军火”、赚生产端的利润。东亚电子公司互相竞争基本是靠买高级设备。做面板、半导体代工，竞争压力大，甚至不赚钱，但卖设备的美国应用材料、泛林电子等公司利润却蒸蒸日上。

另外则是造生态、收割消费端的利润。在台湾地区生产全球笔记本电脑的时代，美国选择了打造windows和x86生态，“系统+CPU”的Wintel联盟收割了电脑产业绝大部分利润。一台电脑5000元，联想和华硕只能赚上100多元；单价1000-2000元的CPU，英特尔可以赚上一半的利润；而边际成本接近0的操作系统，微软则卖到1000多元。

随后，日本索尼、韩国三星、中国台湾的和硕、大陆的联想，以及新兴的华为、小米，杀得越狠，Wintel越稳。

移动时代，安卓+Arm的新组合，躺赚着看三星华为等一干品牌激烈竞争。苹果生态链也如此，2019年，中国Apple Store上的苹果抽成收入高达200亿美元，相当于5个富士康或30个立讯精密的利润。

东亚企业电子淘金热时，欧美牛仔们就悠然做着卖水人。而且垄断性越来越强，边际成本越来越低。这种躺赚的状态，保证了欧美企业把精力放在基础理论研发等领域，壁垒反而越来越高。（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