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言给父亲“严酷惩罚”的蒋经国，多久才等到一个回国“官宣”？

来源：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编者按：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句俗语放在蒋介石和蒋经国这对父子身上，十分贴切。只是这两人之间，不仅是简单的家庭问题，甚至还有国际问题和立场问题等，错综复杂，十分纠结。

围绕着蒋经国滞留苏联有家难回的问题，蒋介石一方面思念儿子，一方面更要言行符合自己的政治身份，在这冲突之中，我们可以窥得蒋介石复杂的心理——

蒋经国留苏不能归

近代中国有过多次留学运动。例如大革命时期，不少爱国青年赴苏，企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1925年10月，经蒋介石批准，16岁的蒋经国和其他90名年轻人一起赴苏。当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复经儿信，准其赴俄留学也。”

蒋经国在校期间立场与父亲截然相反

蒋经国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批评来信“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蒋介石不以为忤，回信表示：“你的进步我以为很大，你的思想、语意统统是对的。”信中还说：“中国革命如能认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能说是革命。”这以后，蒋介石得悉儿子已经加入共青团，写信勉励他以共产主义为事业，函称：“我虽然未加入共产党，而为纯粹的国民党员，但我自认我一生的事业是在革命。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立在革命战线奋斗的。我对于你，名称虽为父子，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满足的。”同年6月，蒋经国写信向父亲报告学习情况，蒋介石觉得他信写得不错，“文理甚有进步”，高兴之余，特别将信递给张静江阅读。

年轻时的蒋经国

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蒋经国被迫滞留

1927年2月1日，蒋介石还曾致函经国，鼓励他毕业后“仍在苏联继续学习”，看不出会有大的政治动作。但是进入4月，蒋介石却通过白崇禧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发动反共政变。这对于蒋经国宛如晴天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自然，蒋经国的这一表态得到苏共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人的充分肯定，一度被他的同学们称为“敬爱的人”。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又在秘密鉴定中被认为“政治上不坚定，犹豫不决，需要长期特别的政治监视”。

据蒋经国自述，他从孙中山大学毕业后，曾申请归国，但未被批准，他便申请加入红军。1928年，蒋经国以“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优异表现，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学。

蒋经国一家人（蒋经国妻子芬娜为蒋经国留苏时期在重型机械厂当技师时结识）

蒋经国在苏期间表示未来要严惩蒋介石

蒋经国有过回国的念头。1934年12月，苏联内务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找蒋经国谈话，告诉蒋：“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当蒋经国为之精神一振时，李希托夫又告诉他：“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国。”1935年1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召到莫斯科，王明告诉蒋经国，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要蒋写信回国，告诉母亲，自己在苏联完全自由。王明并且拿出了一份代拟的信件，蒋经国觉得并非己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国，只含蓄地写了一句：“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一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

1936年12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

两次机会遭蒋介石拒绝

尽管蒋经国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留苏不归，蒋介石还是怀念他的。

蒋介石拒绝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回国的建议

蒋经国归国无望，有时，蒋介石就自我安慰：以党为家，以黄埔军校的学生为子，甚至说，“国民皆为吾子”。要“家”干什么？儿子何必自生？1930年10月31日，宋蔼龄偕子女到奉化溪口，与蒋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感觉缺少经国，宋蔼龄便向蒋介石建议，不妨考虑承认《伯力协定》（编者按：《伯力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恢复中苏冲突以前的中东铁路管理制度和中苏之间的和平状态。如：苏联理事复职，恢复苏联正、副局长职权，以及先行恢复苏联在东三省境内的领事馆和中国在苏联远东各省的领事馆，恢复冲突前苏联在东三省境内的营业机关；双方随即撤兵等。它延续了苏联不该享有的中东铁路部分路权，但尚非“亡国”纪录），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蒋介石决然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次日，蒋介石、宋美龄陪宋蔼龄拜谒蒋母墓地，再次讨论营救蒋经国回国一事，蒋介石的回答却是“不宜操切”。

宋蔼龄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交换蒋经国的建议，但是，他对蒋经国的思念却有增无减。由于蒋母已去世多年，蒋经国又是蒋母疼爱的长孙，蒋介石对儿子的思念经常和对母亲的思念糅合在一起。这一段时间，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由于软禁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造反，另立国民政府；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轻易地占领了东三省。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引咎辞职。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述，心情极度悲凉。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的建议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这就是宋庆龄向蒋介石提出的，释放为国民政府逮捕的牛兰夫妇，以之作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

小贴士：关于“牛兰夫妇”

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员有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等。牛兰，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８月９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决反共和倔强的一面，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2月13日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8月15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可见，蒋介石虽然做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对其归来仍然抱有希望。

西安事变后，苏联态度逐渐改变

1936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联合抗日。12月24、25日，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蒋介石答应，只要红军听命中央，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有资料说，周恩来曾向蒋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

蒋经国终于回国

中苏关系改善后，苏方对蒋经国的回国态度也逐渐转变。1936年，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磋商，要求放蒋经国归国。11月上旬，鲍格莫洛夫准备回国，通过张冲向蒋介石传达“经国可以回国”。

蒋经国的回国问题终于进入议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蒋经国曾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国。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决定，叫蒋介石的儿子来一趟，然后派他回国。蒋经国到莫斯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

在莫斯科期间，蒋经国先后会见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他们对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友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又说：“中苏关系正在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识。中国近四五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

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fú）大使辞行，蒋廷黻随即致电蒋介石报告。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请蒋经国到自己的家里，对他说：“现在我认为‘以苏维埃化来救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我们都知道，蒋总司令是一位极能干的军事家及极出色的政治家。”他要蒋经国转达自己对蒋介石的“诚挚的问候”。当日下午2时，蒋经国乘第2号西伯利亚快车离开莫斯科。28日，季米特洛夫得到蒋经国打来的电报：“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季米特洛夫给了蒋经国哪些指示，但不外推动蒋介石和中共合作、团结抗日一类话语。

蒋介石在3月17日得到蒋经国即将归国的消息，很高兴。日记云：“十年苦斗，方得国与家渐见光明也。”24日，蒋介石举行家宴，自然一片喜庆气氛，但经国、纬国尚远在异国，不能团聚，蒋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来到。25日，蒋介石接到蒋廷黻大使的莫斯科来电，声称蒋经国当日到使馆叙谈，已有妻与子各一，大约下月即可到达上海。4月6日，蒋介石接到蒋经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打来的电报。

多年以来，蒋介石、蒋经国之间不通音讯，接到儿子第一通电报，蒋介石自然感到安慰。4月12日，蒋介石再接蒋经国电，声称已自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乘船回国，更觉高兴。

父子相见，蒋经国接受父亲再教育

随着父子相聚日期的临近，蒋介石心中开始密布愁云。他不知怎样和这个“赤化”了的，在苏联报纸上骂过自己的儿子见面。日记云：“家事愁闷，不可言喻。”第二天，蒋介石才决心和蒋经国一家相见。日记云：“下午见经国，以昨日到杭，不愿即见也。”20日，蒋介石又烦恼了一天，以后才慢慢缓解下来。

蒋介石和蒋经国合影

蒋经国在外多年，中文自然荒疏了。蒋介石特别挑选政学系少壮派的徐道邻作为他的老师，指导其读书和学习中文。为了改造这个受过多年布尔什维克教育的儿子，蒋介石亲自为蒋经国挑选书目，要他认真阅读。他像蒋经国未出国前一样，一封又一封地给儿子写信。

这一段时期，蒋经国就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在家乡读书、反省，撰写在苏联时期的回忆。直到1938年1月，蒋经国到武汉探视蒋介石，父子才再一次见面，相处三日。蒋介石觉得儿子变了，在日记中写道：“经儿来省，觉其见解明晰，常识较富，而举止亦有规范，不失大家子弟之风，是用快慰。”蒋介石终于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了蒋经国。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

杨天石

重庆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