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的宗教分裂，深刻的影响了大清的对欧取向

 一、 前言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大都重视天文历法，视其为皇权天授的象征，每每改朝换代都要颁布新历，以示顺应天意。

  同时，历法对农事活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农民需要根据历法来安排农活。

  钦天监是清代专门研究天文历法的机构，具有特殊地位。钦天监执掌制历、观象、报时等事务，具有科学功能；同时，它又职司选定历注、出具占语、选日择地等事务，具有社会功能。因而钦天监的活动是清代天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初顺治年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es Adam Shall von Bell，1592-1666）就因治历有功被赐予“通玄教师”的美名。此后一直到道光六年（1826），一直有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在这些西洋传教士中，葡萄牙传教士占有很大比重。在清代担任过监正、监副（包括“治理历法”）的外国人共有二十位，其中十一位是葡萄牙人。

  清朝的对欧取向，是伴随着欧洲宗教分裂和在华传教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也直接导致了欧洲抹黑大清和大清对决欧洲的局面。

  曾经支撑列强训斥大清冥顽不灵的理论批判，今天已经化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甚嚣尘上批判。

如此持久的余波，唯有消散历史的迷雾才能涤荡。才能回归启蒙运动时中国是美好还是邪恶的再讨论。

二、大清以前的欧洲形势

三、“利玛窦传教规矩”

1517年 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声势浩大的西欧宗教改革和斗争上演；

1540年 教宗保禄三世批准成立耶稣会，耶稣会类似维护天主教的“保皇维新派”；

1541年 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启程前往印度；

1551 耶稣会罗马学院建立，即今天的耶稣会格里高利大学；

1552 方济各.沙勿略病死于中国上川岛，未能如愿踏入大明陆地；

1557 西班牙耶稣会士奥维耶多前往埃塞俄比亚传教；

1565 方济各.波尔日亚任耶稣会第三任总会长；

1573 范礼安为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

1579 范礼安至日本；

1582 利玛窦奉范礼安命前往澳门；

1582年（明朝万历十年），距离大明亡国尚有62年。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

1601年（明朝万历二十九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燕京，一度自喻为“西僧”。

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牢牢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改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文化低落的“西夷”。

1607年， 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科技敲门砖奏效，明朝万历皇帝准许其北京常驻并传教。

利玛窦在明朝传教，容许中国教徒继续祭天、祭祖、祭孔的旧俗，利玛窦主张中国人所谓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故祭天并无问题。

而祭祀祖先与孔子，这些只属缅怀先人与敬仰哲人的仪式，与信仰也没有什么干涉；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所遵从，是为“利玛窦传教规矩”。

四、谁破坏了“利玛窦传教规矩”，迫使中国禁教？

1）明清易代，西欧新教诸国与天主教诸国的三十年战争，诞生了《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和民族国家概念，神圣罗马帝国被强制碎片化，直到晚清的普鲁士才黏合为统一的德意志。

2）“利玛窦规矩”之争的惊魂平复

   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职务。他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并指“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应将“天主”依拉丁文音译为“陡斯”；也有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之称。

   耶稣会教士虽然对两派主张意见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闹大，耶稣会决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了该会立场，延续“利玛窦规矩”。

   当时耶稣会受葡萄牙国王保护，基地是葡萄牙占据的澳门；

   道明会受西班牙国王保护，基地是西班牙占据的菲律宾马尼拉。

然而葡西两国在海上对抗严重，关系紧张，故而两会在华的传教规矩 势不相容。

1644年（清朝顺治元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华已62年，现属德意志的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获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发展。

==========康熙年间==========

1662年，康熙帝即位。

1664年，耶稣会驻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二十四万五千人之多 。

1665年，杨光先发表《辟缪论》，批评汤若望历法不准，当时顾命大臣鳌拜不满外国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收押狱中，天主教在华发展直挫，史称“历狱”。

1667年，因“历狱”而被羁押在广州的包括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会士共23人召开了一场长达四十天的会议，讨论在华传教的方针。最后通过的决议之一，是遵守1656年教宗的裁定，延续“利玛窦规矩”。然而道明会士闵明我， 始终持不同意见，在获释后立即返欧。

康熙帝亲政期间，禁锢鳌拜，重新起用外国人。南怀仁利用西方发明 贡献清朝，不断建立天主教士的声望，又与利类思和安文思共同上奏，为汤若望平反。

1669年（康熙八年）9月5日，康熙颁旨：“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  邪教  ，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康熙八年，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

1676年，道明会士 闵明我，在马德里出版《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观》（西班牙语：）一书上册，三年后出版下册，抨击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罗马的耶稣会总会于是紧急将该书寄至中国，并要求各地的会士传阅并提供驳斥的论据。罗马教廷经过讨论，决定不更改1656年的命令，延续“利玛窦传教规矩”。

16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洪若翰、李明、张诚、白晋、刘应，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赴华，在经历与葡萄牙籍传教士的斗争后，耶稣会在华法国传教区终于成立，首任会长为张诚。该会成员大多赞成所谓“利玛窦规矩”。只有刘应 持反对意见。

1689年（清朝康熙二十八年），清朝与俄罗斯帝国准备划订疆界，商议《尼布楚条约》，精于拉丁文的传教士负责代表中方与俄国人沟通，这条条约最终以拉丁文签订。南怀仁等亦协助清廷铸造火炮，平定三藩之乱。他们准确预测日食，使皇帝可以为相关祭奠做好准备；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则成为宫廷画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达一道容教令，标志着传教士的势力攀上高峰：

“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3）“利玛窦规矩”之争的再起波澜和一发不可收拾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3月26日，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主教，突然打破各方妥协，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

自此争议迅速扩大，由纯宗教学术问题，逐渐演变成为清王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国家政治之争。

康熙年间，新来中国的多明我会（Dominicans）及方济会（Franciscans）教士反对明末以来耶稣会教士容许中国教徒祭天、敬孔、祀祖等礼俗，爆发礼仪之争。

1704年12月20日，克莱蒙十一世下谕禁止祭祖祭孔：

教宗谕令，这决议由铎罗，安提阿教区主教和中国及其他东印度国家教皇巡视员带去，并随带另外一些看来是必要和适当的指令。目的是要让他和大主教们，主教们，或者其他那些已在当地，将至当地的逗留者、传教者，仔细地阅读这份决议，以便让各传教修会现在哪里，和无论何时在哪里居住的传教士们共同遵守，而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修会——哪怕是耶稣会。他们必须保证让那一地区的所有基督徒都遵守决议。不守此令者，将被处以绝罚。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特使铎罗到华，

1707年铎罗在江宁（今南京市）发布禁令：

中国的传教士，都应该按上面的指示（教宗谕令）去答复（康熙皇帝和地方官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敢有自作主张，不按指示去答复的，立即受到绝罚。绝罚的赦免权，由圣座和特使加以保留。

康熙帝令将铎罗押往澳门交葡萄牙人看管。康熙还严斥：

“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1710年，铎罗死于澳门监狱中，康熙为澄清中国礼仪之争，派遣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樊守义随行。两人到达罗马后，将康熙帝关于铎罗来华及中国礼节问题和西洋教务问题的旨意，详细向教宗呈述。

1715年，教宗克莱蒙十一世颁布《自登基之日》()宗座通谕，重申1704禁令：

一、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拉丁语：Deus） 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当取下，不许悬挂。二、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并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庙行礼。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六、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还使得。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以上我虽如此定夺，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理，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与不可行之礼，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夺。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拒决断不许行。

1718年，罗马教宗收到康熙皇帝朱笔文书才放艾若瑟返回中国。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罗马教廷派遣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特使来华，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廷决定禁教（未严格执行）。12月31日起，嘉乐来华后康熙接见嘉乐宗主教前后共十三次，礼遇很隆，对于敬孔敬祖的问题，当面不愿多言，也不许嘉乐奏请遵行禁约。嘉乐宗主教因有了铎罗的经历，遇事很谨慎。看到事情不能转圆时，乃奏请回罗马。

1721年（康熙六十年），康熙阅取罗马教廷特使嘉乐所带来的《自登基之日》禁约后说：

“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

耶稣会士为此颇为担忧。因此在嘉乐宣布教皇谕旨时，附加了八条变通的办法，此为“嘉乐八条”：

“一、准许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许写先考、先妣姓名，两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二、准许中国对于亡人的礼节；但是这些礼节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三、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孔子牌位若不书写"灵位"等字，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四、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头。五、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应当声明不从流俗迷信。六、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陈果蔬，但应当声明只行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七、准许新年和其他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八、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在墓前供陈果蔬。”

但这并没有使康熙皇帝改变主意，传旨曰：

“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

1721年3月，嘉乐离华返欧。

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驾崩。

==========雍正年间==========

1723年（雍正元年），清世宗雍正帝开始严格执行禁教，

再加上之前传教士介入世宗与兄弟争夺皇位之事，还有担心民众信奉天主教后，国家命令无法贯彻，且会被西方天主教国家控制，因此清世宗下令除留京任职的传教士外，其余一律送往澳门，各地天主堂被拆毁，或改成公廨，屡下禁令，不许民间信仰。

1733年，北京的两位主教向教徒宣布“嘉乐八条”及1715年宗座通谕《自登基之日》，令其遵守。

1735年，教皇克莱蒙十二世认为“嘉乐八条”与教义不合，宣布废除。

同年10月8日，雍正帝驾崩。

==========乾隆年间==========

清高宗乾隆年间，取缔传教活动尤烈，因此传教活动几乎消失。

1775年，中国耶稣会接到1773年教皇克力门十四世《我们的上主和救主》通谕 、并随之解散。

嘉庆、道光两朝继续执行禁教政策，中国天主教只能地下发展。从此，中国出现了百年禁教的局面。

直到西欧列强通过鸦片等一系列战争再次强行打开中国传教之门。

五、大清禁教的同时留下了宫廷御用洋人

 康熙末年中国开始实行禁教政策，但此后仍允许通晓天文历法或其它技能的传教士进京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熟悉天文历法的葡萄牙传教士陆续到达中国。

  乾隆十五年11月18日（1750年），西洋人朗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鲍友管（Antoine Gogeisi，1701-1771）、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等上奏：

  “臣等今接澳门来信，知本年七月间 波尔都 噶尔亚国 （Portuguese）洋船来到，有西洋人高慎思能通天文算法，钱德明 通晓律吕，罗启明 通外科、调和药料，三人情愿进京效力。倘蒙皇上俞允，伏祈勅下广东督抚照例令其派人伴送来京。为此具摺请旨，谨奏”。

    乾隆帝“准其来京”。懂得天文历算的葡萄牙传教士先后进入钦天监效力。

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传教士傅作霖被授予钦天监监副一职。

后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道光六年（1826年）的52年间，钦天监监正全为葡萄牙人，无一例外。他们依次是

傅作霖、

高慎思、

安国宁（Anoré Rodrigues，1729-1796）、

索德超（José Bermardo de Almeida，1728-1805）、

  嘉庆时期，在华耶稣会传教团被教宗解散。自此，钦天监监正、监副职务不再由耶稣会士担任。索德超是最后一位在钦天监任职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他去世后，葡萄牙方济各会士继任监正，后又由葡萄牙遣使会士继任。 

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ia，1751-1808）、兼管国子监算学馆。

福文高（Domingos Joaquim Ferreira，1758-1824）、兼理算学馆

李拱臣（Jóse Nunes Ribeiro，1767-1826）、兼理算学馆

高守谦（Veríssimo Monteiro de Serra，d.1852）

毕学源（D. Caetano Pires Pereira，1763-1838）。

 毕学源，葡萄牙遣使会士，道光三年至六年（1823-1826）任监副，为钦天监雇用的最后一个外国人。毕学源1838年11月2日逝世于南堂，年71岁，死后由俄国东正教主教代为殡葬于栅栏。

  在这些葡籍传教士中，于天文方面最有成就的是首任傅作霖。其号清晨，1728年5月1日进入耶稣会学院，1737年到澳门，1738年5月1日以天文学家身份到京，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1781年5月22日）死于北京，享年69岁。傅作霖参与《仪象考成》编撰，著《西藏天文观测》。乾隆九年（1744年），钦天监为了编制精确的星表，奏请制造新仪器，并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制成“玑衡抚辰仪”，现仍保存在北京古观象台。“玑衡抚辰仪” 的性能和用法编入了天文著作《仪象考成》。傅作霖参与了此项工作，位列参与人员名单之上。

  19世纪初的葡萄牙遣使会士，接手耶稣会传教团的工作后，曾一度被视为“葡萄牙东方传教团恢复其在北京的影响的希望”。他们以数学知识闻名。有学者说，“（这些葡籍遣使会士）因为其广博的知识、尤其是编制高精度历书而被皇帝封为官员”。但钦天监的档案中并没有记载他们编制历书的具体情况。 

  而且这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葡萄牙都面临西方其他列强越来越大的威胁，疲于应付。传教士的主要精力都用于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科技活动也受到影响。例如，19世纪初葡萄牙任命北京教区主教时，就让北京主教作为“代表葡国利益的大使，同时，面对外国的种种企图，应恢复教区长和葡萄牙东方传教会的权威，但在教义上可以表现出和解的姿态”。这个指示说明，来华葡萄牙传教士的使命此时已经改变了。

六、轰开国门传教 所激起的民愤

 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条约。

直接结果有三：

1、中国大量的财富被直接抢劫，《清史稿》：

“赔款，始于道光壬寅江宁之约，二千一百万两。咸丰庚申之约，一千六百万两。光绪辛巳伊犁之约，六百馀万两。乙未中日之约，并辽南归地，二万三千万两。至辛丑公约，赔款四万五千万两而极。以息金计之，实九万万馀两。”

自此，“自给自足”的中国，再也不能“自给自足”，而是将千年积累送给洋人之后，再举国为洋大人打工，终至百业凋敝，民不聊生。

2、鸦片交易合法化。这姑且不论。

3、精神鸦片---传教士深入中国各个角落。

1842年，清政府慑于洋大人的枪炮，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此，耶稣的传教士们开始闯入中国的各个角落，进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邪恶势力。

洋教士们发誓：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如果以为耶稣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仅仅是传教，那就大错特错了。

  本来这些传教士的祖师爷，便不是专业的传教士。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国基督教美部会(后称公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1830年到达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一人。早在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上级就要求他凡事向马礼逊请教（组织严密吧）。裨治文到广州后，立即拜马礼逊为师学习汉语，并执行相应的指令。1832年5月起，根据马礼逊的要求，裨治文开始主编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译作《中国丛报》或《中国文库》。

  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间，《中国丛报》使出吃奶的力气，研究、论证了中国军事力量不堪一击，积极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如不（对中国）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采用低声下气的请求，我们必将一无所获；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随他们之后的传教士，同样是无恶不作，终日忙于走私鸦片、巧取豪夺、充当间谍、收罗亡命等等。在列强侵略中华的过程中，洋传教士们，一直扮演着极其恶劣的角色。

众所周知，山东是孔孟故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圣地。

截止到1900年，山东全省，无处不是洋教士们的据点。他们把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 108个州县中，有72个有基督教会的活动，“共大小（教堂）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19世纪80年代，安治泰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方面，大量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另一方面，吸收山东的地痞流氓入教，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

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于1893年迫使清政府授予其三品顶戴，次年改授二品顶戴，在政治上与中国的总督、巡抚平行。

1896年，安治泰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为此，他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提交给德国政府。

1897年，安治泰向德国政府“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

洋教士、土教民，无不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这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司空见惯，在山东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挥；传教士则肆意欺压人民。洋教士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等百余座教堂公然购置枪炮，建立武装。

信洋教者，即所谓“教民”，本来多是一些流氓地痞，在洋教士的支持下，平时，他们便横行乡里。更有甚者，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洋教士指使下，在教堂里私设公堂，欺压良善：“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在处理教民案件时，地方官被迫“袒教抑民”。

极其恶劣的是，传教士竟然强行：

1、“灭我圣教”。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孙17人和山东省举人103人向朝廷呈文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数，闯入即墨县文庙，破坏圣像四体，抉取先贤仲子双眼，肆意践踏。”大年初一那天，洋教士竟然率领一群流氓地痞的教民，捣毁了文庙，摧毁了孔子像！

2、摊派差役。各教堂俨然以官府自居，“片纸下乡，中业倾产”，强迫当地百姓为教堂“义务劳动”。

3、擅自收税。如，山东邹县西南乡教堂的教士，竟然以官府自居，向当地过往的商贾，征收高额的税赋。

4、肆意掠夺。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假造地契，在济南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

5、欺行霸市。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

6、放高利贷。如，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

如此等等。

中国百姓，历史周期律听书也都听得多了，一旦忍无可忍，便会产生实际行动。

于是，山东基于本有的拳会组织，闹起了义和团、捣毁教堂设施。周边省份群起响应，义和团运动一发不可收拾。

洋人坐不住了，于是组织了八国联军，联合侵华弹压。

清政府本来以为 绝处恰逢生路，救帝国于倒悬。可惜这是帝国百姓 最后本能的自救，怎能胜得了有组织的暴利。

八国联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是，心有余悸。本来为了图利，眼看就掉进无休止的管控泥潭。

除了划些租借，列强们不得已开启了在近代反复培植代理人的模式。直到搅动国家内乱纷争，疲弱时受到倭人贪婪的致命猛击。

七、后记

  自从1840年签订城下受辱条约，到1949年雄壮的人民共和国屹立。 中华儿女在一百年的时间里，用铮铮铁骨和任劳任怨、勤奋踏实的家风，筑起了我们物质上的钢铁长城。

  然而曾经强加给我们的宗教规矩，以及由此衍生的羁縻中华文化的蠢动狂妄，

包括至今一部分西方人和国人 还固守的文化偏见余波，我们是否要进行有力的批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