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鞅说改革，董仲舒说守正

秦国卫鞅说改革，汉朝董仲舒说守正

 1、学术治国的国情

  中国是几千年的学术大国，更有几千年的学术治国传统，这是明末第一批来华传教士的真实观感，也是清中叶西方慕华学者们的普遍情境。

祭拜孔子，是表态支持学术治国，是承认孔子的学术治国先师地位，不是承认孔子为传播宗教的布道圣使，更不是承认其为许愿祈福的神灵慰藉。

今时的国人可以抱怨传统学术治国的手法欠妥，但无法否认学术治国史实的存在，更不能以为取了百十来年的“西洋真经”， 就编造古代中国是帮派治国或种族治国。

历来的学术活动 不止于庙堂，更远在江湖，遍及海外。

于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执政思民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闲居观时事)的文化现象 生成并勃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关怀土壤 始得赖以维系。

谁独霸先进名份 并闭门自嗨，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三百年的朝代周期律，源于三百年的制度保鲜期。

不敢彻底实施全民参与的上下贯通的学术治国，只能缝缝补补到大限再启。

  西方所谓动物种群式的统治与被统治，连治国理政的门径都没摸到，历史太短则会不知深浅的胡言乱语。 蟪蛄不知春秋，难懂胡虏无百年国运。

西式民主选举，总算是制度文明上的进步，

但在诸葛亮舌战东吴群儒的士人圈议题上， 揭了西式民主选举的老底：敢问郡望名家们 都治何经典？

是的，治国的专业性极高，不治经典、不搞学术，  难道 只靠 街头杂耍满堂彩 来管理家国社会？ 

中国台湾的民主议会场景就很搞笑，民主政治的“西方祖师爷们”的议会场景也很搞笑。可以想象郭德纲的德云社若放在某种国度情境下 都得高票当选。

毛主席有言，足以应景当今的世界：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所以，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以昌明，此言不虚。 

文教大国，足以让中国人自豪，此之谓文化自信。

  2、温故而知新的态度

  《尚书·周书·多士》提醒众人：“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革新也好，守正也罢，典籍文脉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是生民立命的理念土壤。

传统文化典籍都是特定时空背景的产物，都是处理棘手矛盾时的人文思辨。

故而典籍的读者应有对先行者文脉传承的温存敬意，应注意把握文章的行文语境，体察出古人的思维洞见，增广我们这些后世阅读者的见闻思虑，所谓开卷获益、从善如流。

  3、改革和守正的古往今来

  关于改革和守正(有人称守旧)的思辨，古往今来吸引着无数的人来探究，史册留名者更不乏其人。

  比如北宋任用儒学理论的学术治国自觉性较高，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赵煦即位为帝，改年号元祐，赵煦年幼，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氏（高滔滔）临朝听政 。

高氏起用司马光等反对熙宁变法的大臣执政，恢复旧法，主张变法的官员被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八年（1093年），高氏去世，赵煦亲政，改元绍圣。

赵煦亲政后，下令绍述并实施元丰新法，罢旧党宰相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吕大防等，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

新党执政后，逐步恢复免役、青苗、市易等新法。后来新党内部分裂，使新法大受影响。 

在军事上，赵煦一改元祐弃地求和的政策，发动两次平夏城之战，使西夏臣服；重启河湟之役，收取青唐地区。

但好景不长，体弱多病的宋哲宗溘然崩逝，文艺皇帝宋徽宗意外上位。

西汉太史公评说同时代的前辈晁错：“变古乱常，不死则亡”。但改革总是有依据，守正亦有道理。

1)商鞅大谈变法改制的合理性，坚定秦孝公的变法决心：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关心家国社稷是君王的职责)；错法 务明主长，臣之行也(明确谁听谁的号令 是臣工的本分)。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想变法但怕舆论汹汹)”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

(犹豫不决啥事都干不成，君王还是迅疾敲定变法吧，不要怕天下议论)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先见之明的洞察者自古都是少数，百姓只能看到结果利好了才跟你共情，无法预判前景会利好，这时就不要跟众人纠缠 务虚，先干了再说)

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龙认为按现成的制度经验去干就行，风险可控 而且群众不会非议，捅马蜂窝属于自找麻烦)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商鞅批评公孙龙这种官吏只是守法度的，根本没有作法度的人高瞻远瞩，不在一个格局层次上 就没资格来争论，君王只管变法革新)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杜挚认为变法革新得先看到好处，看不到好处就依循旧例不要冒风险。稳当点、牢靠点总归没错。)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商鞅斥责前世都各种各样根据实际情况场景制定的法度，依循哪个古法？根本宗旨是便于国家行事，有益国家就行。并说出了千古名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秦孝公赞许道：确实民众不是在一个格局层次上看问题，他们哪有先见之明，我们就干起来，不管民间议论)

2) 董仲舒论说守正创新

《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白话说就是善于继承并乐于继承 古圣先贤的优秀典章制度，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的显著特征。

 要说董仲舒，就不得不先说儒学的阶段性，也就是中国人文风貌的阶段性：

  众所周知，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佛学炽盛的时期，儒家论述渐有黯然隐灭之势。中晚唐时期的韩愈即使想兴儒批佛 也感到形单影只、力不能支。

​宋朝开国后 宋儒在激辩 佛学理想信念价值观时，找到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即《礼记》篇目中的《大学》、《中庸》。

故而南宋朱熹将《大学》、《中庸》、《孔子》、《孟子》汇集为《四书》，代表宋朝以来儒学的核心理念价值观原典。而《五经》则作为宋明儒学理念价值观原典的补充经典。

具体说，《四书》是宋朝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等学者关于理想信念价值观研讨教育用的学术成果，宋元后被庙堂君臣 上升为国家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学术体系。

自此宋明儒学奠定了中国人后面一千年的文化品格，比如精于思辨分析、习惯温良恭俭让。

  然而《五经》比《四书》的历史悠久，诸葛亮舌战东吴群儒时，就争论了世家大族都在治何经典的士人圈学术话题，彼时他们说得可能还不止《五经》。

插句题外话，这些世家大族也要比当今的香港豪门或美国、菲律宾的世家大族们 专务正业，治学有术。

 两汉魏晋风行《春秋经》，三国的忠义名将关公 一手捧着的便是《春秋经》。

《春秋》的实质是东周列国的行为表现褒贬录，褒贬标准是周朝的礼义秩序，比如亲儿子淘气，春秋笔法会说龟孙顽劣，不说亲儿子顽劣，在用词称谓上彰显褒贬法度，

这本礼崩乐坏纪实录，也可以不恰当但可通俗的理解为当今法院的《判例 参考集》。

所以《春秋》一书做到了微言大义，昭明 是非伦常。 

《春秋》又衍生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而三传中《春秋公羊传》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论著及教习活动，正是研习《春秋公羊传》的学术成果，由此引发了两汉魏晋几百年的公羊儒学风潮，我们也才看到了《三国演义》中所彰显的忠义刚烈和改天换命 气魄，连南匈奴都不惜以大汉外甥的法统 刻苦学经，参与进来逐鹿中原，华夏民族也就成了文化共同体层面的汉族。

明末清初大理论家王夫之在研究中国历朝历代兴亡得失的时候，对两汉和两宋评价最为特别，王夫之认为两宋太弱，而两汉太强，即“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

引领公羊儒学风潮的董仲舒，其经典名著《春秋繁露》里自然有不少原典性的论述，关于守正创新论说如下：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遵循一般的治国理政规律)

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

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

虽有智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

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现成的治国理政经验 就是最趁手的工具)

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圣明之人效法自然规律，贤能之人效法圣明之人，这是大致的规律)

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遵守大致的规律社会就能治理的井井有条，不遵守大致的规律就纷乱，治与乱的差别就在于此)

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道理是传承不断的，制度是千差万别的，先贤留给后世效法的道理了)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董仲舒这里我要插一句：每代君王都会改制)

自僻者得此以为辞，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异见人士以为抓到了把柄，质问道：既然祖述尧舜，奉天法古，君王改制干嘛，因循守旧就行了)

世迷是闻，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董仲舒说这种论调很具有迷惑性)

答之曰：“人有闻诸侯之君射狸首之乐者，于是自断狸首，悬而射之，曰：‘安在于乐也？’此闻其名，而不知其实者也。

(董仲舒举例说有臣民听闻君王喜欢射杀狐狸，就挂上一个狐狸让君王射杀取乐，然而君王喜欢的是射杀狐狸吗？是逐猎射杀这个活动的快感！ 名和实，表象和本质是两个层次的东西)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

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改正朔，易服色，体现了时日维新，改的是时代风貌，不是治世大道)

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