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步兵物语（斋藤邦雄）日本老兵的二战回忆（三）

“好人不当兵”

  在这支我呆了一年多的警备队所在山区里，有个少见的大村子。这个村再过去就没日军阵地，位于最前线上。

  这个村子入口处有座庙，这里驻扎有一支数百人的保安队以便协助日军。

  所谓保安队是指当时汪精卫政府、及其他在华北与日军合作的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权成立时，华北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各部改称总署，原各部负责人改称督办。——译）所组织的武装。战斗力不值一提。

  昭和19年到20年（1944~1945年——译），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便将警备任务交给保安队，结果他们有一大半人要么倒戈，要么逃跑。

  由于他们是中国人，如果让他们是来协助日军的话，就等于要把其他中国人当成了敌人对待；这自然使他们没什么战斗意愿。

  但从中共军队角度来看，保安队就是和日军穿一条裤子，是“日军的走狗”，出卖国家的“叛军”，所以把保安队称作“伪军”。

  这支保安队的前身并非正规军，而是土匪集团。他们被我们中队追击，走投无路而投降，之后就归顺日军了。

  在中国，很早以前各个地方就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压榨普通民众。不仅军阀头子作威作福，手下的兵也不是省油的灯。

  中国人被军阀害惨了，所以就有士兵等于坏蛋的印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好人不当兵”的俗语，说的就是这个。

于是，这支保安队的刘队长向警备队长提出要按日本军队的方式来训练，希望能从日军部队里借调两三名人手的请求。

  警备队无法从已经捉襟见肘的人手中为此再抽调三名士兵。正好这时，保安队附近有个分哨所，就让站岗的人轮换着到保安队去，从一二一开始教他们日式队列走法。

  一开始大概他们还觉得挺新鲜，还能跟得上训练；但后来一严格起来，他们就开始发牢骚：“米西少少滴。”

  他们的饮食确实够呛。小米粥做得像水一样稀，每顿就那么一碗而已。

  他们本来就是杂牌军，无论怎么训练都没用。

  此外，哨兵还要分出自己休息时间去教他们，每天都很累，到最后也是满腹牢骚。

  就这样，训练坚持了十天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在这十天时间里我却是从刘队长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一边喝着白酒一边讨论中国和日本的未来。“日中不战”——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相互之间不该打仗，这是他的论点。

  蒋介石总统的部队也都是些“好人不当兵”的部队，所以会失去国民的支持，无法长久。

  于是我问：“那么谁可以治理这样一个中国呢？”

  “只有八路军，毛泽东。”

  他立即回答。当时，日军势力正盛，八路军和日军打仗多数会是逃跑，所以听到这个我很惊讶。

  再继续问他理由，他说：“因为八路军是‘好人当兵’。”

  和目前其他中国军队完全不同，八路军纪律非常严明，哪怕拿村民一针一线都当成重罪，而且士兵和军官没有差别，给养都是一样的。

  因此敌区的人们都欢迎八路军，信赖并协助他们。虽然现在实力还很弱，但终究会夺取政权。他平静地说出这么一番让日军感到刺耳的话来。

  一开始，我不断反驳他；后来把战斗及其他情况综合下来考虑后发现，他对八路军的想法是正确的。

  保安队的训练停止后，我和其他几个人又找刘队长谈了话。

  没有翻译在，自然就用生疏的中国话和笔谈来交流。这点真是多亏了同文同种啊。

  ——以后我被调到司令部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了解到的关于八路的信息起了很多作用，给我帮助很大。

  不久，部队被重新编成，这里就被后继部队接替，我们也就离开了这个村子。

  离开村子那天，保安队在河滩上列队，来向我们三十多个人送别。

  刘队长骑着白马，并列和日军队伍走在一起，最后还是到了分手的时候。

“日本朋友天见（貌似天津方言，意思是再见——译）”

  说着紧紧我了我的手。

  以后我就再也没回到这块土地上，刘队长的保安队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所有的保安队在日本战败的时候都该会反水、逃亡、解体了吧。他们的命运估计也是这样。

  不论刘队长的保安队后果如何，但他去当个土匪杂牌军的长官也太屈才了；这个刘队长一定会被八路军带走，说不定还会成为八路的军官呢。

  又可能刘队长本来就是八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他特地隐瞒身份混进保安队，是来套取日军情报的。

  不管怎样，中国人和日军比起来，政治上的认识的确领先许多。

蝎子

  “有蝎子，大家多注意！”

  刚到战场的时候，我们被赶去修补山顶炮楼。当着我们十名新兵的面，指挥修补的班长对我们这么说道。

  我以为蝎子都生活在非洲沙漠里，听到这话，很意外。

  同时，一听到“有蝎子”，也产生了一种：中国地方这么大，自己像在边疆地区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工作正式开始。为了收集石块并堆在炮楼附近备用，我正打算用双手搬起一块30公分的石头；突然右手中指上传来一股刺痛。手一松放下石头后，把它翻过来一看，石头背面居然有一只长约3公分左右的蝎子。

  我慌了神，一溜烟跑下山马上去治疗。卫生兵却说：

  “这附近的蝎子没什么毒，没事儿，别担心。”

  实际上也确实没啥出事儿马上就好了。

  但身边老有蝎子出没这点总让人心惊肉跳的。光瞅蝎子长得那副模样也怪不舒服的。

山里的警备队和阵地上没有通电，所以晚上都用煤油灯、蜡烛来照明。

  这附近的房子也都是土屋，窗户、隔窗都用纸糊住。墙和窗框之间的缝隙为了防止黄土灌入，也用纸来糊缝。一到晚上这种窗户、隔窗上就会传来蝎子爬过时的唦唦声，让人起鸡皮疙瘩，睡也睡不着。

  灯光还会把蝎子的影子放大后投射到窗户或墙上，那个样子看着就不舒服。

  有个词叫“蛇蝎”，这完全就是古人真实的反映。

  我在中国期间，前后只被蝎子蜇到过这么一次。

沙尘暴

  一到春天，在华北就会刮起凶猛的沙尘暴。这是由于从蒙古沙漠的尘土被吹到空中，然后又乘着风吹过来的，那景象真是“黄尘万丈”。

  在战斗中也遇到过无数次沙尘暴。为了防备沙尘暴，士兵们都装备有类似飞行眼镜一样的防尘眼镜，尽管如此却依然无法防尘。

  眼睛虽然防住了，但嘴巴、鼻子里却还是不断吹进沙粒，根本没法开口说话。风沙严重的时候，隔着两三米就看不清人，根本无法展开战斗。

  比起山区来，平原地区土地干燥沙暴也更严重许多。

  接下来我就说说我们部队在河北省平原的冀中地区（河北省中部）战斗期间遇到沙尘暴的故事。

  这片地区的敌人是八路军中最强的冀中军区（司令 吕正操）的精锐部队。

  不过当时战斗还很顺利，将八路军穷追不舍逼到了绝境，就在还差最后一击的时候，吹来了一阵沙尘暴，战斗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黄色沙土越来愈猛烈，以至于把天地都给染黄了，眼前啥都看不见，敌人、我们都无法动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等待沙暴希望它能快些散去，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等兵Y趁这时候就跑到我们小队稍远的一个凹地里大便去了。在同一地方两三米开外似乎也有一个人在大便。但由于沙尘太大，哪怕这么近距离也看不清到底是什么人。

  拉完以后，一等兵Y正要过去打个招呼；结果一看，那居然是个背着弹带和背包的八路军士兵。

  对方也很吃惊。还以为是自己人，结果凑近一看居然是敌人，对方大便时也没想到会是个日本兵。

敌人拉上裤子，慌里慌张正要逃跑；一等兵Y拔出刺刀立刻扑了上去扭打起来。

  正当双方打得难舍难分，突然敌兵就脱了裤子，消失在沙尘当中。

  听到吵闹声，战友们聚集过来，看到一等兵Y正一手抓着八路军脱下的裤子，一边呼哈呼哈大喘气。

  “你要抓个俘虏，那还能得个军功什么的；可你抓条臭烘烘的裤子干嘛？”

  听了这话，小分队队员都哈哈大笑起来。估计那位被剥掉裤子的八路军士兵，当时还在尘土里面光着屁股（当时中国人很少有穿内裤的，直接就把裤子穿上。）拼命逃跑吧。

  下一个故事也是个因为沙尘太大而引发生的事情。

  这是我在坨里村的时候，听老兵一等兵O说的。

  一等兵O是从其他部队调过来的。他原来所属的部队驻扎在京汉线东面的平原上，所以和我聊的战斗故事都是平地站。

  华北的日军每到春秋两季就经常会展开扫荡。因为在夏天的时候田里的高粱就会长得很高，使作战变得困难的缘故。

  我也曾经从山区阵地被派遣到长满高粱的平原地区去战斗过，高粱地里完全看不到敌人藏身何处，对日军来说完全就是块提心吊胆，极其恐怖的地方。

  故而日军就会特意避开这段时间，在高粱还没长高或者收割以后再行动。

  当一等兵O出动的时候，半路上突然刮起了黄风，而且正巧就是在高粱地里，这就导致部队行军异常困难。

  风沙大到隔了两三米就看不清前头的情况，再加上又是在高粱地里行军，所以队伍自然就走散了。

  一等兵O为了跟上队伍，就拼命追着队伍尾巴走

  总算部队来到了个村子，正打算松口气，结果一看，周围的士兵都是些不认识的人。他就满腹狐疑，莫非会是混到和一等兵O没关系的其他部队里去吧？

  但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万一不是日军，而是八路军的话又该怎么办是好？那可就不只是尴尬而已了。

  一等兵O跟着这支部队又行动了一段时间，最后回到自己的部队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

  “辛亏有了这沙尘暴这事儿才只成了个笑话。我最终被派遣到这里，其实也是因为这沙尘啊。”一等兵O说完露出了苦笑。（可能因为莫名离队一个月被怀疑所以发配到山区里来——译）

两位战地情人（可能是为了鼓舞士气，军队给派发的女孩照片——译）

  “出去打仗的时候，把你们的情人带上，这样不容易死。”

  到战场以后，经常有老兵这么对我说。所谓“带上”是指凡是有女孩儿照片的人就把照片放到口袋里带走的意思。一开始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几次经历流弹后终于明白了。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只要随身带了女孩儿的照片，人就会变得患得患失，在弹雨中也不会去做什么无意义的事情，也就不太容易战死了。

  反之，是不是不带女孩照片的士兵就会在往子弹堆里跳呢？这当然不会的。无论你是勇士还是胆小鬼，死神都会公平对待。

  我虽然并不在乎这种迷信的说法，但却也有两张照片一直珍藏着。一张是母亲和妹妹的，另一张是出征前朋友介绍的住浅草的A子的，不知道她能不能算是情人。

  正如字面上“随身携带”一样，我一直把这两张照片放在军装口袋里。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就和护身符一样。

  在阵地的时候自然会带着；出发行动的时候，每当休息时间，我也会把这两张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一面想着过去种种事情，一面对它们说话。

  最经常对这些照片说的话是：“今天我也活得好好的。”

  另外，随身携带还有一层意思：如果自己中弹我也能和她们在一起死去。

  母亲和妹妹并排的照片是在老家院子里拍的，为了这个妹妹，已经有好几个战友向我提亲；其中也有人瞒着我私自给她写信的。

  至于A子，她和妹妹同岁，但是还在念女子学校三年级，是个穿着水手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女生。

  “居然还有这么个女朋友，斋藤你小子不错嘛。”

  有的战友把A子当成战地情人，看到后都很羡慕。

  除了这两张随身携带的照片外，后来又增加了一张新的照片，这下就有些微妙了。这张照片是和我同期入伍的新兵上等兵K的妹妹，不知为何突然她给我寄了封信的同时把自己的照片也附送过来。

  K的妹妹我在高崎入伍训练期间见过一次，之后又被K介绍过一次，这两次而已。她和K长得一点儿也不像，记得是个非常漂亮的小美女。

  打那以后过了三年，他妹妹发过来的照片比以前的更漂亮了。

  连我都有些心动。和A子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还是他妹妹的更漂亮。是不是该让A子挪一下……突然就想到这个，然后很让我烦恼了一阵子。

  可是，入伍以来直到现在，A子对我态度一点都没变一直都给我写信。现在要改换心意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这张照片该怎么处理？要是把三张都带上的话，那不就成三角关系了？可也不愿意把她给别的战友。

现在想来，那时我可真够傻的。

  K的妹妹其实并不只是给我写信、发照片，其他同时入伍的士兵们全都给了。

  K的妹妹当时作为“军国少女”，就以慰问信的形式发给所有人。

上上签

昭和17年（1942年）夏，我在北京的陆军医院里住了两个月院。

病因是右锁骨骨折。至于骨折的原因则是我在警备队广场上和人玩相扑时，被一等兵M猛地摔了一下导致的。

当时在医院的文件上却写的是“在某地战斗中负伤”，貌似队里给我撒了个谎。——在军队里撒这种谎算是正常的。

从山里到医院这一路长时间坐卡车颠簸下来，我肩上的伤也痛了起来。不过一年以后又能看到北京的灯火实在是很高兴。

我入住的医院在一个叫清华苑的地方，这里主治骨折，所以不但北支那边有人过来，而且远到中支方面的士兵也有人入院。

要治疗骨折，首先就得把骨折的地方打上石膏固定住。要做固定的话，不仅要在骨折的地方打石膏；比如我右锁骨骨折，还得把身体和右手一起用石膏固定。

由于右手被固定在等肩高的地方，所以骨折的痛苦也就没那么厉害了；但同时只能使用左手，所以在去掉石膏之前的一个月里，活动起来就非常不方便。

等到骨头基本长好以后，就取下石膏，如果还有骨头露在外面的话，就会用锉刀咯吱咯吱地锉掉；这可是军队特有的粗暴疗法。到这儿来的大多都是战场上负伤的，有人骨折了两三处，有人给打断了背骨，重伤比例很高。像我这种程度骨折的，到这里来一看，连骨折都算不上。

每间病房收住10名从各地方部队送来的士兵。光看床头患者姓名就可以发现很多雪（第３６师团）、冬（第３７师团）、枫（第３２师团）、春（不明）、河（第４１师团）、东（第３５师团）之类部队的名字（指日军师团的通称号，具体参考《侵华日军的部队通称号》——译）。

在这里，没有新兵和老兵的区别。可能是好了以后就会回各自部队，所以无所谓。我到现在都还对这一点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最烦人的反倒是卫生兵，他们连对比自己级别高的患者都敢当面叽里咕噜发牢骚。这里是医院，人家的地盘也没办法，但每次看到这样的卫生兵总会生出一股无名之火

（一）光荣负伤

  住院期间最开心的就是慰问伤病的活动，每到这时就会有各种人和团体到病房来探望我们。

  所谓慰问，并不是指从国内过来的正式慰问团，而是由留在北京的日本人及其子弟、小学生、女学生们带着花束和点心到医院来访，慰问我们。

  患者在病房床上跪坐（只对能坐起来的病人）着迎接女学生们。

  “士兵们辛苦了。伤养得怎么样啦？”

  有两个女生进入病房，对着坐在床上的病人一个个鞠躬打招呼，并亲手把带来的花和点心交给他们。

  其中一个女生走到我面前，深深行了一个礼，一边递上花束一边说：

  “士兵大哥，光荣负伤辛苦了。”

  听了这话我心头一跳：这哪儿是光荣负伤啊，只是玩相扑摔伤而已，还不如说是不光荣负伤才对。

  我正对这个慰问不好意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时，旁边床位的上等兵这么替我回答：

  “这个人啊，在和敌人肉搏的时候负的伤，可是位勇士呢。”

  这下我脸红了，相扑受的伤什么时候变成了肉搏负伤……

  等女学生们回去以后，上等兵就这么说：

  “这就和日军的战报一样的”

（二）偷西瓜的

  伤养好后，退院前还要在训练队里呆上10天。

  住院以后，身体会变迟钝，所以要在这里进行锻炼以恢复到原来状态，以便回到原来部队里。所以就得把住院期间养成的习惯全都扭转过来，估计这下会倒大霉了吧……我带着这种不安进去一看，我完全是在杞人忧天。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严格的训练，一整天都在玩。虽然和当初的担心完全不一样，但我又开始奇怪：这训练队到底是干嘛的?

  在这里不用穿病号服，每天光白吃饭，就算我身体再怎么迟钝，这下也变得无聊起来。

  这支训练队所在的具体位置我记不清了，但离此不远就是有名的颐和园（当时称为万寿山）。

  训练队以训练的名义经常到那边去参观。

  现在去中国旅行的话，是个肯定会去的景点之一。那种人工设计的美丽公园，无论看多少次都还是会让人目瞪口呆。

  另外还有个让我赏心悦目的节目，就是欣赏昆明湖畔穿着旗袍的中国姑娘。中国姑娘的大腿若隐若现，和昆明湖涟涟波光映照下的石坊一起在我脑子里无法忘却。

  这支训练队里有个驻扎在山西省“河（第41师团）”师团的士兵——一等兵S。一等兵S和我一样也是锁骨骨折，比我早入院，但却和我编在同一支训练队里。

  一等兵S骨折的原因听说是在追击敌人时受伤落马所致。

  河部队和我的部队一样，原来都是驻扎在宇都宫，所以凭着这层关系，出训练队前都算战友。

  训练队最后一天我们打算游览万寿山。虽然一等兵S昨天起肚子不舒服，但因为是最后一次活动，他依然坚持和我们一起去。

  去万寿山的路上没什么难走的地方，走到一半一等兵S突然捂住肚子：

  “我到地里办点事儿，你们先走吧。”

  我们商量着要不要等他，考虑到公园近在眼前，他很容易就能赶上我们，所以就继续往公园走去。但不知为啥，一等兵S就是没跟过来。

  一个小时后，他还没过来。这事儿也办得太久了吧，我们有些担心。

  这里位于北京郊区，治安也算不错，不担心会出事，但也不能马虎。

  我就和另外三个人回到过来的路上去找一等兵S。从之前一等兵办事时进去的那片高粱地开始，一路搜索附近的农田；但就是找不到他。

  “喂，一等兵S。”我们大声叫喊也没人回话。

  我们越来越感到不安。

  “这万一真出什么事儿……”

  正想着，就从训练队最近的高粱地里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紧接着一等兵S就冒了出来。

  “怎么回事儿，出什么事了？”我们赶紧问道，一等兵S一时没开口答话；后来冷静下来再问他，他告诉我们：

  一等兵S进高粱地办事儿，结果却发现眼前有片西瓜地，就想：还是在西瓜地里拉爽快，就跑到西瓜地里蹲了下来。突然从高粱地里有五六个农民拿着镰刀锄头满脸怒容跑了过来。

  “西瓜小偷！”

  一边喊着一边往一等兵S这里冲。

  虽然自己没偷西瓜，可看到农民们舞刀弄枪的样子太吓人，一等兵S觉得如果再呆下去可能会被打死，就拔出刺刀胡乱比划几下后，立刻逃到高粱地里去了。好不容易保住条命，这时就遇见我们了。

这番话虽然有些疑点，但看到一等兵S安全无事，我们就松了口气。

  “我当时就想给西瓜施点肥，不过也确实吃了两口，那瓜瓤黄黄的挺好吃。”

  一等兵S在回到他山西原来队伍时跟我这么说，其实我早就这么觉得了。你要不偷人东西，怎么可能被农民追着跑啊？！

  此后我就没再听到他的消息了，我也是从那时候起，每次吃黄瓤的西瓜就会联想到一等兵S。

最后一口水

我握着枪走过的地方基本都是在山区。并不是说没去过平原，只是不知为何我对山里发生的事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有一次我们去进攻冀西山区里一个叫楼水的村子，据说那里有八路。

在山里行军经过一周时间总算到了那个村子附近，结果八路军却已经不在里面了。

这是常有的事：开始听说有八路，过去一看根本没这回事儿。于是队伍就不必赶路；正巧旁边有条水质不错的小河，中队就决定在此大休息。

为了进攻这个楼水村，除我们一中队外，还有另外两个中队；那两个中队抵达时间有些晚，所以我们中队也借大休息停下来等他们。

那时候我作为重机枪分队的一员参加作战，和以前一样负责马匹。

休息了不到一小时，后续中队总算从山脊后冒了出来。于是我们中队也准备出发。

到楼水村，离这里还差4公里。就算没有八路也不能掉以轻心，一边注意周围情况，一边向河中走去。

走了大概十分钟。河正对面台地上突然发出“哒哒哒……”“咻——咻——”的声音。

八路军突然用机枪和迫击炮发起了攻击。

打仗基本上都是不知何时何地突然子弹就打了过来，这可不是什么让人高兴的事情。一受到攻击，中队立刻就往河流左右分散。我牵着马躲进左手边一块大石头的阴影里；这时突然注意到周围携带重机枪的马只有我一匹，其他的全都在河流另一侧。

敌人的攻击越来越猛烈，迫击炮弹越过我头顶，把树叶都打散，朝后方飞去。“咻咻”的尖啸声太可怕了，简直就是死神的口哨。

八路军应该就在正面的台地上构筑阵地，等着我们过去。敌我之间隔了有400米，如果再放日军走近些攻击的话，大概还会有更多人牺牲，这真是不辛中的万辛。

但是我们中队也不能光挨打。

步枪和轻机枪已经绕到右侧的高地上开始应战，重机枪自然也该尽快投入战斗。可重机枪枪身还在我这里，是在没办法架起来。我很着急——得赶快过河，把枪身交给右边的主力部队去。

从马背上卸下枪身，我决定破釜沉舟，抱着它踏进河里。水深大概到腰部，河底的石头长满水藻滑溜溜的。我一个人渡河，就像给敌人指明了目标一样，子弹也往我前后左右集中过来。子弹碎石拼命往我身上、头盔上砸。

我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虽然这河只有50米宽，但等到我爬上对岸已经是气喘吁吁。

“斋藤往这边”

小队队员，一等兵M从高地上跑下来帮我，我打起精神刚要再努力往前走，

“咕噜噜——”

我突然和重机枪一起陷了下去，直到胸口。同时“嗡”的一下一股恶臭把我憋了个够呛。

  我居然掉进了个粪坑里。一等兵M把我捞上来，一边捏着鼻子一边发出“呜呜呜”的哀鸣。

  这种情况下，士兵首先考虑的是武器。而我的身体自然就沾满大便，但重机枪枪身不但没损伤，而且也没沾到一点大便。

  不一会儿重机枪就开始射击了。重机枪被形容为步兵之花，射击时“突突突突……”的声音非常有重量感很独特，这是士兵已经停止步枪射击，把任务都交给了重机枪。

  不久，后续的两个中队也到了，把八路军阵地三面包围开始猛攻。加上其他中队的重机枪，一共有五六挺吐着火焰，在山里枪声合着回音声音大了好几倍。

  高地上敌人阵地附近出现刺刀明亮的闪光。白刃战大概开始了，重机枪也不能再打了。我一直忍着这股翻江倒海的恶臭盯住阵地方向。

  激烈的战斗在接近傍晚时分结束。到阵地上一看，死尸重重叠叠，还有好几个敌人重伤未死。

  这些濒临死亡的八路军士兵看到日本兵后不知怎么想的“水，给我水”恳求起来。我把水壶凑到快死去的八路军士兵嘴边喂了；其中有一个人对我说“谢谢”，还有一个什么话都没说就死了。

战斗告一段落，我拿起八路军的衣服，换掉臭烘烘的军装。

  “挺合身啊，斋藤和八路简直一模一样。”

  “臭死了，吃饭时别过来，影响食欲。”

  回警备队前我都被他们一路冷落、嫌弃。

  对我来说，这次战斗真是“吃屎”一样。现在我记忆里还留有那个向我讨水喝的八路军士兵少年一样年轻的脸。

驴子

  自从到前线以后，我整天被驴子那种独特的叫声所困扰。

  估计以前在北支服役过的士兵也会对那种高亢婉转的嘶喊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象吧。

  驴子在我们山区的部队里被用来驮运和乘坐，是种非常有用的动物。可以吃粗糙的饲料，耐力持久，而且还很听话；连女人和小孩都能随意使唤，所以无论那户人家都会养上一两头。

  在一些连马都走不了的山路，驴子都可以通行。因此每当警备队出征的时候都会指定要求驴子来运输弹药粮草。

  驴子的数量按每次战斗的规模来决定，但在一般情况下都会从附近村里征集50头左右来用。同时驾驭它们的“马夫”（原文如此——译）也会被征召进来，只不过是强制的；照顾50头驴大概需要10人左右。

  这样组织完一支骡马队伍以后还得派两三名负责帮忙和监督的人员上去。我就经常被指派担当这个任务。这任务看着简单轻松，其实是件苦差事。

  开始行军，骡马队就会跟在主力部队的后面；但马夫他们动作迟缓，队伍行动起来也就慢得要命。于是后卫部队就会说：

  “别慢吞吞的，监督都干什么吃的？”

  听了这话，我们就把它原封不动转给马夫：

  “慢慢的不是，快走！”

  如此这般，士兵操着中国话在骡马队伍里前后左右跑来跑去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