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

宋代金石学兴盛，宋人见到并留下记录的唐代石刻超过三千品，可惜不曾有人像洪适编《隶释》汇录汉碑文字那样汇录唐石文字，宋人得见的唐代石刻十之八九没有存留下来。清中叶以后唐石研究渐成风气，存世的专著超过百种，以王昶《金石萃编》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为集大成之作，陆书名气稍逊于王书，但就学术质量来说，则要好得多。

二十世纪上半叶唐代石刻的汇录，以端方《匋斋藏石记》（商务印书馆1911年石印本）、罗振玉编印《冢墓遗文》系列（均有罗氏自刊本）和张钫编《千唐志斋藏志》（仅以拓本流传）最为大宗，存录唐墓志总数超过两千多方。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相对来说缺乏有规模的建树，只有《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可以一提。

学者要利用石刻文献，只能从几个大图书馆中翻检拓片，很不方便。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一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是旧辑、旧藏石刻拓本的集中汇印，先由文物出版社影印了张钫《千唐志斋藏志》（1984），收唐志达1200多方；齐鲁书社又影印李根源《曲石精庐藏唐墓志》（1985），篇幅不大，颇存精品，泉男生和王之涣二志尤受学者重视；稍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唐五代部分有二十多册，占全书约一半，收唐代各类石刻拓本超过三千种；台湾毛汉光先生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从1985年开始出版，每册100件，到1994年出至第十八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81种）而中辍，仅收录到开元十五年。

该书兼收石刻和典籍中的唐墓志，采用拓本影印，附录文和考释，录文除据拓本外，又据前人校录和有关文献予以校订，考释则备录前贤研究意见，复援据史籍作出考按，在同类各书中体例最称善备。上述诸书所收，均为1949年前所出石刻，多有重出，但所据拓本不同，可以互校。毛汉光所录有十多方为他书所未见。

    此外，一些稀见珍拓的发表和古籍稿本的影印，也提供了一批珍贵文献。前者如隆尧〈光业寺碑〉完拓在1988年4期《文物》发表，为陈寅恪先生所未见。此碑为开元十三年（725）象城尉杨晋撰，叙赵州象城县僧民为玄宗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陵园修福田而重饰光业寺事。陈寅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李唐氏族推测〉等三文，其中有关李唐出赵郡李氏之推断，学者认为其因得引证〈光业寺碑〉而得定案。

但陈先生仅据史语所藏拓及《畿辅通志》摘出数语，并不完整，此碑全文近三千字，包含唐初各帝崇祀事实。后者如上海图书馆藏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稿本，颇多清代稀见石刻的录文，《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据以影印，甚可重视。台湾影印《石刻史料新编》时也收录了一批清人稿本。据了解，中国各图书馆尚有一批类似稿本未经整理刊布，如复旦大学图书馆即存有《篆云楼金石文编》一百卷，分地域记录全国的石刻。

据石刻录文的著作，当首推周绍良等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全书录墓志3676方，既包括宋以来的各种传世墓志，也包含了1983年以前的各种公私藏拓和已发表的石刻录文。该书按照石刻原件录文，十分忠实，且附有很细致的人名索引，极便读者。近出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继承了前编的体例，续收墓志1564件，绝大多数是五十年代以来的新出土者，弥足珍贵，只是《续编》的校录质量明显逊于前编，与前编重复和本编重复的墓志即达数十篇。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七册（三秦出版社1994至2000），存文约4200篇，几乎全取石刻，墓志约占十之九五，与上述周编颇多重复，但包含了数量可观的陕西新出石刻，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见石刻也作了很认真的校录，值得重视。

唯此书体例，系取《全唐文》未收者，但随得随刊，编次无序，既不循《全唐文》旧例，又不存石刻原貌，不说明录文来源，各册自成单元，利用颇不便。近出的《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主要是将《全唐文》与上述三书拼合而成，没有新品增加。不久可出版的拙辑《全唐文补编》，主要致力于传世典籍中唐文的采辑，石刻仅录四部典籍、佛道二藏和地方性文献中所保存的，也有一定数量。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汲古书院1997），按照墓志刻石时间为序，编录十种专书中收录唐墓志的情况，甚便学者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