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根据地与作为“根据地”的中国

文/ 郑克鄢

2018年10月1日，我们在一场正在进行的贸易战之中，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时间长度，已经超过了1922年成立、1991年解体的苏联。90年代以来，已经有无数的理论家剖析为何苏联解体，而新中国能够在敌对势力的围追堵截中突围。我们在此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角度：在新中国宣告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根据地斗争的酝酿，已经探索出了一套将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的方法，而解放战争是将根据地探索出来的道路，推广到全国。

与之相比，苏俄革命并没有漫长的根据地斗争的准备，而是通过一场城市起义，骤然取得成功。布尔什维克拥有理论，但这些理论并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经验。因此，在随后的治国过程之中，我们看到了诸多困难与曲折的发生。

然而我们需要承认中国革命对苏俄革命的继承性。当时的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开辟了一块社会主义的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也是各国共产党人的根据地，为各国共产党人的探索提供经验教训。在根据地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与苏联的经验教训对话，进而发展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事实上，“根据地”在中国本土“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提到：“中国各族人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中源远流长。武王伐纣，是以其治下的周作为其根据地；刘邦得天下，乃是以汉中为根据地；朱元璋逐元，乃是以集庆（今南京）为中心的区域为根据地。黄巢与李自成不始终如一地建设与巩固根据地，最终都灭亡了。这一切的条件是，在前工业化的小农社会，仅仅占据若干城市据点，是根本无法立足的，而要获得稳定的财政-军事基础，就必须有相当大的地域与相应人口作为基础。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革命道路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发挥了比苏俄革命更大的感召力。原因在于，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工业极其落后、人口绝大多数为农民的国家发生的，而第三世界大多也是这种情况。因此，中国革命者夺取部分国土建立根据地，在上面实现治理方式的升级换代，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经验，也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汲取。

正是在根据地，共产党人通过土地革命，打掉了横亘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诸多剥削性的中间势力，进而能够直接提取农业剩余，从事战争、政权建设、社会革命与公共事业（如教育、医疗、农田水利建设、妇女解放等等），使得中国的国家建设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而这是中国的旧势力做不到的事情。无论是清朝、北洋还是国民党统治者，都只能依赖于许多剥削性的中间势力与农民发生关系，其结果是财政汲取能力高度低下，在财政上不得不高度依赖于外国势力，因此也不得不出让大量利权给帝国主义列强。正是因为与农民紧密结合起来，打造出了全新的财政-军事动员机制，共产党人才敢于在1949年炮轰英国“紫石英”号，在一年之后出兵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鏖战于朝鲜半岛，为中国的大国地位奠定军事声望上的基础。

正是在根据地，共产党人发展出了“群众路线”，以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以乡土为背景展开战斗，群众是革命者真正的衣食父母，革命者只有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回应群众的需求，才能够保持群众对于革命坚定不移的支持。“军民鱼水一家人”是人民军队长期的常态。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根据地经验，中国的革命者能比苏联的革命者更警惕官僚化的危险，并对这种危险作出回应。

新中国的成立之后，中国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块探寻人类新的发展道路的“根据地”。大量亚非拉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革命者与改革者，都涌向中国“取经”。比如说，中国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加速了美国黑人的解放进程；中国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大力支持越南的反对美帝的斗争。古巴游击战争领袖切·格瓦拉来过中国，但周总理后来在提到他的时候，完全是用老师批评学生的口吻，认为格瓦拉在古巴之外搞的游击战是“盲动主义”，“脱离群众，没有党的领导”。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大概没有读过伍豪同志对格瓦拉的评价，但他凭借自己的敏感，看到了中国的游击战与格瓦拉的游击战之间的不同——前者始终是以乡土为基础的，而后者却脱离了乡土，游击队员变成了“战斗的耶稣会士”。

​对中国作为全球革命策源地的定位，在70年代即不断弱化。70年代初，毛泽东推动与美国搞好关系，使得中国有可能打开西方的大门，获得后者的资金和技术。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中国不再对外“输出革命”。在80年代，中国迎来了地缘政治环境最好的一段时期，美国需要借助中国来牵制苏联，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开始改革，也改变了之前与中国的敌对关系。中国被美苏双方同时需要，因此也容易获得各种先进技术，以至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在当时的语境下看起来似乎相当合理。

然而，苏联的解体，剧烈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原来依靠中国来牵制苏联，现在既然苏联消亡，中国就不再有以往的使用价值。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体系也已经不存在，中国直接面对美国的诸多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的回应就是进一步放低姿态，“韬光养晦”，对各种外部压力虚与委蛇，但很少正面对抗。美国在冷战之后的的自负，也使其忽视了中国所蕴含着的巨大的潜能。于是，贸易上的“最惠国待遇”一续再续，到了2001年，美国最终放中国进了WTO的大门。

然而美国的统治者没有预料到的是，一旦中国获得广阔而稳定的海外市场，中国的生产能力就加速释放。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几乎保持着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迅速成长为制造业与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牵累全球经济，而中国释放“四万亿”，起到了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在认识到中国的力量之后，奥巴马向中国提出了搞G2的设想。这个设想的本质就是将已经形成的中美之间的互补关系固定下来并延续下去，即中国生产中低端产品，降低美国民众生活成本，同时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为中国提供庞大的出口市场。然而，这一关系的固定化将意味着中国的产业将锁定在中低端，而无法向高端升级。中国并没有同意这一主张。于是，围堵中国的措施悄然启动——众所周知，在奥巴马任内，关于TPP的讨论已经展开，而这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围堵中国计划。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将会以一种多边主义的方式展开对中国的遏制。但多数人没有预料到，特朗普当选了。他公开宣布，他不是一个全球主义者，而是一个“美国优先”的信徒。特朗普退出了TPP，对中国及美国的一系列盟友（日本、欧盟、加拿大……）均发动贸易战，而中国不得不迎战。中美贸易战涉及的贸易额，是史诗级的，而且我们还看不到特朗普会在近期结束贸易战的迹象。而这意味着，中国所经历的，是冷战结束以来另一次重大的国际环境变化。这是这一回，美国并非挟持一个国际体系强迫中国就范；毋宁说，美国自己就是现状的挑战者，是在试图改变其穷数十年之功造就的国际体系。

因此，中国当下面临着的，并不是一个密不通风的霸权体系的对于中国的压制。这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历史时机。继续“韬光养晦”，寻求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中国的体量已经大到掩盖不住，同时，恰恰是美国当权者自己不满意美国所造就的这个国际体系，因此，并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可供我们“融入”；但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以“多边主义”名义捍卫美国所造就的国际体系，反对美国改变既有的规则，空间也是有限的。中国并没有实力在不改变现有体系规则的前提下，接替美国的位置。美国在冲击与修改既有的国际规则的时候，表现出“单边主义”特征，但是，一旦其成功迫使其盟友重新修订结盟规则，到时候又可以重新举起“国际规则”的旗帜，指责中国不守规则。霸权之所以是霸权，首先在于其掌握规则的创制权，因此始终能以立法者与规则的名义对他人发号施令。

因此，这是一个重新思考“作为根据地的中国”的时刻。如果说中国是一片根据地，那么，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根据地？如果仅仅着眼于“崛起”，“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似乎不失为一种可能性，但这样中国就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根据地——根据地是是新生事物的母体，没有对新生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就没有根据地。

而如果中国追求在全球体系中成为新生事物的根据地，这必然意味着，这些新生事物需要中国的广袤国土上，获得自己的试验空间。这就意味着，在方方面面寻求“与国际接轨”的气氛中，需要通过反思认识到，所谓“国际”往往代表的是旧的事物，而新的事物的生长，不能通过与旧事物“接轨”的方式来完成。中国道路要做到“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十九大报告语），就需要更多的创新的努力。

从根据地走来的革命者们在革命建国之后，期待“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今日中国距离这一目标已经并不遥远，但要接近与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汲取革命者们当年的“根据地”经验，辨别新事物与旧事物，从而为新事物的孕育与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