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勾拳——宿北战役的制胜点与转折点（七）

四、浴血曹家集

1纵于1945年11月成立，系由北撤的苏浙军区第2、第4纵队和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合编而成。原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担任纵队司令，新四军原参谋长赖传珠任纵队政委（赖传珠1946年9月调东北，1纵政委由叶飞兼任），原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任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浙西分区司令员贺敏学任纵队参谋长，新四军政治部原保卫部部长汤光恢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纵队下辖3个步兵旅，第1旅由原第4纵队改编而成，由原纵队司令员廖政国任旅长，苏中第3分区政委阮英平为政委；第2旅由原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改编而成，原旅长刘飞任旅长，原第2纵队所属金（华）萧（山）支队支队长彭林为政委；第3旅以原第2纵队组成，由原副司令员张翼翔为旅长，原司令员何克希为政委。各旅均辖三个步兵团，共约22000余人。这三个旅都是以红军成员为骨干，于抗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中第1旅为纵队“建军历史最久，战斗锻炼最多，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又是具有优良战斗作风的新四军主力之一”。[1]

该纵成立之后即北上山东，准备开赴东北。由于东北情况变化，1纵进军东北的海陆交通受阻，同时，也由于津浦线形势紧张，中共中央军委12月6日电令该纵停止执行进军东北的任务，着留山东参战。此后1纵在山东战场南挡北杀，先后历经兖州、泰安、大汶口及鲁南等地的战斗。山野南下陇海线作战时，一度打算调1纵参加，但由于种种原因，1纵留在了鲁南。叶飞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样，陈老总手上实际掌握的部队只有第二纵队（缺五旅）、第七师和鲁南八师，数量和质量都不及华中野战军”。[2]兵力未能最大限度地集中，是泗县战斗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留在鲁南的1纵，“先后打了三仗，但都未能打歼灭战，打了消耗战、击溃战，很窝囊”，也打得很不理想。对此，叶飞后来反思认为：“我们应当客观地承认战争初期集中兵力的问题，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难，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做到的”。[3]下一战役，如何使用这支主力部队，的确考验着指挥员们。

1纵在山东作战，消耗较大，据赖传珠9月3日给陈毅、黎玉及军委的一份报告中所称：“（一纵）初到山东时约两万五千人，兖（州）泰（安）之战伤亡约一千余人，复员老弱者一千余，逃亡病故者约四百余，共减员将近三千五百人以上。除泰安战后补充俘虏千人质量很坏不够巩固外，八个月来未得补充。现三团有九百余人，特务团八百余人，平均每团约一千四百人，重武器背不动，如连续战斗实有困难”。[4]又经过峄南、峄东两次防御作战，1纵因消耗减员过大，又无补充，不得不奉令将第1、第2旅分别裁并一个团（第2、第3团合编为第2团，第5、第6团合编为第6团），全纵只辖七个团。台枣反击战后，1纵利用战役间隙在鲁南十八凤落地区进行战备休整练兵，期间，纵队建立了炮兵营，各步兵团成立了特务营，各旅均补充了一千名左右新参军的战士，[5]元气稍稍得以恢复。休整期间，人事亦有部分调整，第3旅政委何克希调任纵队副司令员，第3旅旅长张翼翔任纵队参谋长，第3旅副政委张文碧调任第2旅政委，原第3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刘亨云升任第3旅旅长，原第3旅政治部主任杨思一任第3旅政委，原第3旅第7团团长谢忠良任第3旅参谋长，原第7团政委邱相田任第3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6]

12月9日，1纵从十八凤落地区隐蔽南下，经六天行军，于15日拂晓前进至新店子附近，查明该处已无敌踪，随即进占新店子，并以第2旅第6团前出至嶂山镇西侧之山下吴，第3旅第8团前出至朱场。第8团在朱场遭遇国民党军预3旅一部，经两个半小时战斗，歼敌80余名。[7]

叶飞回忆：“十二月十五日，我第一纵队各部到达集结地域新店子附近，南北对进的各路攻击部队，也大部进入战役集结地域。我们等待山野前指召开作战会议，具体研究作战方案，然后当晚或第二天发起攻击。这是惯例。然而，等来等去也没有等到这个通知。黄昏，部队正在吃晚饭，山野前指突然来了电话命令：宿迁北犯的敌人，已向南全线溃退，决心进行全面追击。命令第一纵队迅即向井儿头、曹家集出击，由西向东与第二纵队会合，将敌人在撤退中消灭，勿使其退至宿迁城”。[8]一纵战史的记载称：“15日上午，我纵正根据当面敌情按野司〇〇八号作战命令重新部署战斗之际，接野司参谋处电话指示：宿迁北犯之敌，已向南全线溃退，决心进行全面追击；令我纵迅速向井儿头、曹家集出击，由西向东与第二纵队会合，共同截歼溃逃之敌。据此，我即令第一旅迅速抢占井儿头，第三旅直插曹家集，第二旅攻击晓店子”。[9]

各旅当即开始行动。第2旅第6团首先于14时向晓店子之敌发起攻击，当进至庄沿鹿砦和外壕边时，遭敌严密火力封锁，攻击受阻，准备再次发起攻击；第1旅第2团挺进至井儿头、许庄一线，旅部率第1团进至姜庄，未见敌有溃逃之征候。第3旅以第9团为前卫，以地图、指北针判定方位，越过骆马湖洼地，在敌机和炮火拦击下，急跑猛插二十余公里，进至曹家集以西地域。[10]

但在穿插过程中叶飞发现敌军并无溃退之迹象，“敌人所占村庄都点烧燃照明柴，一堆接着一堆，火光中可见敌兵正在构筑工事，加强防御。再一听，南边第二纵队方向也没有枪声”，[11]这使得叶飞对所谓敌军“全线溃退”产生了怀疑，进而认为下午所得到的野司命令有误，“经再三考虑，最后判定敌并非溃退，而是在发现我军企图后，进行收缩兵力，调整部署”，遂“于午夜三时半，毅然定下收回追击部队的决心，即令各旅迅速撤回。拂晓后，除第三旅旅部和第八、第九团未能取得联系外，其余部队均撤至烽山以西地域”。[12]

对于“敌军全线溃退”这一误报，叶飞很是恼火，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战后有人曾问：究竟山野前指从什么迹象上判断敌人‘全线溃退’下达出击命令的，谁也不回答这个问题”。[13]

叶飞回忆中的“山野前指”矛头所指是山野参谋长陈士榘，后者当时带领一部分参谋处的人员负责1纵和8师方向的指挥。但此处叶飞的回忆显然存在误记。

其一，叶飞称15日1纵等山野前指开作战会议而未开。但据第3旅政委杨思一的日记，“（15日）下午，军、纵队首长均来我部驻地了解情况，部署作战，决心即全面追击。因敌自来龙庵被我打击后，即向西南溃退”。[14]当时称山野领导为（新四）军首长是习惯称呼，这里的军首长显然就是指赴1纵指挥的陈士榘。查战役记录，发现15日8时，山野司令部（唐亮、陈锐霆）曾向陈毅、粟裕报告称：“一纵昨夜全部抵达陵子岗、棋盘子一线，今晨新店子无敌，现继续南进。士榘、王德今晨去一纵”。[15]可见，陈士榘带领野指到1纵部署作战，所谓没有召开作战会议之说并不成立。

其二，叶飞回忆中称全面追击的电话命令来自“山野前指”，而一纵军史所记载的则是“接野司参谋处电话指示”。《叶飞回忆录》中所提到的“山野前指”是指陈士榘所率的野指，而军史中记载的“野司”，并非《叶飞回忆录》中所指的陈毅司令部，而是指位于唐店子的山野司令部（关于这一点，后面再做详细的辨证）。显然，15日下午的电话出击命令因为经山野司令部所转（实际上还要通过在8师的分机中转，而陈士榘的指挥所则和8师指挥部在一起），被叶飞误认为是来自陈士榘的命令。

其三，山野司令部所传达的命令，是来自陈毅、粟裕的指示，并非陈士榘的意见。如本文在前面所提到的，敌军“全面溃退”这一情况是由9纵上报，获得了陈毅、粟裕的首肯，并于当日11时指示“一纵、八师应不为嶂山及晓店之敌抓留，除以一部攻歼之外，主力立即由嶂山、晓店间及嶂山以北向东南猛进，首断敌退路，而后各个歼灭之，勿再延误时间”。[16]之所以叶飞将矛头指向陈士榘，另有缘由，后文详及。

改变1纵从新店子打起的“小迂回”，争取直接割断整个第69师与第11师之联系的“大迂回”，应该是出自于粟裕的思路。这个思路在9纵报告敌军溃退之前即已经产生，并非灵机一动的想法。华东野战军阵中日记的记录反映出这一思路，15日2时半的指示即提出：“要一纵改攻晓店子，再向东南至曹介集攻占之”。[17]这一指示未注明出自陈毅或粟裕，但从对各部部署详细具体的程度来看，发出指令者应为粟裕无疑，其中将“曹家集”误记为“曹介集”，亦可能是源自粟裕的湖南口音。15日8时，陈毅、粟裕给陈士榘的命令亦指出“一纵、八师及五旅应即于今白天不顾虑飞机，迅速歼灭五花顶当面之敌，如该方敌人不多，则一纵主力迅速经晓店子以北地区向曹家集以北地区，以配合二纵截断一一八旅之退路，使宿迁十一旅无法增援。八师于五花顶当面之敌歼灭后，可位于晓店及曹家集间地区，以对付宿迁援敌”[18]。15日晚7时，指示1纵：“一个B【旅】控制晓店子，一个B【旅】房全子，相进【机】占宿迁，一个B【旅】向曹介集”。[19]

注重在战役合围的同时，进行战术的分割，限制敌人的收缩和调整，以便各个歼灭，这是粟裕战役指挥的风格之一。粟裕认为：“战役发起后，战役合围同战术分割要同时进行，在实施战役合围，构成对外正面的同时，要向敌纵深猛烈突击，迅速将敌各旅、团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务使敌人无法组织协同和互相支援作战”。[20]针对9纵15日的出击偏于正面攻击的缺点，粟裕要求9纵“主要集中大部队，【由】邵店以东向西南出击配合五旅，不要从正面阻断人和圩之退路，由小河以北向西打，你今晚把邵店及以南之敌歼【灭】，将使敌分【隔】，不使集中，一点一点消灭，小碑场【笔者注：应为小牌坊】部队要与九旅联系，小河以西之部队，应与五B【旅】取【得】联系”。[21]这样，粟裕设想的整个战役态势是由1纵、2纵分别自东西两面包抄整11师，切断其与整69师的联系；8师、5旅、9纵一部配合分割预3旅与整69师主力之间的联络，9纵主力进入邵店以南，与2纵一部配合分歼整69师之主力。先集中力量拿下整69师，随后再对付整11师。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出击的各部队大多均未能深刻理解该意图，尤其是1纵和2纵，误认为出击只是跟追溃退之敌，当发觉未能追上或敌人并无溃退迹象之后，不约而同地停止了扩张，致使战役第一晚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另外，因通讯手段的落后，战役配合上也存在问题。如2纵15日下午4时以两个团出击，第10团向西南进至张庄、左庄，第11团进至李园庄、林圩，皆未发现敌踪，10时因北路战局尚未得手，遂撤回原防。[22]此时1纵正在穿插途中，等1纵楔入敌纵深，尤其是第3旅一部在曹家集打响之后，2纵的出击部队早已经撤回，故此未能得到2纵的任何配合，也使得整11师之第18旅得以顺利后撤，援救师部。

当日最大的失误是叶飞所做的撤回之决定。按照山野司令部所发布的〇〇八号命令，1纵当晚应攻占新店子，然后“主力应转移围攻晓店子之敌”。在接到野司电话之前，1纵已经探知新店子无敌，那么至少应该将主力进至晓店子一线，以截断敌人的退路并遏阻增援敌。而叶飞仅因晓店子初攻不利，未得到2纵方向的消息，就擅自将部队全部撤回新店子一带，将正在围攻峰山的8师侧背完全暴露，这是无可辩解的错着。如果不是由于命令未传到，1纵第3旅误打误撞攻击了曹家集整11师师部，造成敌之混乱，则16日的敌情将非常严重，战局逆转亦非完全没有可能。

陈士榘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的情形：“此时，一纵队的副司令员何克希同志来指挥部报告，说一纵两个师已经撤到了八师的阵地后面。我听了后，很惊讶！急问情况才知道，他们撤退，既无我的命令，也无陈毅同志的命令，一纵的三师【旅】正和敌人第十一师激战，也未取得联系。他们原负责包围晓店子的敌人，撤退时也未留下部队监视敌人。我听了之后，很着急，很严肃地向何克希同志指出：八师进攻峰山战斗正打得很激烈，你们向后撤是什么意思？又问：晓店子的敌人一纵留下部队包围和监视了没有？何克希说：都撤下来了，未留部队。又问：对第三师（一纵派出的）取得联系了没有？也说没有取得联系！我指明，你们一撤，八师的右侧全暴露在晓店子敌人面前，敌人必将集中力量反击八师的进攻，增援峰山的敌人；同时也减弱了分割敌人十一师和六十九师联系，增加东面二纵等部队进攻的困难，这将对我战役全局产生不利的影响”。[23]战后山东野战军的战役要报（1946年12月30日）中提到“此次战斗中最大弱点”，第一条即是：“有的指挥员尚不够大胆挺入敌后，致未能获得更大战果，原定一纵两个旅【挺】入曹家集、井儿头、晓店子间地区，因纵队决心不坚，只去了两个团”。[24]

1946年12月31日，叶飞在1纵营以上干部会上作关于宿北战役检讨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到：“指挥部整个计划是正确的，决定先解决预三旅，大胆挺入敌之后方，但在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遇到曲折。……由于敌十一师和六十九师向预三旅进行靠近，我们发生错觉，以为敌全线溃退，于是攻嶂山计划放弃，全线出动，后来发觉不是，又把部队撤出，但七、八团因命令未下达未撤出，很危急。但这二团在敌后方起了大作用，解决了敌工兵团，这是意外收获，使敌全力注意后方，不敢全部出援。这说明了，总的指挥是正确的，但由于情况多变，在执行过程中，难免有毛病；同时说明，只要总的指挥正确，战术上发生一些毛病，只要指挥员坚决勇敢，也可挽回，并取得胜利”。[25]叶飞在报告中虽然做了一些辩解，但承认“总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提出“究竟山野前指从什么迹象上判断敌人‘全线溃退’下达出击命令的”质问，多半还是因为对陈士榘的批评有所不满。有的研究者认为“比对之下，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山野前指对战场和战况把握有失精准，命令下的草率”，[26]显然是因缺乏史料，片面依赖叶飞回忆的结果。

1纵的失误，本来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插入敌后未及撤回的1纵第3旅所部，以其突然猛烈和英勇顽强的行动，突袭了位于曹家集的整11师师部，取得了“意外收获”，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华东野战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