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骸上的舞者：一战华工100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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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思维逻辑，总是那样出奇的一致。如果你愿意回想当年的美国和加拿大，想一想它们各自的“太平洋铁路”在完工以后，它们对待那些曾付出过艰辛的、华工们的态度，想一想那一条条令人痛心的《排华法案》，你也许就不难理解，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此刻，将表现出一种怎样的心态。

是啊，随着军官的大量返乡，部队的大规模瘦身，以及社会人员的大面积流动，在尽享胜利的狂欢中，许多事，也都必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由于军官人数的减少，英法军方原有的华工营体系，于是便不复存在了。人在欧洲多年，这套体系虽然时常表现的野蛮和暴虐，却是华工得以在异国他乡生存的根本、是他们坚实的后勤保障。

没有这一切，华工们手足无措。

然而，为了尽可能地将这些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吃干榨尽，英法等国的政府，却依然拒绝使华工们摆脱军队的管制。

对于欧洲列强而言，摆在眼前的，还有许多更加艰巨的工作。

昔日召开巴黎和会的地点：凡尔赛宫

就这样，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在敌人战败的时候，在头顶的炮弹、远方的坦克一齐消失的时候，在所有人都沉浸于狂欢和喜悦的时候，早已为“协约国”付出了重大牺牲的华工，却被又一次送往了“前线”。

一项与战争同样危险的工作，正在等待着他们。

一片废墟中，面对着遍地的弹壳、面对着相互缠绕的铁丝网、面对着废弃的房屋、面对着等待被填埋的战壕，还有那可能随时会爆炸的军火箱，他们开始了工作。

是啊，打扫战场——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华工们从不曾受到过任何有关如何处理残留爆炸物的训练，然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片凄凉的土地，却遍地都充斥着这份散发着火药味的恐怖。

据一位军官回忆，曾有一名华工，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一枚他不曾见过的米尔斯炸弹，他带着好奇，将这枚炸弹拿给另外两个朋友显摆，就在这时，炸弹的撞针滑了出来，三个人一同被炸成了碎片。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讲述说，有华工将未燃尽的烟头，随手扔在一捆绳子旁，却并不知道后者是一种特制的绳状无烟炸药。还有华工想要通过撞击炸药顶部，从而取出引信，结果遭到了灭顶之灾… …

战后的狂欢仿佛并不属于这些英雄。他们似乎永远都被安置在最为阴暗的角落，做着最令人恐惧的工作，却又在一次一次的壮举过后，遭到人们的冷落。

面对他们为自己所做出的种种，当时的西方人并没有对他们表示感谢。相反，当他们开始越来越变成一种欧洲社会的“隐忧”时，原本态度温和的人们，又突然皱起了眉头。

在部队中，由于取消了华工营体系，华工们不得不面对越发糟糕的生活待遇。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乡的他们，并不想要滞留于此。他们也并不明白，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的雇主，却为何还要逼迫他们去忍受那些非人的工作。他们中很多持有老旧观念的人，常常因在打扫战场时终日触碰尸体，而频繁地做着噩梦。

而就在那危险与精神摧残的双重夹击下，在战后那属于别人的狂欢中——这些伟岸却又渺小的华工们，却陷入了一片属于思想层面的泥潭。

战火中，他们的坚强，为得是祖国的未来。

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坚强，却再也寻不到根。

为谁而工作？为何而工作？

他们寻不到答案。

迷茫的思想造成了工作效率的下降。烦躁的情绪，使他们常常会与军官发生摩擦。除此之外，漫无目的的他们，成了赌场的常客。优良的品德正在那思想的一滩烂泥中，渐渐流失。

而另一方面，随着欧洲新一轮的人口大流动，随着军事人员的大批量返乡，即便是那些昔日仁慈的负责人，也突然一改往日的态度。法国工厂里传出了无辜虐待华工的事件；战时友善的比利时国民，却突然敌意四起，将华工当做了其战后治安恶化的替罪羊；更有甚者，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华工居然被看做是“给战争帮了倒忙的人”，这篇报告声称，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就是“中国人造成的”。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都绝无可能勾勒出屈辱的模样。

因为如此这般屈辱，我们全都不曾亲历… …

​

为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列强一面要将有效劳动力吃干榨尽，派他们从事危险的战场清理工作。而另一面，面对一些被闲置的华工，他们却马不停蹄地开始策划起一场大规模遣返行动来。

而残酷的是，在1918年11月1日启程的第一艘邮轮上，第一批被英方遣送回国的365名华工，居然全部都是病患。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使带病的人进行一场横跨东西的长途旅行，这是极为不道德的做法。在颠簸的海面、和简陋的医疗环境中，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根本不可能承受这趟超远距离行程中，所造成的消耗。

英国人的算盘打得很精。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无非出于自身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战争结束了，他们不再需要什么人力了。鉴于此，他们从纯粹的资本主义思想出发，决定迅速辞退华工医院里的员工，以此来缩减开支。而想要这样做，将那些中国病号赶回国，就成了最为必要的手段。

这一行动，一直不间断地持续至1919年3月——直到所有病患全部回国，才最终结束。对于他们虚弱的身体，是否敌得过狭窄的船舱、和狂暴的海浪，没有人在意。

而这样的行为，也最终造成了共25人因疾病造成的死亡，和另外2人，因精神崩溃，而跳海自杀的惨剧。

可对于这些，在沉浸于胜利喜悦之中的英国政府和军方内部，却同样没有人在意。

是啊，诚如前文所述——来自帝国主义的欺压，从来不曾改变。

而在那即将到来的、全新的时代浪潮中，却总有些因素，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远渡重洋、到衣锦还乡，当邮轮缓缓靠岸，当那些穿越了生死、饱受过煎熬的小伙子们重新把双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时，他们早已改头换面。

他们昔日的理想，也许即便是在此刻，都并没有成为现实。他们也绝不可能，通过给洋人出卖体力，而换得全家人的腰缠万贯。

然而，他们问心无愧。他们深知，此时此刻，他们的阅历、他们的见识，还有他们在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们的帮助下，所获取的知识，就是他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不止于此——对于整个民族而言，那同样是一笔重要的财富。

1919年，归国华工，自发在祖国的各地行动了起来。

他们彼此组织在一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工会。随后，这样的工会，便迅速向全国蔓延，直到遍地开花。据统计，仅在这一年的广州一地，这类工会组织，已经快速发展到了130个之多。

在所有这些工会中，有一些严格的规章制度如“严禁吸食鸦片、严禁喝酒、严禁嫖娼和赌博”——则成为它们共有的铁律。

他们不再只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

他们的存在，将在时代的更迭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猛烈的巨浪… …

同是那个1919年。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转向那场正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内，进行的肮脏表演。

在几轮激烈的辩论过后，在受到西方领导人表面上的赞许过后，4月22日，杰出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与中方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一行，出现在美方代表威尔逊总统的公寓内。

在这里，除威尔逊总统本人外，他们还同时见到了英国首相乔治·劳合，以及法国总理克莱蒙梭。

对于那一天的会面，顾维钧在他本人的回忆录中描述道：

我们受到了诚挚欢迎，可是我们注意到，威尔逊、乔治·劳合和克里孟梭（克莱蒙梭）表情严肃，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而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料。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他这样写道：

他（威尔逊）说，法国和日本早有协议在先，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要求… …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 …然后，他便讲述这一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剧照：电影《我的1919》 中著名演员陈道明饰演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

而英国首相乔治·劳合则语带威胁地声称，若无法接受这一决定，那么等待中国的，恐怕就只有早先签署的中日“二十一条”了。

“二十一条”，是中国在日本人以武力逼迫的情形下，被迫签订的条约，从法理上看，它根本就是非法无效的。

如此便不难理解，乔治·劳合先生在此时所讲的这段话中，是怎样的别有用心。

在顾维钧的坚持下，中方对上述的两种观点，全部予以了拒绝。

不论在历史的长河中，北洋军阀政府做了多少坏事、为自己留下了多少骂名，也不论他们对外何其软弱、对内又何其蛮横——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巴黎和会中，那些代表中国而出行的代表团成员们所表现出的气节，却值得我们肯定。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即便中国方面严肃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那些曾在1900年时，手拉着手，一齐出现在侵华战争中的帝国主义列强们，却再次沆瀣一气，联手导演了历史上的又一幕肮脏丑剧。

4月30日，巴黎和会做出最终裁决。裁决的内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于日本，并列入对德和约。

弱小的中国——为协约国做出巨大贡献、付出了重大牺牲的中国，却又一次遭到了列强的出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