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阶层实现了最大的流动

上海到处张灯结彩，庆祝浦东新区成立30周年，浦江两岸一片灯火辉煌。坐在黄浦江边上，遥想自己过往30年的人生成长经历，不禁感慨，个人的命运与国运深深地绑定在一起。我个人从遥远的东北，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徐徐向南，一条阶层流动的路径在眼前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李强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给社会分层下的定义是，建立在法律或规则和结构基础上的、已经制度化的、比较持久的社会不平等体系。同时他在书中为阶级划分做了一个金字塔模型，分为经济分层和政治分层。改革开放前是由政治分层占主导，改革开放后由经济分层占主导。李强认为，农民流入城市、工人的调动工作、知识分子家庭变迁、干部的升迁、私营业主财富地位的升降等，都属于社会流动的领域。社会分层结构变化及阶级突破的前提是社会流动。

古代社会因为编户齐民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民被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之上，不得随意的流动。古代政府因为财税制度建立在土地税收基础之上，看重对耕地群体的土地依附性。往往认为流民对政治稳定性具有很强的冲击性。因此，古代社会结构变动，只有在饥荒年间，才会产生大量的流民迁徙，即水平的流动。但这种水平流动，是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被迫的逃荒，带来的往往是社会阶层的下降，降为商人阶层之后，甚至沦为乞丐，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可以说，古代的低水平的水平流动，难以对社会分层结构形成制度化、周期化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古代社会尤其是唐朝以来阶级流动、打破社会分层的主要方式，也因为科举制度的为数不多的流动手段，士人被抬到很高的地位，列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首。古代的科举制度作为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重要方式，在身份改变的同时伴随的是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双向流动，是跨阶层跨地域的。但因为涉及到的群体很小，耕读传家的方式也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做支撑，所以科举带来的社会结构分层虽然是积极的，但对普通民众收效甚微，更多的是统治阶级的笼络人才的统治手段。

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社会结构虽然在革命中打破了士农工商传统四民社会结构，但是户口制度和工作关系牢牢地锁定了人员的流动。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无论是在户口簿的颜色上，还是在粮票、肉票、布票等配给上都有着严格的分野，使得读书和工作升迁依然是为数不多的流动，而这种流动同样大多伴随水平和垂直双向流动，以至于吃皇粮成为很长一段时间令人羡慕的对象。这种社会结构，还是建立在农业、重工业占产业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是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等二元对立的阶级结构。

1979年后，我国曾有一场关于阶级概念问题的讨论。所讨论的问题也涉及到了建国以来关于阶级概念的理解。其中一个难点在于，如何理解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不一致的情况。随着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的持续深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体发展目标，一大群新社会阶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焕发蓬勃生机。之前所讨论的政治态度与经济地位开始分离。政治态度被有意识的弱化，尤其是业态的丰富化及科技革命的不断迭代，服务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极大地丰富了城市中的工作形式。读书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学毕业之后只能进入体制，寻求稳定工作。更多的年轻人开始进入新兴产业或者自主创业，这批造富群体因为有知识、有财富、有稳定工作，成为新的阶层，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当代颇为著名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中，也反映了这种以分工、职业为基础的阶级概念。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先驱贝尔便认为，“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诸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才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政治身份淡化，给个人发展留下了大片的留白。

除了知识分子外，农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层结构冲击的群体。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民充当建筑工人，数以亿计的农民突破了世世代代祖居的地域，实现了横向的水平流动，也因为这种水平流动大多是农村向城市流动，农民工的很多子女也随之在城市读书，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阶级跨越。一部分留下的成为了新城市人，实现了身份的转化；一部分回到了祖源地，似乎回到了起点，但这种尝试及在城市中的财富积累，使农民具备了一定的现代化意识，很多成为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成为农村致富带头人。在新农村建设及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农村文明接续的新稳定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