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离你有多远？

比起日常生活中真正的高风险隐患，人类往往觉得一些陌生的低概率事件更可怕。他们因“远虑”而精神紧张，对“近忧”却后知后觉。这种倒错说来荒谬，但却可以解释。

要是让你比较以下场景，你认为哪一样更危险？

是开车带着父母兜风，还是在鲨鱼环绕的水中游泳？

是在毒蛇出没的密林中散步，还是踏上矮凳？

是每周搭乘一次飞机，还是感染流感？

赌一把：你肯定会选鲨鱼、毒蛇和飞机……说中了，对吧？

这其实不稀奇，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恐惧心理，而且其他那些选项看起来一点也不吓人。但是，统计数据却道出了截然相反的事实真相：我们从矮凳上滑下摔死的概率是被毒蛇咬死的6倍，而死于流感或肺炎的概率是空难的1730倍，被鲨鱼吃掉的概率则连交通事故的1/7000都不到。

要知道每天全球有8万架次航班在安全飞行；纵观2011年，全球记录在案的严重事故（坠机、劫机、失火、迫降……）仅有107起，且超过半数没有人员伤亡。尽管如此，机舱中总会有大量忧心忡忡的乘客。难道他们都是疯子和蠢货吗？显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心理机制，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的大脑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和发展，能控制机体对大自然的各种危险做出最迅速的反应。原始人之所以能从掠食动物的獠牙、利爪和毒液中逃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深藏在我们大脑中一个器官——杏仁核。它相当于一个生物警铃，能让我们在瞬间做好逃跑或格斗的准备。

无法控制的生理反应

19世纪，达尔文想弄清人的理智能否控制这种恐惧导致的本能反应。

为此，他把脑袋凑到一个装有凶狠好斗的蝰蛇的玻璃缸跟前，厚厚的玻璃能有效保护他不受任何侵害。我们的科学家誓言在毒物朝他扑过来时绝不退避分毫。

但事后，他在实验记录中写道：“蝰蛇猛然撞向玻璃的瞬间，我心中的坚强信念被一扫而光，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往后跳了出去。在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知识和经验储备的危险面前，我的意愿和理智完全无法对抗自己的生理反应。”这很正常，因为这些用于自保的生理反射深深植根于我们体内。

相反，我们的大脑在评估这个技术世界的危险时略显迟钝。以放射性物质为例，它们没有气味，其辐射肉眼看不见，我们就算懵懵懂懂地抓着放射物，立时三刻也不会有任何不适，怎么会把它当成危险呢？

确实，20世纪初，人们还认为微量放射元素对人体有益，甚至还用放射性物质制造美容和护理产品。

放射性牙膏

还有，手机、无线网络及微波炉的电磁辐射，它们危不危险？我们的感官无法察觉这些辐射，因此必须借助别的方法来评估其危害程度。

计算危险的公式

理论上，这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危险 = 事件发生的概率 × 危险程度。比如，得胃肠炎是概率很高的事，但它很少致人死亡，因此胃肠炎属于低危概率事件。

又如感染H5N1病毒，这算是死亡率高的高危事件（60%的感染者都会死亡），但感染概率很低（2003年全球70亿人只有571人感染）。

问题是在实际生活中，要收集这些数据来计算危险程度，实在是一件无比浩瀚的任务。

看看这个问题：“喷洒过杀虫剂的蔬菜有害健康吗？”

为了正确评估蔬菜受污染的概率，和因此损害健康的概率，我们得列出一串超级长的问题，就像一本厚厚的年鉴。农药会渗透到蔬菜中去还是残留在表面？哪些蔬菜会被污染？有多少农民使用农药？频率有多高？附近的菜市场里有这样的蔬菜吗？这些农药有哪些潜在危害？超过多少剂量会出危险？你能想象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我们都要推理论证，纠结再三吗？

“这是不可能的！”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心理学讲师布鲁诺·肖万（Bruno Chauvin）指出，“我们的大脑无法获取准确评估所需的所有有效信息。”事实上，看到“喷洒过杀虫剂的蔬菜是否有害健康”这个问题，我们的头脑在几秒钟内就会弹出各种想法：“天杀的，我再也不吃这鬼蔬菜了”，“关我屁事，我只吃炸薯条”或“只要洗干净了，就没什么危险”。

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迅速地做出这些回应的？“靠近似估计。它通过各种认知捷径并根据情绪体验来处理相关信息。”风险教育专家大卫·罗佩克（David Ropeik）如此解释。

说穿了，我们以一种极为简化的方式认知真实的世界。比如，如果让你想象一位高水平的运动员，你脑子里第一时间浮现的是什么画面？毫无疑问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肌肉男。但是，优秀的运动员的队伍中也有大腹便便的相扑手或身高1.6米的赛马骑师呀！

同样，我们也很难做到在分析中排除情感因素。例如，“化学”和“核能”这样的词多数时间在我们心目中呈现出与污染、中毒、癌症或灾难有关联的负面形象；相反，“自然”这个词则让人联想到舒适、健康等种种积极的意象。

所以，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天然”物质要优于实验室里的人造产品，偏偏忘了鬼笔鹅膏菌、毒芹或蛇毒中的毒素都是100%的天然物质，它们都是绝对致命的。人们还倾向于疑惧新事物：“外来”病毒看起来总是比本地常见的“季节性”病毒更可怕，哪怕前者造成的死亡数量少于后者。

大脑还习惯于这样一种简化方式：为了确定某事物的危险性，我们会倾向于祭出头脑中最易于找到的意象。比如，一听到“鲨鱼”这个词，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长满尖牙的大口和喷涌的鲜血，对危险的感知形象而具体。

相反，除了医生，谁也无法赋予慢性肝病具体的意象，而它们的致死人数比鲨鱼多得多！同样逻辑下，相对于较为常见但受害人数积少成多的事故（如车祸），我们更关注特殊事件（如坠机）。

电影拿我们本能的恐惧反应做文章：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角落，某种爬行动物或毛茸茸的怪兽出现在一个倒霉蛋身边，把他撕成碎片……恐怖片的导演使用大量此类桥段，只为把我们吓得一惊一乍。

媒体在这方面更是推波助澜，它们需要震撼性的消息，所以我们高估相关事件的危险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确实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悖论。”布鲁诺·肖万饶有兴趣地总结道，“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人像现在这样，如此煞费苦心为自己营造安全的生活（改进医疗技术、提高交通工具的安全性……）。人人都越来越担心自己可能遭受危险。”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使用同样的认知捷径，那么我们的思想不会同化吗？事实并非如此。面对复杂的世界，大脑的应对之策也取决于我们了解的相关信息、个人的性格，以及其他许多因素。

每人对危险的感知都不同

危险体验（被动物咬伤、出车祸……）会改变我们对某种风险的认知。年龄也是关键因素：年长的人会更信任药物的疗效，而大部分年轻人从事危险的体育运动（冲浪、高山速降）时无所畏惧。

因为，对于自己选择去做的事情（如加入某跳伞俱乐部前去跳伞），我们对其危险性的评估往往低于在无奈的状态下做同样的事（从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上跳伞）。

同样，对危险的担忧与我们自认为对事件的控制能力成反比：汽车造成的恐惧远低于飞机，因为我们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了飞行员。最后还要考虑到风险所能带来的益处。

不妨设想这样一个问题：“电子游戏会危害精神健康吗？”如果你是个游戏迷，你会毫不犹豫地去冒这个险，因为玩游戏是如此愉快。相反，一个上了年纪、从未碰过游戏机的人的看法肯定与你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