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到“边缘”:解析中国的自卑焦虑

 为什么一些作家学者全盘否定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反而会为自己赢来众多的追随者,甚至被人捧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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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一位叫刘仲敬的博士生,悄然走上“神坛”。

他最著名的观点,是“中国洼地论”。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从来没有原创性文明,自古以来就靠从“内亚”——大约相当于“西域”、中亚一带——输入的文明维持。

他的主张是“诸夏”,即中国应该主动四分五裂,这样长三角、珠三角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依附西方过上“文明”的生活。

刘仲敬的观点其实毫不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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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有人这样主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更加甚嚣尘上,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应该做“三百年殖民地”。

记得当年,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红极一时,“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为许多人津津乐道。

但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盘否定,并不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只是一种极端化情绪化的结论。

和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相比,就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中国文化当然有弱点,但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十全十美的民族文化。

和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如果不是更优秀,至少也是同样优秀。

中国人固然有丑陋之处,但其他国家的国民也绝非“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东邻之子”。

中国人如果不是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美丽的话,至少也是同样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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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问题也许仅仅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一个民族不会无缘无故地就妄自菲薄,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就妄自尊大,总是在和其他民族比较的过程中才会产生这种情绪。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就必须从中国和世界,主要是和西方的关系及其演变中来看。

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在并非情愿且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经历了一个从“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演变的过程。

简单点说,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胁迫下,从绵延2000多年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忽然变成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

在这样一个世界体系中,中国像一个刚从乡下进入大城市的陌生人,举目无亲。

这个体系中所通行的一切规则,都是西方制定的,判断是非善恶的主流价值观,也完全来自于西方。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记忆中,找不到应对这种变化的经验,用李鸿章的话说,这就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是这种“边缘感+陌生感”,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的整体焦虑和自卑心理。

他们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遭遇的一切挫折和不幸,均归罪于中国此前在东亚朝贡体系中享有中心地位时所形成的文化与传统。

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中极少见到的情景:知识精英拼命地否定自己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并将其当成了“觉醒”的标志以及启蒙民众的资格来炫耀。

谁否定得最彻底、最别出心裁,谁就能获得最多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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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和民族有很多,为什么他们没有产生这样的现象呢?

在我看来,原因就在于中国之前是“中心国家”,因此在转变成边缘国家的过程中,心理落差就特别的大。

而原来的边缘国家,不过是从一个体系的边缘变成另一个体系的边缘罢了,其心理落差也就比较小。

明白了这样一个背景,就应该同时明白,把怒火全部宣泄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上是没有道理的,在西方面前自惭形秽也是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经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整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已经创造出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观的革命/红色文化。

这种革命/红色文化已经支持几代中国人完成了从解放、建国到工业化的伟大历史功勋,未来也必将支持中华民族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并“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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