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重树威信的一战——秀水河子战斗（一）

秀水河子战斗，“是东北民主联军出关以来取得的对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一个较大规模歼灭战，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锻炼了东北民主联军部队，鼓舞了士气”。[1]对于东北战场最高军事指挥员、百战一生的林彪来说，此战仅是个规模不大的战斗，但它的意义却不容小觑。不仅因为这是“东北战场上第一个歼灭战”，也不仅因为这场战斗是林彪在战术思想、战役指挥上成熟期的发端，最重要的是，这场战斗重新确立了从各级领导到普通指战员对他的信心。在此之前，由于山海关的失守、锦州反击战的失利，林彪从“变沈阳为马德里”（1945年11月4日致毛主席电）转而放弃了原定在北宁路沿线作战计划，力主分兵剿匪及发动群众。这一转变并不为所有人理解，甚至颇受质疑。在12月上旬的阜新会议上，林彪和李运昌为配合热河作战发生了争执，不欢而散，[2]以致多年后李运昌仍指称“热河东线战役没有打好的重要原因是林彪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3]在中央领导层中，对林彪这一阶段的指挥似亦存在怀疑。1945年12月10日军委（刘少奇拟稿）给林彪的电报，要求其“再不要重复锦州战役时之慌乱情况”，[4]言语间就很不客气。1946年1月26日中央关于东北和战方针的指示电中指出，“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5]也微露不满之意。由于未能给予敌军以有效打击，前方、后方、部队、地方等各方面均有不少意见，甚至有人讽刺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6]秀水河子战斗的胜利，使得种种怀疑消解，林彪的威信树立了起来。林彪在1946年2月16日致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特地指出：“经过此次战斗，数月来战略战术思想上的怀疑，均取得不约而同的一致认识，证明过去敌集中兵力攻锦州及阜新时，我不与敌决战，是一个无形的重大胜利。否则，今日局面甚【更】狼狈与困难。更加确定了在战役上仍应采取待敌分散、以多胜少的原则，在战术上更确定了夜战的原则”，[7]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意味在内。在当时和战不定、变化繁复的情况下，能够把握此一战机，缓解被动的局面，的确并非轻而易举。对于这样一场经典的歼灭战，虽然有许多战史著作和回忆录中谈到它，但却缺少对战斗过程完整详细的叙述，也存在着不少相互矛盾的说法，本文将这一战斗的决策过程、战斗经过和意义进行重新梳理，力图构建这一战斗的完整历程。

一、停战后的东北

日历翻到了1946年，人们在痛苦、期待和不安中终于等来了国共谈判的最新结果——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平似乎向中国人民展开了一丝淡淡的笑容。但东北却仍处于一种不生不死、不上不下的尴尬之中。随着谈判的进程变化，中共中央对于东北和战问题的指示也时有变动，前线指挥员如何按照有关指示和方针进行处置，颇为棘手。

1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要坚决保卫热河，因“重庆国共谈判，马歇尔将参加，关于立即停止内战有可能在不日实现”，“如我们能给顽军以打击，迟滞顽军前进，保卫承德及其要点在我手中，则我在热河仍可占优势地位”，“因此最近数星期是热河命运决定的关键”，要求不惜“牺牲数千人的生命”“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8]同日在给“程肖罗、运昌、林彪”的电报中，部署保卫张家口、承德，提出由林彪负责截断义州阜新段。[9]4日，根据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的电报，马歇尔已同意立即停战，双方停战命令于十数日内下达，中央要求“李运昌、黄永胜应以一切努力阻敌前进，截断阜义敌前后方铁路交通”。[10]

1月6日11时，针对林彪5日提出的怀疑，[11]中央致电林彪并告东北局，解释说“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12]9日中央（刘少奇拟稿）给林彪并东北局的电报中更催促林彪“打击阜新大虎山沟帮子之顽军，应从速动作，一方面可牵制向赤峰承德前进之顽，另方面恐在停战令下后不好再打”。[13]林彪于1月6日20时按照中央指示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心“我军目前由原定之创造根据地，准备应付明年的继续内战，现决改为以精锐部队向敌之后尾攻击，求得坚决的各个击破敌人，以保卫承德和压倒敌人在东北的影响”，以“梁师、彭旅和我们明日自康平、法库之线轻装向新立屯方向前进，并已令罗舜初、吴克华两部向黑山、北镇之线前进，并令第十旅袭击由阜新西进之敌”。[14]

部队于1月7日做了动员，准备了为适应雪地作战用的白衣服，[15]林彪还下发了向彰武进攻的作战宣传材料，阐述了此次作战的意义，认为“从山海关到黑山这一时期，敌采取集中兵力的进攻行动，我因兵力非占优势，通讯联络不灵活，群众未发动，敌情不明了等等原因，不便我各个击破敌人，故决定待敌分散后再各个击破敌人。现敌已开始分散，且面向热河前进，使我们能各个击破敌人，同时又是打击他的侧背，故这一仗必然能胜利的”。[16]但是，受到天气、部队准备等因素的影响，[17]随着停战令签字形势的变化、平泉的迅速丢失，这一行动很快停止了下来。

1月10日中央通告各地“国共停战命令今日已发表”，要求“我各地部队应即遵守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但必须十分警惕，防止国民党的进攻”。[18]但由于国民党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停战究竟含东北与否，当时并不明朗。中共领导认为该停战是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央11日下达给东北的指示中，要求东北遵行国共停战协议及命令，指出：“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但我们同意国军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并在谈判记录上取得密契（默契），国民党军即在满洲不得驻兵过多，经过秦皇岛登陆的国军只能开入满洲，如派遣国军经华北我区、其他路线而入满洲，须事先经过协商，进入满洲各地国军调动，须按日报告北平执行总部”。[19]12日、13日、14日中央连电各地及东北，要求“从14日起不得向顽再发一枪”、[20]“我各地部队必须于13日24时以前停止一切向对方攻击之行动”，“不给对方任何借口，违者将受到处分”、[21]“务不要向顽军攻击，如已攻击，立即停止”。[22]

但国民党政府方面对此的理解全然不同。蒋介石下达的停战令第二节的附注中，有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共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这一条，国民党政府依此向东北大举增兵。[23]这么一来，实际上在东北形成国民党单方面有增兵和调动的权利，而我军则受到停战令约束的局面，自然引起东北局领导的严重疑虑和高度不安。1月13日中央军委在通报各战略区的“密息”中称，蒋介石电各战区“在停战命令未生效前应尽速抢占战略要点，尤其是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命令前占领承德，否则亦必迅速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妥”，[24]说明蒋介石并不肯放弃其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更增加了东北领导人的担心。

1月14日，林彪致电中央和东北局，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我还未弄清，请指示，以便对付情况”。林彪提出：“停战条约订后，彼此驻军地点有无划分，哪些地区和城市归顽方，哪些归我们”、“我驻军地区与城市，他是否有权进驻，如有权进驻，则我之后方即难设立”、“倘顽军开入后，实行高度分散，以合法地位控制政权，限制群众运动，则我既不能在军事上打他，又无合法地位进行群众工作，则岂不是很难发动群众”、“如我无政权、财权，则部队衣食供给如何解决”、“如我无一定的整块立足地区，无实行民主民生的政策权，无发动组织群众之权，则顽一旦翻覆，我岂不无立足地区”、“我在满洲有无自由调动军队之权，能否经过大城市与铁路……”。[25]虽然是以提问的方式出之，但疑虑的倾向十分明显。仅过了一天，林彪再电中央、东北局，明确提出了对和平协议的不同看法。林彪直截了当地宣称“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以口头上的民主诺言欺骗全国人民，以有名无实的和平空言，代替军队钳制我在华北的真实力量，束缚我之手脚”，“首先向我最薄弱之一环——东北进攻，尔后以东北为根据地，向我华北根据地南北夹击”。“以目前所知的条件看来，则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为此，林彪提出“我意必须坚持如彼在东北不停战，则我在华北华中亦不停战”。[26]林彪认为，我军在东北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后果不利，华北暂安的局面也不能持久，“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考虑之”。[27]

无独有偶，彭真14日亦致电中央并林彪，指出“国民党仍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并且仍可向东北进兵，蒋军不向我进攻时我又不能向蒋军进攻，此种情况对我争取控制东北则甚为不利”，要求中央考虑：“第一，要求国共双方今后均不再增兵东北，两党在东北完全停战，实行合作。第二，如对方仍向东北增兵，我可否提出要求利用铁路比例增兵东北，以同等权利接收政权来加以抵制。并请中央考虑让我们在目前敌顽兵力分散不足之际，以敌向我进攻名义主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林电亦称有把握）；并破坏交通以促使苏联出来说话，逼蒋迅速与我谈判东北问题，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以免将来重蹈此次热河战役之覆辙”。[28]

在收到彭真、伍修权及林彪的电报后，军委16日去电再次肯定了“东北武装冲突前途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坚持自卫原则”，“经常注意掌握住有理有利这两个原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9]

由于国民党得到美方的支持，中共不得不同意“国民政府军队为收复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移动”，可作为停战令中关于军队调动的一种例外事项。[30]虽然为不使之正式条约化，周恩来坚持这种例外只写入会议记录，而不作为停战令的条文，[31]但最终还是以附注的形式出现在停战令中。这一“例外事项”可说是国民党在停战谈判关于东北问题的一个“胜利”，使之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不受约束而无所顾忌。以此为据，国民党政府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存在，[32]否认国共在东北的军事冲突，认为东北只有接收主权和剿匪的问题。然而事实上，至1946年1月，中共在东北的兵力已经高达20万人以上，且控制有不少重要地区，决然不肯轻易放弃。苏联出于防止东北成为美国反苏跳板的考虑，对中共在东北的活动私下甚至半公开地予以支持。这么一来，“一方面国民党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其精锐部队陆续开入东北，不惜用武力解决中共武装，另一方面中共1946年初在东北的兵力数量大大超过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兵力数量，所占地区亦远较后者为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冲突已不可免”。[33]

但国民党军要立刻发动攻势亦有难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立时编入序列的部队共计有第13、第52、第94、第92、第30、第32等6个军，但其后第92、第94军改调平津，第30、第32军它调。故此，初期进入东北作战的实际仅第13和第52两个军。[34]虽然该两军“均美械装备，训练精良，军纪严明，能征惯战，堪称一流劲旅”，[35]但随着占地日广，兵力已经相当分散。锦州以东仅以2个师守备，锦州以西虽有4个师兵力，但亦不足以维护北宁锦承沿线地区，只能维持在据点周边的小规模“清剿”。[36]美械装备部队虽然火力强大，对后勤供应依赖也大。比如第13军1944年底于贵阳换装时领到美式步枪弹300万发，其后一年均无补充，[37]进入东北作战后由北平方面美军利用运输机空运才解决弹药问题。[38]故此双方由1月中旬至2月初均无大的行动。

针对林彪15日电所提出的“阴谋”说，以及要求华东华北亦不停战来支持东北，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认为，“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并指出“蒋是被迫停战并不是蒋的阴谋”，虽然“在此情势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但“蒋介石在东北有很多困难，要他在东北打一二个败仗他的威信必然降落”，故此要求东北在“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39]由这个判断出发，“最后一战”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秀水河子战斗之前，刘少奇就曾反复提到“最后一战”这个说法。1月27日中央给东北局并林黄的电报（刘少奇拟稿）中，提出：“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为此必须激励士气，细心准备不要多战，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望彻底向干部说清，不惜以重大牺牲求得这一战役之完全胜利，立下最后一次战功。为此，林彪应设法在主战方面去指挥”。[40]2月5日，刘少奇又致电彭真、林彪等，指出：“东北很可能再打一下，但绝不会久打，能打十天到半个月就必须强迫停战。你们在锦州、阜新、热河丧失了作战机会，此一最后作战机会，你们绝不要再丧失”，“因为以后可能再无作战机会，所谓以多胜少的原则，也不要机械执行。能完全消灭敌人更好，应努力争取，但能打个平，给敌人以数千人之杀伤，以表示我军之顽强勇敢，使敌人不敢放胆在东北横行，也是好的，也算完成战略任务”。[41]

当然，刘少奇所说“大体上和平的局面是定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平”，“我们的要求虽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已争得和平，没有损失人民的基本利益，军事上获得了很大胜利。这些胜利在和平之下是会保存的”，[42]和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的说法，[43]实际上也并非完全是刘少奇个人的观点。如上述2月1日的指示，虽然是刘少奇起草，但却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毛泽东当时也认为和平有望，准备将中央机关迁淮阴办公，也准备了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名单。2月9日，毛泽东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44]这基本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当时的态度和看法。对于国内和平过于乐观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刘少奇都曾有过反省。刘少奇在1946年底一次会议上发言说：“我们糊涂了一下，以为真正可以和，恐怕国际上也都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是不可能。无和的可能也要谈，因为人民要和平”。[45]毛泽东后来也曾在党内谈话中指出：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46]

由前述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林彪，对与国民党合作是持怀疑态度的，他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央的一种提醒，有利于中央在东北问题的决策调整。林彪也很少提“最后一战”，更多地强调部队的训练和教育，以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停战令甫一颁发，林彪即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所下达的训令中指出：“没有自卫战争的胜利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实现，如果对于国民党这一和平假象不加识破和警惕，即可能使我陷于不利”。[47]与之对比，东北某些领导干部和指挥员受“最后一战”思想的影响，认为停战在即，急于在停战以前消灭敌人，多占一些地方，将“和平前最后一战”作为指导思想贯彻下去。部队在急躁情绪下，对敌我战斗力产生错误的估计，在作战指挥上抓不住敌人的特点，以致作战失利。如辽东的沙岭战斗就是一个例子。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来说，考虑的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问题。就和谈的整体目标而言，不单是一个停战的问题，既有顺应民意、对中间势力争取的需要，更有对美苏外交上的考虑。仅以国际关系而论，据说，毛泽东赴重庆会谈之前，就曾接到斯大林来电，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并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要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48]1946年初，苏方的态度仍然是要求中共避免与国民党政府发生大规模战争，以免引起美国的介入。如1月25日中央的电报（任弼时拟稿）引周恩来24日电称：“友人并告营口及东北绝不能打，据他们确实所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至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49]苏联的这种态度，是中共所不能不考虑的。中共和谈的另一考虑是“中立美国”。赫尔利辞职之后，中共在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即明确提出“中立美国”的目标。中共认为，战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一定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无论欢迎与否，均无法避免这种干涉。因此当美国干涉的压力出现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时，必须抓住时机，一方面减缓美方对我方的压力，另一方面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势力来迫使蒋介石走上和平改良的道路。[50]

总之，停战后的东北局面异常复杂，国共美苏都在争取自己的有利地位。在和谈过程中，中共一度有过于乐观、认为和平大局已定的想法。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和可能受到“左倾关门主义”指责的风险下，林彪能保持较清醒的头脑，抓住根据地建设（包括战场准备）和部队训练教育这两个关键，为后来的长期作战打下了基础，是秀水河子战斗能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之一。

[11] 林彪于1月5日9时给中央并东北局的电报中，提出质疑，认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们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

[32] 如张嘉璈在与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交涉中就以“此间以前本无八路军”为由，认定“各县武力，应认为非法武力”。马林诺夫斯基则以“据我方消息，奉天以南及热河方面，有正式之八路军”为辞，不予承认。参见【日】伊原泽周编注：《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48] 师哲：《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北京：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20页。师哲的这个说法，与周恩来在1960年7月31日北戴河会议上的回忆相映证，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