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的直播间,80后的午餐伴侣——记曾经覆盖全国的有线广播网

9月11日,评书大家单田芳去世,看看朋友圈和媒体留言,表示悼念的主体人群不是和单老同龄的老年人,而是七零后、八零后。这一代人生于黑白电视机开始普及的年代,在彩色电视机的时代长大,在互联网时代参加工作,为何会对单田芳的声音有如此深刻的记忆?

这就要说起随着八零后成长逐渐淡去的一种全国性媒体——有线广播。21世纪的孩子很难想象,几十年前的中国人最主要的娱乐工具是一个无法自己选节目,甚至无法自己控制声音大小的喇叭或者木盒子。

那时候的农村有线广播为主,它主要以县为区域范围,将广播节目送入分配线路再直接传输到用户喇叭。由县(市)广播站、乡(镇)广播站(也称放大站)、村放大站等机构,加上用户喇叭(即扬声器、音箱)和线路,组成农村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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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拉绳打开“戏匣子”,中午放学的路上,田连元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讲评书,全家聚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炕头的的广播在放刘兰芳,晚饭时分,农民扛着农具往家走,山坳里几个高音喇叭此起彼伏。这是真正意义的全时段覆盖。所以七零末、八零初一代对单田芳的声音格外亲切。

为何单田芳等评书名家和有线广播会在这个时代结合呢?这就要回顾一下有线广播从生到灭的历史。

1新中国有线广播发展史

1)学习苏联经验

1949年6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社会里,政府不承担对农民的直接教育工作。乡村乡绅、宗族通过办私塾、私立学堂来“教化”民众,也统治乡村。而新中国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需要更强的教育渗透工具。

当时农民占总人口的80%,文盲也占总人口的80%。大众传媒中的报刊图书对农民影响不大,而不受文化程度影响的广播就成为对农村教育的首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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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国的广播传播工具几乎完全集中在收音机和广播喇叭上

这也是来自“老大哥”的先进经验。苏联1921年6月首先采用有线广播,一开始就将有线广播作为一项基础设施来建设,规定在建设城市、公共建筑和居民住宅时,要像自来水、电、煤气等一样把有线广播列入,成为对群众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以及宣传农业技术的重要工具。直到1962年苏联有线广播收听工具仍多于收音机。

除苏联外,有线广播在社会主义国家推广,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都是有线广播普及率较高的国家。新中国也学习了苏联有线广播的发展和宣传效果,从设备安装设置到管理体制和广播内容都有明显的苏联印记。

2)解放战争到文革期间

中共最早掌握的两个大城市是哈尔滨和齐齐哈尔,1946年开始,东北解放区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大规模建立有线广播,主要是转播广播电台的节目。

1950年全国解放,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机关、学校、企业普遍建立了小型有线广播系统。4 月,政务院新闻总署决定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这是针对全国尤其是农村收音机数量极少交通不便而采取的措施。

收听广播在农村来讲属于新奇事物,常德地方志记载:

1951年6月30日,津市收音站首次组织群众收听广播。他们在市文化馆门前电杆上安装了一个高音喇叭,扩音机和留声机放在电杆旁的方桌上。那天从晚上6时起向群众播放广播,并用留声机播放唱片,6时30分收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重要新闻和文艺节目。当时前来观看和听广播的,人山人海,一直持续到深夜,场面很壮观。消息传出后,第二天晚上来听广播的人更多。

1952年4月,吉林省九台县率先把收音站发展为农村有线广播站,建立以县为区域范围的农村有线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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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有线广播站 1952-1958

1956年1月,中国第一套标准化的有线广播设备由上海人民广播器材厂试制成功,同月发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当年开始,按照各地的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到1957年底县级广播站增至1698 座(1949 年11 座);广播喇叭增长增至94.12 万只(1949 年99 只),在不适合建立有线广播的地区继续建立收音站。

1958 年随着大跃进,农村有线广播建设也进入高潮。之后又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压缩规模。1966年春,全国广播网恢复到1962年调整前的规模,全国有县级广播站2000多座,放大站和公社广播站8435座,广播喇叭872万只,普及到77%的公社、54%的生产大队和26%的生产队。

文革期间,农村广播有线网继续发展,1969年财政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联合通知,明确规定了县广播站的日常经费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家拨款解决;公社放大站的日常事业经费由地方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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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武进县1956年的一张广播时间表

到1976 年底,全国建成县有线广播站2503 座,安装有线广播喇叭11324.64万只,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有线广播,农户安装广播喇叭的达到60%。此外,在牧区和边远地区,还建成小片(以公社或大队为区域范围的)广播网16 万多个。  


3)改开之后的盛极而衰

到80年代初,全国建成了以县广播台 (站)为中心,以乡(镇)广播站为基础,连接千家万户的农村有线广播网,成为有线广播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不过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因为管理没跟上去,和文革期间建设的质量不行,有些有线广播线路遭到损坏,喇叭入户率和通响率很快下降。

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确定整顿、提高、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第二年全国农村广播工作会议明确农村有线广播的建设方针是建立以县(市)广播站为中心,以乡(镇)广播站为基础,以专线传输为主,并与多种传输手段相结合,连接村村、户户的质量高、效能好的农村广播网;还要求在最近三五年内,除了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以外,做到县县、乡乡、村村都通广播,户户、人人都能听到广播。

这以后农村有线广播逐步得到恢复,到1989年初,全国农村有线广播的通播率保持在71%以上,广播喇叭稳定在8000多万只,入户率达到41%上下。这是有线广播的最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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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解体后的农村有线广播

90 年代后,由于电视的迅猛发展、半导体收音机价格暴跌,曾经辉煌显赫的有线广播衰落了,95年开始县乡有线广播站和喇叭数量逐渐下降,到新世纪已经很难看到相关统计。

2有线广播功能

农村有线广播有效解决了信息传播过程中“最后一公里”问题,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来说,它首先是一项政治宣传工具。

1)改开前,政治宣传为主

广播具有迅速及时、不受距离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等优点,大大改变了农村宣传工作,协助党组织和政权“一竿子插到底”,使党和政府能在每一天向绝大部分村、公社的农民进行宣传动员;而绝大部分村、公社的农民也能听到中央、省和县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员对他们的讲话,及时知道国内大事。  

有线广播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他们不仅从广播中知道国家大事,欣赏文艺节目,而且能听到气象预报,在防灾、安排生产上起了很大作用。1956年5月10日,天津南郊广播站提前预报了下冰雹的消息,全区立即行动,有效地防止了雹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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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安徽省舒城县李家大庄合作社社员在收听广播

广播大会主要用来动员生产。江苏宿迁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提到“过去要传达一个工作指示,一般要两三天,最快也要两三个小时,还只能传达到大队。有了广播站,情况完全变了。”他们那里有一段顺口溜歌颂广播:

有了广播真正好,

开会不再来回跑。

喇叭下面喝碗茶,

会议精神领会了。

据山东省志记载,50年代建站初期,农民把广播喇叭称为“戏匣子”,文化娱乐生活主要是听广播,革命歌曲和优秀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穆桂英挂帅》等都是通过有线广播传进农村千家万户。“教唱革命歌曲”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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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山西大同为公社社员家里装小喇叭

1966年文革开始,很多县广播站被造反派占领,自办节目全部停止。革委会成立后,各县陆续恢复自办节目,主要有新闻、理论节目,但几乎照搬“两报一刊”的报道和文章。文艺节目全部播放“样板戏”和几首“革命歌曲”,这时候广播的政治功能畸形发展,淹没了其他社会功能。

2)改开后,经济文化功能上升

文革结束至90年代初期,农村有线广播的各项社会功能逐步恢复,政治意味消减,突出了经济建设功能,精办各种新闻快讯、农民专题节目和文艺节目。

1982年春天,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时,不少干部怕犯“右”的错误限制“双包”。浙江省富阳县大青公社党委书记到栗园大队去“纠偏”,要一个已经实行“双包”的生产队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生产队长理直气壮地回怼:“你们不要搞瞎指挥!我床头装有小喇叭,天天都在听,中央允许搞包产到户!”

各县社广播站还普遍搞农业科技知识广播。1982年1月到8月,上海县陈行公社广播站陆续广播了124篇关于培养壮秧,抽条留苗,棉花、蔬菜等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等方面的农业科技知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全公社早稻田亩产居全县首位。

当时农民最关心三件事:党的政策、科学种田、文化生活。农村有线广播根据农民需求,精办节目,收到较好的效果,基本上发挥了传播信息、宣传整合、提供娱乐等功能,是建国以来农村有线广播社会功能发挥最全面的时期。

3评书与广播

评书作为传统民间曲艺,最初是“撂地”露天演出,后来进入茶馆、书馆表演,始终无法成为主流文化产品。直到广播出现,情况开始改变。

广播评书最早出现在1937年11月,由北平电台首次推出了连阔如播讲的《东汉演义》,一时引得“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广播事业发展,广播评书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9月,连阔如就开始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演播评书《红军万里长征渡乌江天险》。这一时期,广播评书发展的最大成就是“新评书”的兴起,包括新编历史评书和新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以及革命历史的作品。

文革结束后,鞍山电台于1979 年9 月录制播出了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产生轰动效应,相继被全国17个省的63家省、市电台播放,形成“万人空巷听兰芳”的热潮。黑龙江富锦县有人回忆“播出时,有的坐在家里收听,有的在高音喇叭下驻足”,吸引众多的听众。

同年,鞍山电台录播的单田芳演讲《隋唐演义》也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重播数十次收听率不。1984年,鞍山电台文艺部又同单田芳一起,改编并播出反映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新评书《百年风云》,1988年8月在中央电台播出,在全国140家市级电台播放,摘得1988 年中央电台优秀广播节目文艺节目头等奖,形成“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的盛景。

由广播评书引发的热潮在全国蔓延,各地电台开始争相播送传统评书。80年代初,在许多市级电台,评书的收听率要远远高于小说,播出量几乎达到了40%-50%。

这对单田芳来说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消息是大大提高了品牌认同率,坏消息是磁带卖不动了,听众习惯了从有线广播听免费节目。于是单田芳换了一套传播方式,免费让电台播出他的评书节目,同时获得一定的广告时间用来出售。单田芳和500多个电台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名利双收。

4各取所需

80年代半导体廉价化后,评书的播讲主阵地就转移到了电台。但,单田芳那一代评书大家之所以横扫全国,靠的恰恰是更“原始”的有线广播,或者说,无法“选台”的有线广播迫使70后、80后的收听习惯向上一代的曲艺靠拢,导致单田芳的社会地位一直延伸到21世纪。

从前面的历史回顾来看,之所以单田芳和有线广播网结合,原因在于1980年有线广播的“迷茫”——硬件上刚刚铺遍全国,终端播放装置入户,还有财政资金支持,却因为人民公社和政治运动的消失,丢掉了自己的工作目标。

没有目标的组织急需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否则就得不到财政资金支持。所以,各地有线广播网纷纷引入传统曲艺节目,占满播放时间,也提高收听率,能向上级报一个漂亮的数字。这意味着政府出资建设了播放渠道,用无法换台的广播设备给评书节目做推广。单田芳等人客观上免费使用了全国有线广播网的折旧价值,一直用到半导体收音机崛起。所以这一代评书名家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众明星, 把曲艺节目的地位推到了历史最高峰。

本文自马前卒工作室微信公号

作者: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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