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初的维也纳之托洛茨基：中央咖啡馆的卡斯帕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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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当约瑟普·布罗兹开着梅赛德斯在维也纳街头兜风时，托洛茨基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六年。布罗兹不认识托洛茨基，那时的他是政治小白。托洛茨基也不认识布罗兹，那时的他是流亡政治家群体中绝对的大BOSS。

布罗兹第一次听说托洛茨基，应该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很巧，他当时就在俄国。1915年4月，奥匈帝国士兵布罗兹在加利西亚与俄军作战时，不幸被一位切尔克斯骑兵的长矛刺中肋部，伤重被俘。此后四年，布罗兹逗留在俄国，亲历了那次改变人类历史的革命，站在革命领导团队C位的正是托洛茨基。

布罗兹第一次对托洛茨基留下深刻印象，应该是1919年苏俄内战时期。作为国际赤卫队一员，布罗兹为摆脱高尔察克匪军的追剿，躲在了离鄂木斯克65公里的一个哈萨克人村庄。年底，红军击溃高尔察克匪军，收复鄂木斯克，红军总指挥正是托洛茨基。

1935年7月，布罗兹已经改名铁托，他作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会议期间，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托洛茨基，是一个禁忌的名字。那时，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已经在海外流亡了六年，五年后他在墨西哥迎来了自己的结局。

不断革命论的炮制者，以不断流亡来践行自己的美学。

寄居维也纳，是托洛茨基一生中的第二次流亡。1907年10月，他入境奥匈帝国时，假护照上用的是真名字：勃朗施坦。托洛茨基，是1902年他第一次流亡时用的化名。证件造假乃流亡者的惯用伎俩。可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作风显然感染了整个国家，老迈而失察以及与之伴生的包容和放纵，成全了托洛茨基。有着标志性的浓密黑发、宽阔前额、山羊胡须和夹鼻眼镜的先知兼撒旦，顺利进入了欧洲最腐朽帝国的心脏。那一年他28岁。

托洛茨基最喜欢的德语城市其实不是维也纳，而是柏林。柏林有一种令他神往的精神氛围，还有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满头皓发目光明亮的小老头考茨基，执拗得有些抽风的干瘦老头倍倍尔。但柏林警察不是他朋友，由于护照的问题，警察拒绝他长期居住。

令人费解，托洛茨基对接纳他的维也纳要苛刻得多。从言语中可以看出他的挑剔，他称此处的生活如小松鼠蹬轮子般忙碌，此处的人又满是市侩气。

忙碌而市侩的城市，收留了托洛茨基一家七年。

他们租住在城市郊区的许特尔多夫，一片滑雪场附近的别墅区。这是一个汇聚秋冬两季美景的特色楼盘，透过窗户能看到漫山红叶的秋色，穿过篱笆不远便步入白雪皑皑的旷野。托洛茨基夫人谢多娃曾盛赞她家租的房子“好得超乎想象”，托洛茨基的小儿子谢廖沙1908年就出生在此。遗憾，托洛茨基一家子也只能享受秋冬两季。因为开春后，房东稍一提高租金，他们就得搬到同样是郊区但价格更亲民的西弗林。

经济上时不时捉襟见肘，是托洛茨基维也纳生活的基本面。美籍俄裔社会主义者奥尔金曾拜访过租住在西弗林的托洛茨基，他回忆道：“这家人比普通工人要更穷一些，男主人穿着廉价的服装，女主人有忙不完的家务，两个可爱的男孩无人照看。家具极其简陋，唯一使房屋增色的是堆满角落的书。”

给房屋增色的书，有时能派上更大用场。家庭开销吃紧，托洛茨基就会挑几本送到旧书店换钱。他夫人谢多娃，跟他熟悉旧书店一样熟悉去往典当行的路。子弹全打光时，极其简陋的家具将抵付拖欠的房租。

理论上，托洛茨基不应如此拮据。维也纳七年，他担任《基辅思想报》的特派记者，他还是俄国、德国以及比利时六家报纸的特约撰稿人。对于报纸发行人们来说，他的笔名安季特·奥托是块金字招牌，是发行量的保证。

稿费收入，足以让托洛茨基一家的生活超越维也纳中产线。之所以日子过得寒碜，因为托洛茨基把从报纸挣来的稿费又投向了另一份报纸，他自己的报纸《真理报》。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是托洛茨基占领舆论阵地的需要。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他是游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他要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去影响国内普通的工人。

《真理报》于1908年10月创刊，在维也纳编印，读者却在俄罗斯，横亘于两者之间的是沙皇政府的审查制度。这道高墙难以逾越。堆积在敖德萨港的《真理报》，解释了主编托洛茨基何以清贫。更重要的是，原本希望利用《真理报》来调和列宁与马尔托夫矛盾的主编发现，他自己成了两派共同攻击的靶子。紊乱的出版周期，表明这份报纸是多么不合时宜，周刊、月刊、季刊。1912年4月，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停刊。与此同时，另一份《真理报》在彼得堡创刊，主编是不显山露水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朱加什维利办的《真理报》是联共党史里的《真理报》，托洛茨基办的《真理报》只能叫维也纳《真理报》。那个剥夺托洛茨基《真理报》创刊主编荣誉的人，后来又从他手里窃取了比这多得多的东西。

托洛茨基失意了一阵子，于1912年10月，也就是布罗兹来到维也纳的同一个月，在布罗兹抵达维也纳的同一个火车站，登上了去往贝尔格莱德的列车。他将作为《基辅思想报》军事记者去采访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战争，对托洛茨基个人生活有些许影响。塞尔维亚在战争中做大，引起奥匈帝国不安，两国的敌对使战争成为必然。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维也纳街头刷满了“消灭塞尔维亚人”，托洛茨基六岁的小儿子谢廖沙却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高呼“塞尔维亚人万岁”。儿子的站队并不代表父亲的立场，父亲身上最难看到的政治光谱是斯拉夫主义。可民族情绪已至沸点的奥地利人哪管这些，驱逐俄国移民的浪潮开始。战争爆发一周，托洛茨基一家匆匆告别维也纳，转道苏黎世前往巴黎。

在伊萨克·多伊彻所写的托洛茨基传记里，传主在维也纳的这七年，被定义为“没有政治成就”的一章。但高规格的政治社交却是“没有政治成就”一章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柏林小老头考茨基家里，托洛茨基结识了《金融资本》的作者鲁道夫·希法亭，此人后来担任了魏玛共和国财政部长。希法亭则将托洛茨基推销给了维也纳的朋友，一群左翼的政治人物，包括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等，前者在一战后担任了奥地利的总理，后者是该届政府的外交部长。

托洛茨基同未来总理和部长们碰头，优选地点是维也纳中央咖啡馆。他抵挡不住咖啡的诱惑，他更无法放弃对国际象棋的迷恋。在全神贯注又满怀困惑地听完维也纳朋友的布道后，托洛茨基总会邀请他们对弈一局，在黑白64格棋盘上梳理纷乱的思绪。他的棋友迅速超出了政治圈子，不少在中央咖啡馆消磨的文化人也时常凑上来，在宽脑门的俄国人面前自寻其辱。托洛茨基是中央咖啡馆的卡斯帕罗夫，他手下败将里集齐了当地最会写作的人：施尼茨勒、卡尔·克劳斯和阿尔滕贝格。很多年后，当卡尔·克劳斯在报纸上看到十月革命的消息以及革命领袖的照片，不禁惊呼：“谁能想到呢，这事儿居然是勃朗施坦先生干的！”

勃朗施坦先生下了一盘很大的棋，一盘改变了20世纪历史进程的棋。或许，摆棋时他还在为自己碌碌无为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