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真有那么危险吗?| 文化纵横10月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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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发生突变?

《文化纵横》2020年10月新刊手记

中美关系正发生突变,且似乎不以中国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

从贸易战到新冠疫情的污名化,从关闭休斯顿总领馆到南海军演,从打压中国企业到在香港、新疆、台湾问题上的干涉内政……中国人观察到,无论如何释放善意,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当坚决的意志——与中国脱钩,遏制中国。

中美关系的突然转变,将导致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发生实质性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以及建立其上的中国国家内外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都将不得不进行重大的调整。

对此,必须有充分的物质与心理准备。

▍中美关系突变的三大原因

中美关系的突变,可以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但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衡性,乃是这一矛盾关系发生突变的根本原因。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尤其是近200年来,差不多每隔30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便会发生一次缘于其不平衡性而导致的秩序调整,“一战”、“二战”、冷战以及今日中美新冷战,莫不如此。

在秩序调整期,世界进入一个明显的动荡期,新的秩序只有等待旧有矛盾冲突能量释放完毕之后才可能重新建立。其间的摩擦、对立、遏制甚至战争,都是可以想象的。

导致中美矛盾突变的原因多种多样,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性角度分析,则有以下三大原因:

首先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不断演变为一次次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系统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虽然被G20机制采取的各种措施抑制住了,但各国经济的内在结构性问题却未能获得根本解决。金融危机之下,世界经济板块格局重组,美国利用货币发钞国地位对全球财富的转移机制、利用虚拟金融经济对各国实体经济的掠夺机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财富循环机制被打破,利用外部资源解决内部矛盾的回旋空间大大缩小。由此导致美国内外矛盾的不断加剧。

其次是中国经济板块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崛起,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平衡性的典型表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流动的资本、技术、信息、劳动等经济要素网络中,中国崛起导致诸要素位置排序日益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变动,国际贸易、投资、生产中的利润分配格局发生日益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由此导致本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网络受到极大的扰动,美国秩序遭受巨大冲击。当代国际政治的动态关系,根本上决定于国际经济的动态关系,经济关系变了,政治关系一定随之发生变动。

第三,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是导致世界格局变动以及中美冲突的深层原因。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常常带动新技术革命,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而摆脱危机。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便不断演进,并在此基础上向智能化、自动化快速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一技术变化趋势日益明显,其直接结果,是少数高科技企业利润率日益高企,而多数低技能劳动者则越来越被排除在现代制造业的门槛之外。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排外思潮,美国民意对中国抢夺美国百姓工作的误解,均与其背后发生的新技术革命相关。

上述三种原因,是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中美冲突的根本原因。当这三大矛盾运动积累到一定阶段时,量变就会变成质变,矛盾冲突便会益发尖锐而不可调和。中美关系的全面冲突,即是这三大矛盾运动发生质变的突出标志。

▍美国内部政治经济失衡与中美冲突

中美关系突变,同时也是美国内部经济政治失衡的集中表现,很大程度上,它是美国内政的外部延伸。

导致美国内部政治经济失衡并殃及中美关系的,大致有以下几种因素:一是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内部的社会撕裂。多种调查数据和现场观察都表明,美国财富分配差距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无论与美国历史比较,还是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当代美国的贫富差距都是前所未见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社会矛盾冲突沿着不同种族、阶级、民族之间的分界线展开,并集中反映到互不妥协的政党政治之中。二是美国人种比例的变化,白种人所占人口比重日益下降,并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少数,这加剧了盎格鲁-撒克逊等白人族群的焦虑,并催化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催化了共和党人的极端保守主义倾向,同时催化共和、民主两党的尖锐对立。三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去工业化趋势。由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同时也由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不受节制,美国大量工业转移海外,虚拟经济大规模兴起,这直接导致了工业制造业岗位的大规模流失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

上述几重因素,已经成为美国内部矛盾的结构性因素,无论主观如何努力,客观情势已经几乎不可逆转。这些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加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平衡性的推动,美国的内部矛盾就变得特别突出、特别尖锐,并很容易为政治势力操纵,成为中美矛盾冲突的内部温床。

▍内外矛盾交集,当前的美国特别危险

当前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秩序解体,新秩序远未建立。旧秩序解体过程是矛盾冲突集中爆发时期,同时也是特别危险的时期。

过渡时期的危险,主要来自新兴力量的兴起与传统霸主维护霸权的行动。在核时代,确保相互摧毁通常会避免核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矛盾冲突更多地会以代理人战争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国家的直接冲突为表现形式。但是当一个衰落中的帝国内外矛盾特别集中,其维护霸主地位的愿望特别强烈时,大国之间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明显上升。

今天的美国,内部矛盾催生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这一潮流如果与军工资本利益集团结合,很容易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军事冒险行动。而外部世界,由于多极格局尚未形成,且世界的经济中心(亚太)与军事中心(美国)相互分离,美国挟其庞大的军事力量,在缺乏外部力量制衡的情况下,也很容易选择军事冒险,通过军事讹诈的形式,获取更多经济利益。

今天的世界大变局中,中美矛盾正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无疑是美国。美国日益加剧的内外矛盾,导致今日美国特别危险,这一点,不会由于美国统治集团领导人的更迭而改变。对此,中国人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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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新刊目录 —

▍域外

美欧跨大西洋关系的中国挑战

任希鹏

▍封面选题:美国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在试图理解中美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的同时,我们也惊异地发现,我们自以为熟悉的美国仿佛变得陌生了——美国不仅成为当前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并且隐藏在其社会内部的阶级、族群、政治意识等不同类型的矛盾,也在疫情蔓延之时不断涌现为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显然,美国正在同世界一起,经历一场百年未遇的变局。

中美冲突:国际经济层级体系的裂变

封凯栋

寻找新的“敌人” :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国内根源

潘亚玲

从“帝国”到“国家”:美国国家能力转型进行时

欧树军

里根政体的衰败与美国重建的特朗普道路

左亦鲁

疫情后大国关系新格局

纪明葵

▍城市政治经济学

全球化时代城市的转型发展

周伟林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有一两百年历史,要了解其城市演化,需要读书、看博物馆。而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地经历着一个“浓缩版”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变化过程,可以通过持续的观察,编织动态画卷和逻辑链条,借助一些观察点(村、镇、县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新区新城,老街古城),观察空间、功能、权力(利)等结构的变化。

▍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

美国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科学公益

牛 可

现代美国公益不能和美国社会历史环境割裂开来加以观察,它连带、汇合了现代美国历史的诸多重大潮流和事态,呈现、张扬了美国资本主义、美国公民社会、美国精英生态的关键特性,是现代美国历史的枢纽性事物,也是“美国世纪”的重要篇章。

▍技术革命与社会变迁

近年来,新的信息技术工具正日益深刻地卷入国家治理之中,为治理过程提供了更高效的信息收集、认证和流通机制。对此,许多意见往往担忧新技术将赋予国家更加强大而不可控的权力,因此可能会带来侵犯隐私、加剧歧视等负面后果。本期“技术革命与社会变迁”专栏刊登的两篇文章,则以更乐观的态度和客观的分析,观察、思考和想象了新的技术工具为个人和社会福利与国家治理带来的积极变化。

“防疫国家”的信息治理:实践及其理念

戴 昕

区块链与国家治理的融合重构

李雯佳

▍中国发展模式再讨论

进行中的开创:华为实践的工业史意义

宋 磊

完全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之中理解华为实践,可能会低估华为实践的意义;过于强调具有排他性的技术进步,则可能会掩盖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形态创新。

▍社会结构变迁

精细分层社会与中产焦虑症

熊易寒

中产阶级的焦虑症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从扁平社会到精细分层社会,社会阶梯变得越来越长,社会不平等加剧了人们的竞争心态和焦虑心理。

当小农户迈向大市场

谭同学

在迈向大市场的过程中,小农户的生活经历了从工作、经济收入的变化,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再到价值观念的不断重塑,较之过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状态,不确定性急剧增加。

▍学术评论

文科为什么要交叉——兼论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

钱乘旦

文科交叉已经是大势所需。虽说死守原有的学科边界,在研究课题上继续深究,仍然可以做出成绩;然而,要使文科获得质的发展、更符合时代的需要,交叉就是舍其不可的。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拉丁美洲的未竟工业化

程文君 郑 宇

要想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不仅需要经济改革来重新找到经济增长动力,更需要综合的政治解决方案以突破既得利益群体的限制。只有在强大的新兴利益联盟的支持下,持续性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政策才可能推行。而在许多拉美国家,这种解决方案是无法靠政府更替来获得的。

“弱国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业化前景

段九州

埃及的工业化进程之所以缓慢,正是因为国家能力建设的不足以及国家自主性的缺失,制约了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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