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秦人是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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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取的秦人为实现本国粮食安全采取的种种措施值得学习借鉴，正是得益于强大的粮食等物质保障，秦国的“虎狼之师”才能横扫天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粮食问题近期引起全球关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出警示，疫情的扩散致使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可能影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安全。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一再强调“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春秋时期地图    
 

早在先秦时期，生产力还不是十分发达，粮食安全是当时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衡量国家富强的物质标准之一就是粮食储备是否丰盈，军事征伐需要“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寻常百姓生活需要“家里有粮，心里不慌”，遇到大灾大荒之年，更是需要国家“仓有余粮，平抑粮价”。秦国能称雄战国，继而一统天下，其“积粟如丘山”（《史记•张仪列传》）雄厚的粮食储备便是其可以依仗的物质基础。

秦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粮食自由，为了不使本国粮食问题成为他国威胁秦国的命门所在，务实的秦人在六百多年时间里始终把粮食作为“治国之要”（《商君书•农战》）而铭记于心，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一刻也没有松懈。那么，秦人是如何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呢？

“收周余民有之”，转型期的秦国吸收先进农业技术为已所用。  

当代考古发掘和历史文化研究均已证明，早秦部族发源于东部农耕文化区，本身就已有了深厚的农业文化积淀。与殷人部族同宗同源的早秦部族，在西周建立之初卷入了管蔡武庚之乱，被周王朝流放到贫瘠的西垂之地，不得不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畜牧业。即使不断西迁，秦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农耕传统，无论是后来的秦邑还是西犬丘，秦人都依靠当地良好的水土环境，逐渐开始由畜牧业向农牧业进行转型，部族实力逐渐壮大。

自秦襄公始封诸侯，到“（秦）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地至岐”，秦人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周平王当初东迁洛邑时对秦襄公立下的誓言：“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关中地区自古便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史记•货殖列传》），岐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是西犬丘无法比拟的，这里丰富的物产资源也是秦国迫切需要的，秦人要有更大的作为，这里将是他们再次腾飞的根基所在。

秦国不但占据了周人龙兴所在的岐地，秦文公还十分有远见的“收周余民有之”（《史记•秦本纪》），这不仅是秦国宣誓主权收买人心的政治作秀，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是秦代农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秦国将当年那些没有追随周平王东迁的“周余民”归拢整合，实质是对黄河流域农耕文化进行了一次农业技术融合。

西周龙兴之地——  
 
   周原(西岐    
 
 
     )    
 

秦人虽然也是农耕起家，而且于西垂之地经营多年，但毕竟还是远道而来占据岐地，自然是人生地不熟的，论对当地气候、水利、农作物生长等各方面情况自然没有那些“周余民”熟稔，而且就农耕技术而言周人更胜秦人一筹。毕竟周人先祖后稷就有“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的传统，而当“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的古公亶父定国于“岐下”后（《史记•周本纪》），一代代周人已经在这片土地耕耘了数百年，那些“周余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秦国正是需要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来帮助自己适应岐地地力。

秦国一边恢复着关中地区因犬戎入侵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一边继续扫除境内的戎狄部族，最终于秦武公十一年“灭小虢”（《史记•秦本纪》），整个关中地区基本被秦国控制，秦国也彻底完成了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型。

西定巴蜀，坐拥两大粮仓的秦国再无粮食供给体量不足的忧虑。  

秦国在不断发展中国力日益兴盛，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东出争雄天下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商鞅在秦国实施授田制，强制农民开垦和耕种。“废井田，开阡陌”，颁“垦草令”，使当时秦国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比关东诸国高出一倍，在同等条件下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商鞅为秦国制定的“耕战”国策，使秦国在每次战争损耗之后，相比其他诸侯国粮食生产更具恢复的能力。

此时，秦国仅仅控制了关中平原和陇西地区，作为秦国的粮食主产区，长期存在着地广人稀的现象，土地生产力一直没有达到粮食产出的最大值，“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秦国不得不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三晋百姓入秦务农，“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境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商君书•徕民》），秦国希望依靠引进外来劳动力扩大耕种面积，增加粮食亩产，得以通过征缴更多的粮食来保证国家官粮储备。

但在秦国东出年年征战的巨大消耗下，关陇地区的粮食供给量已经逐渐满足不了秦国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了。到了秦惠文王时期，秦国的粮食生产供应能力不足的隐患开始出现，这成为秦国进一步崛起的掣肘和瓶颈。为了解决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秦国粮食供给体量不足的问题，秦惠文王时期的秦军主将司马错把目光聚焦到了“巴蜀亦沃野”（《史记•货殖列传》）的成都平原。司马错用“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史记•张仪列传》）的主张成功说动了犹豫不决的秦惠文王，司马错得以率军成功定蜀，把巴蜀地区纳入到秦国的版图中。秦昭王末年都江堰的修筑更使蜀地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华阳国志》）之地。

       
           
               巴蜀
             
           自古就是粮仓。        摄于重庆市梁平区明达镇红八村，巴渝第一大平坝——梁平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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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得益于巴蜀地区持续的输出各种物资，“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史记•张仪列传》），成都平原成为继关陇地区后秦国又一大粮食供给基地。再无缺粮后顾之忧的秦国，综合实力更是令山东六国难以望其项背。

秦国从国家层面严格控制粮食外流，确保国内粮价处于低位。    
 

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各种原因相互“请粟”是改善国家间关系的邦交手段之一，但秦国却对这种邦交模式并不感冒，秦代六百余年时间里有记录的对外援助粮食的事件只有两起：秦穆公时期援助晋国的“泛舟之役”（《左传•僖公•僖公十三年》）和秦昭襄王时期作为对楚国赔偿的“予楚粟五万石”（《史记•秦本纪》）。

虽然在现有史料里找不到秦国明文规定限制这种并不划算的粮食外流，但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仅仅也只发生过两次对外援助粮食，只能说明秦国历代国君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允许民间粮食买卖，特别是鼓励秦国商人从山东六国往秦国运粮，尽量限制秦国粮食以商业目的运往山东六国进行贩卖。而对于这种国家间援助粮食行为，秦国历代统治者认为能免则免，本国的粮食安全不能指望别人来确保，这次秦国给别的国家援助了，下次秦国需要借粮了别的国家不给借了，岂不是很耽误事情，就像“泛舟之役”后秦国向晋国借粮，当然这也是秦国有记录的唯一一次向他国“请粟”的史料，尽管是试探性的，可还是被晋惠公很干脆的拒绝了。

泛舟之役大致路线  

秦国还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国内粮食安全问题予以重视，《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记载了多达二十五条关于粮食问题的律文，特别是“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秦国在各郡治所建设的万石粮仓，除了满足当地官吏和刑徒就食，还起到平抑粮价的作用，秦国国内粮食官价始终维持在“石三十钱”（《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的水平上，纵使秦国国内因天灾人祸数次出现“大饥”，也未见粮价大涨的记载，可见秦国充足的粮食储备保证了国内粮价始终处于低位运行，维护了秦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不断进取的秦人为实现本国粮食安全采取的种种措施值得学习借鉴，正是得益于强大的粮食等物质保障，秦国的“虎狼之师”才能横扫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