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作霖不死，“九一八”的历史悲剧能不能避免？

原创 刘三解  刘三解freestyle 

标题中的假设是一种质问，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而弃东三省之后，就一直没断过。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看看张学良本人如何解释“不抵抗”。

01

在张学良晚年的这段采访视频中，至少告诉了记者两条：

（1）“九一八”的“不抵抗”是他的主意，出发点是以“不抵抗”为“抵抗”；

（2）“九一八”时就算抵抗东北丢失也一样得快，双方的力量没法比。

前一条的问题是一桩公案，某些作者言之凿凿的蒋介石密令在档案中一直找不到踪迹，绝大部分当事人也不记得有这么一宗电文存在，反倒是晚年的张学良的回忆更加权威，就像他说的， 某些“爱护”他的人说这是“政府的命令”，可他不推：

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

这个问题与其说争论的是事实，不如说是立场，自然也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谈第一条，只看第二条，看看张作霖会怎么回答。

文史作家萨苏在《那些中国人》一书中抄录了一段张学良卫士郑景山旁听来的原话：

老将训少帅，说：“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我们兵工厂里有二三十万支好枪，有一千多门迫击炮，天上有飞机下蛋，地上有四条腿的骑兵……我就是不怕日本子，日本子在南满铁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子，先叫藏式毅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路都给扒了，给他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子就交待了。咱怕日本子干啥呢？”

这段父训子的话，原作者没有列明具体的时间，只说是北伐战争中战况不利，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不听。

张学良就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

父子对话，一个怕日本，一个不怕日本，哪个听着提气？

肯定是老将张作霖，他对于奉军（改旗易帜后才称东北军）和日军在东北的力量对比分析，直到今天，仍为很多国人津津乐道。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名下的东北边防军计有步兵旅29个，骑兵旅8个，炮兵旅3个；另有独立的空军、海军与屯垦军，正规军总共约28万人。如果将各省非正规武装（警察、公安等）18万人左右计算在内，东北军总数约为46万人。

他们面对的日军是关东军所属第2师团约1.04万人（据日本大藏省数据为11069人），6个独立守备大队约4000人，正规军总计约1.44万人，另有1万人左右的在乡军人和警察，总数约为2.4万人。

至于张作霖说的兵工厂里的“二三十万支好枪”，1932年出版发行的《国闻周报》“九·一八纪念号”上，一篇题为《“九·一八”给我们的损失》记录了当时统计的武器损失：

沈阳兵工厂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炮、山炮等共约250尊，各种子弹30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这些军品足够配备15个师，均被日军掠去。沈阳迫击炮厂损失炮弹40万发，迫击炮600余尊。东三省航空处的300余架飞机（实数应为260架）落入敌手。

九一八事变次日在城墙上的日军

02

回头看看张作霖的判断，确实可以算作“大差不差”，1931年的28万东北军加上“中东路事件”被苏军歼灭的2个旅，确实有30万正规兵力，“日本子”也就1万3、4的正规军，真是20个打1个的优势，小鬼子狗胆包天敢捋老张家的虎须？

这就涉及到张学良的判断究竟对不对了，“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日本人敢不敢在“老将”活着的时候来抄后路？

历史的事实是，敢！

1928年4月20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即请示陆军省：

帝国政府应于奉军败退前声明：为使关内战乱不至波及满洲，帝国政府将采取适当的自卫手段。另外，如奉军或南方革命军的武装部队无视这一声明，侵入关外时，关东军应不失时机地，把驻扎师团主力调至山海关或锦州附近，不管他们是张军还是革命军，均以武力阻止他们出关，必要时可解除其武装后，再准许其进入关外。

事实上，在2天前的4月18日，日本驻上海的矢田七太郎总领事已经将日本政府要求“保证满洲治安”的备忘录递交了国民政府，即明确要求北伐军不得出兵东北。

更紧迫的是，同一天，即4月18日下午4点，关东军司令部给下属第14师团和由朝鲜军紧急抽调来的第40混成旅团发出了准备出动的命令；19日，给第14师团下达了“20日在丰田集结后继续向锦州进发”的命令，给第40混成旅团的命令是“21日在奉天集结”。

请注意，此时的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仍未下达总撤退的命令，也就是说，奉军仍旧在华北抵抗北伐军攻势的时刻，日军已经调集关东军主力和朝鲜的驻军，大举杀向了锦州、沈阳，准备军事行动。

最重要的是，这个出兵规模，和“九一八事变”一模一样。

4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递交了对上述备忘录的抗议书，同时口头向矢田声明：

如果奉军撤到关外，国民军无意跟踪追击。

换句话说，国民政府非正式地保证了北伐军不会越过山海关进入东北三省。

但是，关东军并没有撤军，而是在锦州、沈阳集解重兵，等待日本国内发布的“奉敕命令”，对奉军进行“缴械”。

此时，老将张作霖还活着，还在坐镇北京，以安国军政府大元帅的身份行使中华民国“元首”的职权。

电视剧《少帅》中的张作霖

03

拖延了关东军采取“断然行动”的并不是张作霖的威望和人情世故，而是他的老朋友、老对手，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1916年4月，时任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的田中义一就曾出面劝说张作霖反袁独立，这个渊源是在日俄战争中，还只是日军参谋的田中曾经救过被当成俄国间谍的张作霖性命。

尽管有这一层私人关系在，日本的职业军人们却不讲什么“人情世故”，而讲“国家利益”。从国民政府北伐开始，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对张作霖感到绝望，甚至打电报给驻中国的领事，提出改为支持杨宇霆，却遭到拒绝，此后，田中义一对张作霖政权的支持就走向了消极，对于掠夺东北权益的态度也愈发强硬。

但到了1928年，他又变为支持张作霖。这大概与这年5月，张作霖对迄今为止的最大悬案——满蒙五条铁路的建设合同采取积极态度，接受了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的要求，终于签约不无关系吧。（见岛田俊彦《关东军》）

请注意这个时间，1928年5月，张作霖终于在这个出卖东北路权的条约上签字，田中义一和日本外交部门都认为已经达到了目的，对于继续扶持张作霖政权，保障相应权益落实充满期待。

因此，田中义一一边急切地希望张作霖能够停止犹豫回师奉天（张一直挣扎到5月底才表态回奉，之前一直幻想能占据华北），一边紧张地观察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反应。

按照日本军法，关东军离开“满铁附属地”（即南满铁路沿线条约规定范围）到锦州和山海关发动军事行动就属于“海外出兵”，而“海外出兵”必须获得“奉敕命令”，这个命令理论上是由首相上奏天皇取得“敕命”，实际上只需要首相下决心即可。田中却一直拖延“奉敕命令”的发布，一直拖到了5月31日，还是不允许关东军出兵，最终等到张作霖6月3日登上回奉天的专列。

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毁的张作霖专列车厢

对于已经磨刀霍霍准备武力解决奉军势力的日本关东军来说，每拖一天，就有更多的奉军部队撤回奉天，他们的军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就多一分，所以，少壮派的军人们忍不住了，他们干脆无视了日本首相和外交部门的态度，准备自己动手。

对于这段历史，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作回忆说：

这是因为（田中义一首相）根据当时的出渊驻美大使的报告，考虑到美国的舆论严峻，对实行既定的方针有些犹豫。另外，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是松井石根中将，田中首相身边的谋士有佐藤安之助少将等人，田中为他们的意见所左右，思想更加动摇了。

然而由于关键的中央部是那样情况，所以什么也不能做。不久，吴俊升从黑龙江率兵五万，来守卫奉天城。同时，败兵每天一万、五千地从山海关归来。到五月下旬，败兵已逃进来三、四万人。从京奉线或古北口方面陆续进来。万一有事，关东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河本大作口述《我杀死张作霖》，《近代史资料》）

我们姑且不论日本少壮派军官这种可笑的“受虐狂思维”，尽管他们是站在别国土地上侵略者，考虑问题时，却每每将自己至于受攻击、受威胁的立场上。只说“皇姑屯事件”的背景，就可以看出来几点：

（1）田中义一对于武力占领东北、消灭奉军的态度，最大的影响因素竟然是“美国的舆论”；

（2）随着奉军从关内的撤军，奉天的兵力越来越雄厚，日军有一定的担心不能乘虚取胜；

（3）直接执行炸死张作霖任务的河本大作，根本没有把张作霖本人视作抵挡日军武力进占东北的主要障碍。

事实上，在河本大作的眼里，奉军基本上就是一支不堪一击的垃圾军队：

蒋介石的早经军官学校培养的新式精锐军队和奉天旧军阀军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军纪等等也完全不同……蒋介石等的北伐一开始，奉军一定马上又要使用逃回关外这一招了。

他唯一担心反倒是：

若万一仅以个人的责任来结束此事而不让国家和军方承担责任的办法办不到的话，那么虎视眈眈的列国不知将乘此机会会怎样指责。

币原喜重郎，日本前首相（1945年10月—1951年5月），1915年起任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寺内正毅内阁、原敬内阁的外务次官，其间曾任驻美大使、华盛顿会议日方全权代表，1924年起任加藤高明、若槻礼次郎、浜口雄幸等内阁的外相，创造了所谓的“币原外交”概念，即对英美以协调取代对抗，承认苏联。对中国提出了所谓不干涉内政的口号。

04

这种对英美列强干预的恐惧，并不只是河本大作一个人的感受，在西方列强还没有陷入空前大萧条的1928年，仍然受到“华盛顿体系”约束的日本朝野在中国的侵略行动非常束手束脚，乃至于在河本大作炸死了张作霖之后，在美国强硬的反对态度下，整装待发的关东军也没有敢于“趁势行动”。

他们头上戴着的就是1920年的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的紧箍咒。

我们的历史课本讲到过，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英美无暇顾及远东的良机，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以及一系列的贷款筑路和主权出卖的条约，其肆无忌惮的扩张在华权益让英美警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腾出手的是美国，不断要求列强废除在华的势力范围，保全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直至发起了1920年初的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体系，以各国互保，美国武力强迫的方式，逼迫列强，尤其是日本不再单边侵犯中国主权。

在此压力之下，日本政府认为：

对中国推行日益增长的，前所未有的霸道外交……逐渐受到其他列强的排斥，变成孤立状态，造成日本国际地位的下降。（币原和平财团编《币原喜重郎》）

为此，1921年5月13日，日本首相原敬领导内阁制定了《对满蒙政策》，其中强调考虑到日本在“满蒙”获取特殊权利的行为，往往为英美理解为“侵略倾向”，因此，行动要万分谨慎，避免引起英美的反感乃至于干涉。

5月16日，原敬召集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等驻外官员和阁僚一同召开了“第一次东方会议”，次日，制定了《关于对张作霖态度的文件》：

张作霖期望在满洲维持和确保实际权力，进而向中央政界伸张其权势，这几乎不容置疑……对张作霖在满洲整顿充实内政和军备，在当地确立其牢固势力，帝国应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援助。

具体到武器供应上，由于英国发起的全面武器禁运协定，日本不可能出口武器给张作霖，但可支持他建兵工厂自给；财政支持上，尽量通过借款和中日合办投资的方式，避免“列强的猜忌和中国政府之嫉妒”。

可以说，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和一系列重工业建设成就的顺利取得，正是在日本的这个文件的“保障”下获得的，这个状态，并不是说张作霖的实力足以被日本侵略者所忌惮，而恰恰在于他既表现出了保障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利的意愿，也表现出了超出所有中国竞争者的实力，即他是当时条件下最合适的“代理人”、“白手套”。

在《关于对张作霖态度的文件》也确定了一些限定原则，即为了日本的利益可以换马，但必须是和张作霖同样地位的人，这样的人，在1921—1928年只出现了一个，那就是郭松龄。

郭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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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与张学良亦师亦友，也是唯一一个张学良在晚年回忆时认为，“如果他活着就不会有九一八”的人物，这个假设，张学良并没有用他父亲做过，可见在他心目中，自己的父亲如果赶上了“九一八”，可能处置得还不如他好。

历史本身不能假设，我们只能用事实说话。

然而，历史上的郭松龄反奉战争，一样是取得了日本谅解之后的行动，换句话说，他是日本政府认可的，可以代替张作霖的“白手套”人选。

1925年秋，郭松龄以观战武官的身份到日本观摩日军秋季大演习，郭派出联系人驹井德三向日本高层传话说：

“决定让张作霖隐退，以便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政权，并为此筹措了四千万元的经费。可是，在满洲有日本的权益，所以得不到日本政府的谅解，就不能着手进行。因此，可否把我向政府有关方面引见一下。”

驹井特意反问说：“一旦独立政权建成，和日本的悬案就能解决吗？”

郭立即回答：“一定要一举解决问题。”

随即，驹井把郭引见给日军总参谋部第一课长小矶国昭（后来的甲级战犯）。小矶国昭表示说：“日本陆军决不干涉。”

郭松龄回国后，驹井认为只是一个课长的保证不足为凭，于是又到陆相宇垣一成那里取得了“严守中立”的诺言。驹井一经把对宇垣进言的成功信息通知给郭，郭立即发动了反奉战争。（顾明义：《郭松龄事件与日本》，《日本研究》杂志1986年第4期）

过往对于郭松龄反奉战争的解释，常常说是由于张作霖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收获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事实却是日本政府上至首相、下至外相币原、陆相宇垣都纷纷表态对张作霖的不支持、不反对，这种表态的背景恰是在郭军高歌猛进的条件下做出的，不难看出他们对郭松龄的偏袒。

电视剧《少帅》中的郭松龄

而号称由他签署的条约，其实是出走大连的杨宇霆与满铁签署的，张作霖有可能完全不知情，因为杨宇霆失联多日，他还派人寻找过杨，当然，也不排除这是张作霖为了日后不认账刻意做戏的可能性。

张作霖真正的救命稻草来自于日本关东军。据岛田俊彦在《关东军》一书中记述：

在这次郭松龄事件中，白川司令官（白川义则）为什么对支持张作霖表示出这般热情？关于这一点，不难想象，白川与张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可是，除此之外，陆军内部的对抗也驱使白川援助张作霖。

当时的陆军省向每一个重要军阀将领都派去了一个“中国通”军人。给张作霖派去的是松井七夫，给冯玉祥派去的是松室孝良，给郭松龄派去的是佐佐木到一。因此，张作霖对郭松龄的决战，在另一个侧面，可以说是白川对佐佐木的较量，张作霖的胜利可以说是一位大将对一位少佐的胜利。

但是，不管白川个人动机如何，他无视中央的行动，开创了关东军独断专行的先例，问题十分严重。以某种期待和不安，迎来他们逐步增幅为大日本帝国尖兵的过剩意识的行动，实际上即始于此。

换句话说，关东军对张作霖的支持，实际上是对日本政府“满蒙政策”的对抗，而且还押对了宝，“抗”赢了，这无疑让关东军在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干预上，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同时对东三省的政治、军事形势有了更深刻的判断，直至走向“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后的沈阳

06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郭松龄反奉”事件，几乎把看似强大的奉军身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之后，张作霖痛定思痛，开始整军经武，他总结自己战败，不是败于谋略不精，而是装备不好、训练不精、制度不新。

接下来就是开讲武堂、办兵工厂，买飞机、买大炮、买军舰，一切买买买。

军事正规化上，也下了狠心：全军和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

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参谋长、团副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

军需、军械和军法等也都做到了独立。（陈崇桥：《张作霖的崛起与覆灭》，《辽宁文史资料》第一辑）

截至1930年，驻辽宁的东北军，连长以上的军官几乎全是正规军校毕业的，各连的排长，大多数也是讲武堂毕业生。

在招兵上，1922年后奉系下发一系列文件，禁止收编土匪，如《不再收降胡匪》电；1923年12月后，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又下达命令，除重申1920年招募17-40岁的土生良家子要求外，还要求入伍士兵必须具备初小文化。

张作霖至少完成了自己嫡系奉军部队的正规化改造，这部分部队正是由他的亲儿子张学良统带，其正规化程度甚至超越了蒋介石的中央军，至于武器装备上，仅九一八时丢弃的250门山野炮，虽然大部分是淘汰下来的旧炮，也已经超过了中央军拥有的总和。

然而，奉军完全是一支纸面上的“强军”，一只纯粹的纸老虎。

东北军的装甲部队

1925年11月，郭松龄刚刚率7万大军起兵反奉，一路势如破竹。

12月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向郭松龄和奉军发布第一次警告，要求战争中保护日本权益。13日，日军守备队干脆出兵阻止郭军渡过辽河，当日，关东军又以战线接近南满附属地为由，禁止双方在铁路周围30公里范围交战，15日，关东军司令部又瞒着日本国内，给郭军的警告加了一条，“如不听劝阻，立即解除你们的武装。”（岛田俊彦著《关东军》）

关东军的表态和行动，让奉军上下有了底气，不久后，在巨流河畔，张学良亲自出马抵御，黑、吉两省援军云集，2万郭军面对5万奉军迅速瓦解，所谓的激战仅仅造成了1000多人的伤亡，郭松龄等人弃军逃亡。

哪怕在之前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虎将”郭松龄在战争中，坐拥7万奉军精锐，却害怕部队倒戈，只敢把军饷、经费和夫人、幕僚放在铁路上的一趟列车上，临战时，往往只用炮兵猛轰驱赶敌军而不敢出动步兵进攻。

郭军斗志之低下也令人无语，根据参战者回忆，郭军的各旅旅长，绝大部分没有战斗欲望，而下级军官则在张学良的喊话下，整营、整连地倒戈。在黑龙江骑兵突袭郭军后勤得手后，郭军已基本处于瓦解状态。

而对面的奉张部队的表现也并不光彩，往往在郭军并不猛烈的炮火轰击中即告溃散，扔下阵地，任由郭军占领。

郭军在战时的主要伤亡，甚至主要是由于缺乏棉衣而冻伤的……

而奉军精锐在此战中表现出的德行，并没有因为“内战”、“国战”的区别而有所变化，在张学良发动的“中东路事件”中，日本观战军官对东北军表现的评价是：

在中苏发生纠纷时，张学良军简直是乌合之众。他们只靠人多，可是一受到苏军攻击便立即溃逃。之所以如此脆弱，是由于装备陈旧，官兵素质低下，教育训练不足，斗志不旺，团结力弱等因素。

尤其在受到炮击的情况下，张学良军的脆弱性暴露得更为明显。（林三郎编著《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

就此而言，“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精锐第七旅和卫队统带部第二队的表现也就毫不奇怪了，哪怕他们得到了抵抗的命令，也不会打得多么漂亮。

让我们举个例子。

在库房里还未卸下炮衣就被日军缴获的火炮

07

“九一八事变”当晚，驻扎沈阳北大营的第七旅最高长官是旅长王以哲，在日军进攻时，人在沈阳家中，所以当时北大营部队的实际指挥官是旅参谋长赵镇藩。

赵镇藩打电话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请示，公署参谋长荣臻指示：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看到这里，一定有不少人就坡下驴，解释为“不抵抗政策”的遗毒，而东北军的一系列“不抵抗”举动，其实是“严格执行命令”的“恶果”，咱得再往下看。

赵镇藩觉得太荒谬，便准备根据8月16日做出的迎击预案进行抵抗，他在《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纪实》中回忆了事前第七旅做出的预案：

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三面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结集，候命行动。为了应付事变，还采取下列各项措施：1，官兵一律不准归宿；2，加强营垣工事；3，继续加强侦查；4，为了防止敌军伪装我军官兵进行偷袭，特将我军官长改变姓名，更换符号颜色，放在兜内，以易于辨识。（《吉林文史资料》第11辑）

结果，事变发生当天，以上预案全都变成了废纸，赵镇藩发现所属团长都不在营房，甚至各营的营长也大都不在。结果只有第620团团长王铁汉于晚上11时赶了回来，其余团、营长皆无踪影。

——对照一下看看，1个月零2天前已经制定的“预案”，早已规定“官兵一律不准归宿”，在“敌人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结果，旅、团、营三级主官都不在，哪怕枪炮开打之后，也只有一名团长“归队”……这部队上下哪个把军令当一回事？

赵镇藩回忆：

虽然事先已规定官兵不准归宿，但旅长王以哲经常不在军中，日军进攻北大营了还不回旅指挥；团长张世贤当晚也回家未归；另一个团长王铁汉炮响起来了才临时赶回军中，因而指挥不灵，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地发挥。

其实，至少在王铁汉赶回部队的前后1个小时左右，日军的进攻根本毫无威胁，哪怕是一两个连队“自发”的抵抗，都可能奏效，根据当时担任连长的姜明文在《九一八事变亲历记》中的回忆：

当我再次集合各连队伍时，日本兵发射的炮弹落在我们营的讲堂、兵舍、厨房、库房等处，但都没有爆炸，说明炮弹头上是没有“引信”的。俄顷日本兵到了北大营大操场内，吹起前进号、冲锋号。枪声不断，听其声音都是放的“空包”，因为没有“子溜子”声音。这种“空包”是军队平时演习时用的……在树上的士兵有时向大操场放几枪。这样，日本兵始终没有朝我们这个方向前进，没有接近我们的营房。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夜间十二点多钟。

另据姜明文的回忆，12点钟之前突入北大营的日军主要是用刺刀闯入营房刺杀中国士兵，其火力并不强，冲锋也并不坚决。

这个过程中，前线指挥官赵镇藩的举措，无非是发动旅部卫队连反击日军，以及再次致电荣臻，希望能把位于洮南的独立第20旅调来协防，但得到的答复依然是“不准抵抗”，当然调20旅增援也来不及了，部队可以相机向东撤退。

根据赵镇藩在《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纪实》中回忆：

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军官盲目执行荣臻的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硬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寇俘虏。

——过往，我们总是强调高级军官“卖国”，底层军官、士兵“爱国”，问题是，从日本兵进攻北大营10点30分进攻北大营开始，东北军“爱国官兵”的主要战绩就是打死打伤了几个爬墙头暴露的鬼子兵，面对对方只有“空包弹”的进攻，10点30分到12点多，近2个小时的时间，无所作为。说得不好听点，哪怕有一个连长带点“种”，也能把这些一水儿“冷兵器”的鬼子撵出营房了吧？

或许有人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我们就来看看攻入北大营的日军数量。

说得这么热闹，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总共多少人呢？

主力是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9月18日10点30分进攻北大营的是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平时编制155人），之后第二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率领第一、四中队增援，在抚顺的第二中队，也乘列车支援，该大队平时编制为636人，战时编制为810人。

次日4时，驻扎在铁岭的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大队长田所定右卫门中佐率领第三中队、第四中队增援。战斗到19日早晨5点半结束，整场战斗日军共出动1000人左右，不过是分批投入。

——换句话说，在承担演习任务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悍然进攻”北大营的一个多小时里，东北军的“御林军”第7旅近万名“爱国官兵”，被155个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只有演习空包弹的鬼子，“堵”在了营房里。

至于有些人所说的，东北军士兵没有子弹的说法，更是被姜明文的回忆打脸，他的连队，虽然也接到了不抵抗命令，却早已下发了每人100发的子弹。

更可笑的是，作为第7旅的前线指挥官，赵镇藩的应对，只是发动旅部卫队连反击日军，以及再次致电荣臻，希望能把位于洮南的独立第20旅调来协防，但得到的答复依然是“不准抵抗”，当然调20旅增援也来不及了，部队可以相机向东撤退。

就第七旅在事前、事中的表现来看，确实无愧于“乌合之众”的评价，只有在需要抵抗决心的时候才无比忠实于上级的命令，在突围之后，看姜明文的回忆，不仅士兵在开小差，他的连就有10几人脱队，连同级的连长都找他代管部队，自己要理直气壮地变装回家……

——在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时，一个拥兵近万，库房里有几十门大炮，几十辆坦克的高级指挥官，能够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求援，还有请下撤退的命令……请注意，今天的洮南市距离沈阳市的距离是462.59公里！

就以上的信息来看，说东北军的“精锐”第7旅是一堆垃圾，绝对不算是贬低，唯一万幸的就是他们还有一个“不抵抗命令”作为遮羞布，如果把当事人的回忆都摆在一起看看，这一大群“爱国官兵”的形象，实在令人作呕。

08

过往说第七旅常说是“精锐”，其实就战斗力和战绩来说，肯定算不上，但作为张学良的嫡系亲军，第七旅拥有精良的装备，甚至有“富余”的枪械都是事实，这是当时军阀势力最乐于采取的“强干弱枝”手段，最大的价值不是为了“国防”，而是“权力”。

看似强大的奉军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张氏父子以奉天一省作为基本盘的大山头，带着张作相、吴俊升等小山头组成的股份公司，这些带兵、掌地盘的“参股”军头们，可没那么好伺候。

具体来说，老派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包括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吴俊升、万福麟等老人，多数曾做到一省长官，张学良主政后仍然尊重，并委以要职；

第二个层次包括阚朝玺、汲金纯、张海鹏、于芷山、于冲汉等人，他们较早加入奉系集团，官至师长、镇守使的位置，却在体系内不断边缘化；

第三个层次包括马占山、李杜等人，虽不是张作霖心腹，却又与元老关系密切，如马就是吴俊升的心腹。

张作霖时代的新派又分土派和洋派，土派是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的军校生，代表人物是郭松龄和李景林；洋派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归来的士官生，包括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王树常等。

必须要强调的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之所以能够坐上“东北王”的宝座，正是因为他们是奉系这个股份公司的最大股东，一方面需要平衡老派这些“联合创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则需要重用新派的“职业经理人”，推动奉系的大船前进的同时增强自家嫡系的实力。

然而， 最终促成郭松龄举起反旗的，恰恰是张作霖的嫡系“洋派”首脑杨宇霆，这位奉军总参谋部的创始人成了“清君侧”的目标，只能只身出走大连。另外一位“洋派”大将姜登选更是直接被郭松龄枪杀。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虽有所谓既往不咎的说法，郭军营、团以上的高级军官之后几乎都没得到过重用，而他们是之前张作霖的家族嫡系，也是日后张学良嫡系部队的军官骨干。

这个大变动，令张学良在经营自己的嫡系部队时，不得不大量破格启用讲武堂和教导队出身的青年军官，典型案例就是王以哲，1922年进入教导队时才是个中尉连副，1928年已被提拔为卫队师的中将师长。

这种干部任用，又是张氏父子巩固嫡系武力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大趋势，包括“枪毙杨常”都是必然的举动，并不以张作霖本人的生死而决定，他活着，一样要坐视和支持儿子张学良的揽权。

这种集权的结果，无疑会不断打破旧有的权力平衡。

比如，今人谈起张学良不抵抗丢东北，往往会说是30万东北军被1万多日本鬼子打跑了，这本身就是个误会。

关外东北军兵力据张学良1932年对国联调查团所言：

9月18日事变之时，其军队在关外者，包括非战斗员，计驻辽宁者6万人，驻吉林者11万人，驻黑龙江者5万人，共计19万人。（国联调查团：《关于调查团东行之种种》，《北辰杂志》1932年第4期，数字有点奇怪，照录）

再来看张学良的“老本钱”，其实就是辽宁的13个步兵旅加1个从辽宁调黑龙江的步兵旅、4个骑兵旅、3个重炮旅以及海空军加一个卫队统带部（旅级），总计15万人左右。

到事变发生时，只有3个步兵旅驻扎在沈阳、兴城和洮南（1902年-1934年属辽宁，现属吉林白山市），1个骑兵旅在通辽，另有2个旅在守卫山海关和锦州的关内外交通线。

在沈阳周围，实际上只有1个第7旅和另有卫队统带部第2队（团级）的1个营算是张学良的嫡系作战部队。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嫡系部队基本全部听从命令撤入关内，成为他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基础和底气，还一次性甩掉了几乎全部的“老派”包袱，从他维持个人权力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绝不算差。

09

事实上，无论站在张学良的角度，还是张作霖的角度，奉军起家过程中众多的“老派”重将，已经成为了集团的“负资产”，最直接的暴露，就是在郭松龄反奉的战争中。

郭松龄刚刚起兵，张作霖一手提拔起来的热河都统阚朝玺即与郭秘密联系，希望局外中立，并借此要求黑龙江地盘，并给张作相吉林地盘，遭到郭松龄拒绝，要求先交军队再谈其他。

不久后，郭松龄在锦州之战中获胜，张作霖的把兄弟汤玉麟、第16师师长于琛澂（后任伪满治安大臣）、阚朝玺（后任伪满中央银行总裁）都在与郭书信暗通款曲之后，引兵避开锋芒，把张作相的第15师扔在了背后。

1925年12月5日，奉军的连山防线溃败后，连张作霖在黑龙江的老兄弟吴俊升也观望了一段时间，彷徨无计的张作霖已经决定下野，请求日本出面调停，拟将奉天和平移交郭松龄，他自己避居大连。

当时的情况是：

张作霖就对王永江说：‘郭鬼子快进城了。我给吉林、黑龙江去电报，请他们帮忙，他们不理我。我不能等郭鬼子进城把我逮住。我要到租界地去，这房子也不能留给他，我要放火烧了它。’（郁文《兵临城下的张作霖》，《沈阳文史资料》第12辑）

奉天省长王永江到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向吉田茂总领事寻求支持时说：

据张学良司令来电，奉军已无挽回希望（指锦州防线）。张作霖处于半疯狂状态，企图自杀，由于吾等劝阻方才作罢。

据1925年在奉天省长公署任书记员的王翔瞵在《奉郭战争见闻琐记》中回忆：12月5日至10日，特别是7、8、9这3天，是张作霖转移家产活动的高峰，从大小西门通往火车站的马路上，车水马龙终日不绝。

此时的张作霖感受最多的，应该就是“众叛亲离”，如果不是自己的亲儿子张学良在巨流河前线顶上去，他的政治生命可能在1925年就完结了。

所以，这些利益盘根错节的“老派”重将，早已变成了政治隐患，只看什么时候爆炸，而并非一般我们所知的，是张学良在继位之后的一系列错误措置造成了奉军上下的离心。

事实上，哪怕是在日军即将动手的前夕，理应坐镇吉林的张作相、坐镇黑龙江的万福麟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上任，他们的不积极，最终给了另外一群“积极分子”机会。

伪满洲国内阁成员合影，前排左起：于芷山（前东边道镇守使）、谢介石（台湾人，溥仪旧臣）、熙洽（前吉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张景惠（前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臧式毅（前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辽宁省政府主席）、吕荣寰（前中东铁路督办）、丁鉴修（前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咨议兼东三省交涉总署顾问）、袁金铠（前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李绍庚（前中国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阮振铎（前长春吉长吉敦铁路医院长）、张燕卿（张之洞之子，前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吉林实业厅厅长）——点评：改换门庭的奉系

比如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延吉镇守使兼独立27旅旅长吉兴、东边镇守使兼辽宁省防军第1旅旅长于芷山、独立骑兵第8旅长程志远（曾参加江桥抗战）、独立骑兵第7旅常尧臣、独立第21旅长赵芷香、独立第23旅长李桂林等纷纷率部投日。

这些人有的是贪财贪官，比如张景惠、张海鹏，有些人是复辟满清的狂人，比如熙洽、吉兴，还有一群随风倒的实力派，比如于芷山，他是张作相的老班底，时任东边道镇守使，抗战后口供说自己是奉命潜伏，但在第7旅残部过境时，还是出兵给缴了械，并在日军的利诱下投敌。

将是如此，兵又如何？

据国联调查：

其中驻辽宁之军队，约有五万左右撤入关内，所剩留关外者有十四万人，据日本当局所述，现在关外军队之数为十一万人，八万人已加入满洲国军，三万人则在吉林之东北，抗御日军及满洲国军队，约有二万人或已加入所谓义勇军。

到1932年初，伪满洲国军队总数是8.5万人，旧东北军投敌者就有8万人，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张氏统治的土崩瓦解，绝不是张学良没搞好人际关系可以解释的，比如枪毙杨常、架空老派人士等等。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日本这个更有力的外来者下定决心用断然手段“兼并”张氏父子的股份时，小股东们更乐于作壁上观，甚至落井下石，在他们看来，日本关东军做“董事长”并不比张学良做“董事长”更差。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大地上，“新派”嫡系武力快速撤退，直奔山海关；“老派”的第一层多数是作壁上观；第二层则大批投敌；只有第三层依托自己在地方的经营，组织、参与东北义勇军与日军周旋。

这个结果，始作俑者正是张作霖，他所赖以发家的“盟主式”政治格局在外界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根本不足以维持，连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抗日都不可得，最终其中的一部分爱国者只能被日军各个击破，让东北的张氏政权成为历史的残迹。

最不幸的还是东北3000万父老，却要为这样一个落后体系的碎裂而埋单，当了整整十四年的亡国奴。

了解了这些，再来为某些“乱世枭雄”叫好，就真是智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