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史料中的“国府的抗战”——谁是友军？谁是敌人？

谁是友军？谁是敌人？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录有日军第1军的一份作战计划：

为击溃沁河河畔的共军，威慑第九十八军，使其归顺，从而将该地区加以肃清。为此作出以下计划，并进行准备。关于开始作战时间，参照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进度，预定为9月下旬。

第一  方针

军决定歼灭扫荡沁源及马璧村附近、沁河河畔之共军。对敌之中央军则采取谋略活动使之归顺，或保持中立，不得已时亦将其歼灭。

第二 指导要领

一、首先歼灭府城镇、马璧村、谭村附近的共军主力。为此，一面严加保密，一面在另外地方进行作战准备，俟机迅速机动急袭敌军。

二、其次调转一部兵力，歼灭绵上镇、沁源、松交附近的共军，各兵团开始进攻的时机由方面军统一掌握。

三、击败敌军集团部队后，分驻于原敌盘踞的地区继续搜查、歼灭残余敌匪。消灭敌军根据地，扫清其势力。

四、对中央军（第九十八军）进行谋略活动，使之归顺或保持中立。为此，对中央军只进行警戒、监视，不进行攻击。如果敌人主动向我进攻，可于击败马璧村附近共军之后，将其歼灭。

五、命浮山南方的山西军，在翼城、临汾平地阻止共军逃脱，协助我军作战。

六、作战开始为 y 月 x 日，作战期间预定约 4 周。[1]

这份作战计划让人惊讶的是：日军竟然能够命令国军阎锡山的部队（山西军）协助日军对中共军作战。而实际上，阎锡山的第61军也确实接受了日军的命令配合日军对八路军作战。《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2]

据时任61军副军长兼暂48师师长的娄福生回忆：“1941年12月9日，61军军长梁培璜与驻临汾日军第41师团师团长清水规矩在浮山见面，达成如下协定：第一、到达浮山的第61军与日军，成为友军关系。除浮山城十里以内地方，作为日方的政权范围外，其余的地方，都由日军让给第61军作为驻扎军队和活动的区域。第二、第61军如能向东发展，日军表示极端欢迎，并尽量予以协助。第三、第61军后方联络，即到晋西与阎锡山联络，日军则划襄陵大桥为通路，得以自由通过。第四、除61军以外，其他属于地方的政权，如翼城、曲沃、安泽等，不在此限。随后，按照协定，61军的第69师和暂48师一部，向太岳军区游击支队进攻，占领浮山以东地区。”[3]

对这次战斗，中共军史是这样记载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日军七千余人，多路奔袭岳北中心区沁源、阎寨等地领导机关，各部队进行了六次阻击，掩护机关转移，袭击了敌后方交通线，二十日‘扫荡’结束。二月二十一日，日军南北对进，向岳南唐村、南北孔滩、东峪村合击，三月四日结束。在此同时，阎锡山以六十一军九个团加一个保安队共七千余人，于一九四二年一、二月，配合日军向我浮山、翼城地区县游击队、机关及二一二旅派出的游击支队进攻，摧毁了两个县的全部政权，区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杀，冀氏县村干部十二名被活埋。二月底，更以四个团进占我四十岭阵地，与日军在佛庙岭会师。”[4]

据时任八路军太岳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的回忆：“1941年后，晋绥军六十一军就由襄陵东渡汾河，开到临汾、浮山、翼城一带驻防，并与日军勾结，多次袭击我二一二旅，残杀根据地群众。1942年3月21日，我曾在《太岳日报》上发表对记者的谈话，历数六十一军东渡半年以来向我进攻和破坏抗战的事实，呼吁六十一军悬崖勒马，幡然悔悟。4月初，我又和戎子和联名，两次致电阎锡山，要求制止六十一军的反共行动。但是，对方一再置我们的劝告于不顾，继续进攻我军。”[5]

对国军61军配合日军作战的可耻行为，中共的反击方针是：给予61军还击但不要与阎锡山决裂。1942年3月12日，毛泽东同朱德电彭德怀，就阎锡山部梁培璜第61军配合日军扫荡八路军太岳区，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事件，指示彭德怀：“六十一军横行，势必还击，但目前不宜组织大规模的战事，致招决裂，而应组织若干突击队坚决打击其个别出犯部队，以警戒其行动，以后再观其态度，决定对策。”[6]

 4月15日，中共部队发起浮翼战役，集中129师的385、386两个旅，决死纵队的决1旅、212旅两个旅，共10个团的兵力，分左右两个纵队，向61军展开反击，至16日，共俘获61军665人，毙伤392人。

发生在国民政府军与中共部队之间的战斗，让西方人感到诧异：“整个局势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个现象是，阎一直与之作战的不是日军而是共产党军队——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这支军队都是在他的统率之下，因为他是第二战区的头头，而朱德只是副手。”[7]

之后，西方人不再诧异，而是感到战争的滑稽。1944年，在阎锡山的指示下，第61军第二次和日方联系。3月15日，军长梁培璜，与日军师团长山浦三郎在浮山城会见，重申1941年梁培璜和日军清水师团长的“协定”继续有效。日军将距浮山城10里以北的王村，交给第61军，作为其驻扎的根据点，使第61军以东西张村为中心，跟左村、北王村、四峰山、二峰山等据点联成一气。继续开来的山西军第19军，亦驻在该区域内。山西军打算把驻在合鹿、赵城附近活动的八路军第57、第58团，压迫至四十里岭以东地区。日军“让地战役”，“很快以滑稽的作战方式开始了。为了看上去像个样子，并给人以‘强行’越过同蒲路的印象，61军计划在夜间越过铁路，并制造一些虚假的战果。可是，日军另有想法，坚持要该军白天过铁路。因为在大白天日本军官可以欢迎他们的中国兄弟，并且在他们穿越日军占领区时给他们以食物慰劳。他们没有放弃拍照的机会以纪录下中——日合作的这一热烈场面。”[8]

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关系是很微妙的。阎锡山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混战年代中的一个另类。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垮台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军阀中，能够一直牢牢控制住自己地盘和军队的，唯阎锡山一人。占据北京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到1928年就垮台了，而南方的地方军阀派系，如桂系、滇系军阀也换了新人。即便是在遥远的新疆，民国期间也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代军阀的统治，最终也纳入了中央政府管辖之下。而阎锡山自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山西都督开始，到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太原，他在山西的统治才宣告终结，掌控山西达38年之久，贯穿中华民国在大陆统治全过程，可算得上对中华民国是“从一而终”。

阎锡山能够掌控山西38年，除了地利、人和等因素外，就阎锡山个人的思想上也有其原因。阎锡山创立了他自己命名的“中的哲学”，他的哲学思想是“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理”。依据这样的思想指导，在政治舞台上，他始终以“存在”为最高准则。为了“存在”，他是：抗日又和日，联共又反共，拥蒋又反蒋。阎锡山与日本军界关系很深，1904年他东渡日本学习军事，1907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冈村宁次当过他的队长，板垣征四郎当过他的教官，土肥原贤二和他同是第六期学员。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被迫下野离开山西老巢，就是躲在日本人控制的大连。“九一八”事变前不久，阎锡山回到山西。回到山西的阎锡山在与其亲信赵承绶密谈中，就提到张学良“此时方自顾不暇，那能顾及我们。”[9]阎锡山应该是知道日本的阴谋，可见阎锡山与日本关系之深。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生存，对阎锡山来说，与日本合作又算得了什么？何况上面蒋介石也在对日和谈。

为了瓦解抗日阵营，1938年6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一套诱降计划，对中国各地方实力派人物进行诱降，其中针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秘密代号为“狸工作”。1939年，中国派遣军成立，针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更名为“伯工作”，由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负责。

1939年11月1日，阎锡山以其第1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王靖国和第6集团军总司令兼61军军长陈长捷的名义，经过投敌任伪山西省长苏体仁的介绍，派第19军的梁培璜和第61军的吕瑞英（另一说这二人都是由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杨贞吉等人冒名顶替的）为代表，赴临汾与日方师团长清水的山下参谋进行谈判。

阎锡山方面代表提出的条件是：

一、晋绥军一部将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专事“剿共”。请日军将隰县、午城、蒲县、勍香镇等据点撤退，并将汾阳、孝义一带地区让与晋绥军驻防。

二、日军须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境内的八路军、决死队。

三、日军须供给晋绥军枪械弹药，充实“剿共”力量。

四、山西各将领在日占区之住宅、财产，请日军完全发还。[10]

日军当时提出条件，叫阎锡山“全部投降”，阎锡山未敢答应。临汾会谈后，日军为拉拢阎锡山，主动从隰县、午城、蒲县、勍香镇等据点撤退，让与阎军进驻并协同“剿共”，其余具体问题，答应以后根据情况，逐次解决。

1940年初，日军派汉奸白太冲和特务小林高安到孝义，与驻隰县阎锡山的警卫军军长傅存怀联系，商讨日阎两军“现地妥协、共同防共”的问题。不久，日本又派宪兵特务头子大矢亲自到吉县克难坡，和阎锡山交换意见，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彼此合作，消灭山西境内的抗日力量——八路军和决死队”。

6月，日阎双方在太原秘密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日军为了和阎军初步实施“合作剿共”的方针，先将灵石境内之双池镇据点，交阎军驻防，由阎军骑1军派部队连夜出发，以“佯攻”的形式，占领双石镇。

7月，日方与阎锡山代表在太原会谈，日方提出日阎“合作草案”：阎军所属各部分驻山西各地，阎锡山在太原设长官司令部，并欢迎阎锡山到北平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合作草案”由第二战区长官部参议张仲孚带回克难坡交阎锡山。但阎锡山更注重实力，对日方答复：要求日方先帮助他充实力量，然后再协商具体的“驻防问题”。日方希望先把阎锡山诱到太原，把他的兵力分散到各处，让阎锡山当个“傀儡”，因而对帮助他充实力量并不感兴趣，对阎锡山的要求未明确答复，日阎和谈一时停滞不前。

1940年11月，阎锡山派其心腹赵承绶前往孝义白壁关村与日方见面，阎锡山嘱咐赵承绶向日方提出“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点要求。赵承绶与日军第1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谈判，赵代表阎锡山向日方提出先给阎军装备30个团，所需兵员、武器、弹药、粮食、服装、经费等等，均由日方负责供给，日方对阎锡山提出的要求满口答应，又让出孝义县的兑九峪、胡家窑、高阳镇、如来村等据点让与阎军驻防。

1941年3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偕同骑1军军长温怀光再到白壁关村与日军驻汾阳之若松旅团的高级参谋宫内中佐会商，达成如下协议：（1）日阎双方首先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尤其是前线部队要彼此友好往来，不得发生冲突；（2）离军公路以北地区对共军之“防御进剿”，由日军负责，离军公路以南及汾阳、孝义以西之地区，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可以实行“会剿”。之后，日方又把孝义县让给阎军。[11]

为掌握阎锡山与日方接触情况，1941年7月底，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到克难坡考察阎锡山。8月25日，考察归来的徐永昌向蒋介石汇报：一、阎锡山“通倭之事，实防万一（在我抗战御共失败后）”；二、晋绥军“最大烦闷，一是受中央军欺，二是受共党军逼”；三、阎氏“恶共恶到极点，日盼中央除共”；四、“晋对中央误会甚，排除之方惟有不妨害其政权”；五“阎先生想到国家，当然日日盼将敌逐去大陆，但想到一己，则必虞战后彼且末路穷途”。[12]徐永昌出身晋系，有替阎锡山解释的意思。

实际上，阎锡山与日本的合作，并非如徐永昌所汇报的“万一”之举。8月间，阎锡山就与日方签订了《晋绥军与日本停战协定》（也称《汾阳协定》）。8月11日，阎锡山委派的全权代表赵承绶从孝义出发到汾阳，12日，在汾阳城南水井3号屋顶花园与日方签订停战协定。赵承绶在协定书上签上阎锡山的名字，盖上阎锡山的图章，另在下边签上“赵承绶代”的字样。

《汾阳协定》将阎锡山提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作为原则，并规定“日、阎双方彻底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亲善友好，共同提携，实现东亚共荣”。协定共二十条，据赵承绶回忆，协定要点有：

一、日本实行的条款如下：

1、日方给予阎方步枪五万支，轻机枪五千挺，重机枪五百挺，并配给一个动员额的子弹；

2、日方给予阎方军费（国币）二千万元，另给阎本人机密费七百万元；

3、日方供给阎方军队给养及一部装备；

4、日方先拨给阎方能新成立五十个团的壮丁及全部武器、装备，尔后根据形势发展，再继续拨给五十个团的壮丁和武器、装备，以充实阎方力量；

5、日方将雁门关以南全部山西地区的政权让渡阎方，由阎方陆续派人接管。初步接管晋中各县及晋南临汾等县，再逐渐接管其他各县；

6、日方将山西境内同蒲（宁武以北除外）、正太（娘子关以西）两铁路管理权让给阎方（这一条先有争执，后来日方答应“共管”）。

二、阎方实行条款如下：

1、阎本人即刻通电，表明脱离重庆政府，发表“独立宣言”；

2、阎本人第一步先进驻孝义，待日方将晋中各县政权交让后，进驻太原，接管雁门以南政权，扩充力量，再进驻北京和“南京政府”“合作”，或担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3、尔后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阎可以组织“华北国”；

4、阎方营以上部队，必须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及指导官；

5、阎方将通往陕西的黄河渡口小船窝（吉县境内）让给日军驻守。[13]

10月，赵承绶又代表阎锡山与日方签订《日阎合作条款》，即《汾阳协定》细则。《合作条款》签订后，阎方在太原、汾阳、临汾、运城等日本占领区设立了办事处，办理与日方的日常联系工作。

《汾阳协定》签订后，日阎双方停战和平已成公开的秘密，尤其是阎部骑1军，很多军官知道此事。骑1师的副师长兼汾阳县长段炳昌，骑2师副师长兼介休县长张玉堂，骑1师参谋长于耀先，骑2师参谋长马学良以及个别团长，都曾换上便衣到过汾阳城，和日方军官举行“联欢会”。

协议虽然达成，但阎锡山要求日军按协定拨给武器、经费、兵员，然后自己才能通电“宣布独立”，而日方要求阎锡山早日通电与重庆国民政府脱离关系，然后再逐步拨给武器、经费，双方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1942年4月，日方派人见阎锡山，促使其对《汾阳协定》表明态度，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方商谈，驻山西的日军第1军参谋长花谷正向赵承绶表示：阎锡山诡计多端，你代表不了阎锡山，要求和阎锡山亲自面谈。经过汉奸苏体仁、梁上椿、梁挺武、刘迪吉等从中奔走接洽，最后，日阎双方决定5月6日在山西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议，阎锡山亲自参加。

出席安平会议的日方代表有：山西派遣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及其参谋长花谷正少将、华北派遣军参媒长安达十三中将等人。阎锡山方面，除阎本人亲自出席外，还有赵承授、王靖国、吴招之（阎的秘书长）等人。当日，阎锡山与日军岩松义雄握手寒暄，拍了照片。阎锡山在事前也曾向日方提出“请勿拍照”的要求，但事到临头，日方并未照办。后来阎锡山对梁上椿说：“日本人连这一点小事都不照办，还能谈到合作共事吗？”[14]

 谈判临时休息期间，阎锡山的警卫人员，在安平村外发现前面山路上来了许多驮骡马匹，误认为是日军炮兵部队开来（实际是日方给阎锡山的枪械、款项等），大为恐慌，阎锡山得知此事，与王靖国等由预先修好的小道离开安平村。

日阎会谈破裂，日方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履行援助阎锡山的诺言，阎锡山最终也没有公开投敌，但阎锡山与日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在前面谈到的1944年阎锡山的第61军第二次东渡汾河，与中共军摩擦中，阎锡山向蒋介石告状：“此次汾东奸军……向我第六十一军全面猛烈进攻，现仍在激战中，……据报，奸军此次能由远处抽调重兵攻我，系得到敌人谅解。”[15]

国府方面对抗战时期的阎锡山是这样评价的：“公处此日共军交相煎迫苦境中，领导军政民，克服万难，坚决奋斗，粉碎敌人多次进攻。”[16]

可是在蒋介石的笔下，阎锡山是这样的：“阎锡山又欲降敌叛国，其所想念者无一不与革命主义背道而驰。”[17]

在国民政府方面的资料中，也有中共军队与日军配合作战的记载。蒋纬国编写的《抗日御侮》一书中写道：“是年冬，共匪复与日军配合围攻鲁东莱阳之暂编第十二师，致该师几全部覆灭。”

《抗日御侮》提到的暂编第12师是一支什么军队呢？

暂编第12师的师长名赵保原，山东省蓬莱县人，曾是东北军的营长，“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伪满军，多次率部镇压抗日活动，1937年升任团长。1938年春，赵保原跟随化名张宗援（冒原山东督军张宗昌之弟）的日本人伊达顺之助进入山东，部队发展到5000多人，配台日军参加过台儿庄战役。1938年10月，赵保原率部进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5支队失利，怕日本人追究，于11月借部队移防平度城的机会，接受了国民政府山东省第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属军统复兴社）的收编，赵部被编为山东省第八区保安第3旅。

中统的胶东行辕主任卢斌暗中拉拢他，赵保原脱离厉文礼。1939年2月下旬，复兴社与中统因争夺权力，发生“胶东行辕事件”。卢斌欲将厉文礼任命的莱阳县长王海如换成行辕秘书处长苟孟龙，厉文礼决定杀掉卢斌，他让王海如和保安团长胡鼎三带人袭击胶东行辕，枪杀了卢斌和苟孟龙等人。中统的七区党务专员李先良恐该内讧事件消息外洩，日伪军趁机攻击，而此时赵保原手握重兵，于是电请山东省府任命赵保原为莱阳县县长。赵保原有了地盘，大力扩充部队，赵部数次与日伪军作战，均失败，此后他便对日军避战以保存实力。

1939年秋，国民政府给他的部队以暂编第12师的番号，赵保原任师长。赵保原以行署主任李先良名义，联合胶东二十几个司令及地方武装，自封总指掉，并秘密与日伪联系，取得日伪默许在他展开反共行动时，日伪军不攻击他。借此机会，赵保原大肆扩军，到1940年底，他的部队扩充到13000人，对不依附他的势力，以武力兼并，如1941和1942年击败胶县的姜黎川，1943年与平度县西部的汪尚志部火并，并攻击牙山的蔡晋康。

1940年夏，赵保原派代表与驻青岛的日军谈判，日军同意暂编第12师在莱阳城公开设立办事处，赵保原任命他的军需处上尉李富亭为办事处联络员，与日伪互通情报。国民政府在反共的前提下，默认未公开投敌的赵保原与日军合作。赵保原与驻莱阳的伪绥靖军少将司今李燮坤是伪满军政部训练处的同学，和李部上校参谋长滕泽龙是赵在伪满任职时候的同事。1941年4月，赵保原派李富亭为代表见李、滕，答应以人力物力协助日方完成大东亚圣战任务。1941年冬至42年春，赵先后两次强征大批壮丁送交日军，又筹款资助日军战费，1942年赵部还三次协助日军进攻胶东抗日根据地。作为回报，1942年5月，日军拨给赵部10万发子弹。1942年春，赵保原把一个团交给日军，接受伪治安军108团的番号，公开投敌。1942年冬，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大扫荡，赵保原部也参与了这次扫荡。

1944年秋，赵保原派副师长张起陆、参谋长皋鸣九分赴青岛和莱阳城与日军秘密谈判，接受日军提出的投降条件，秘密将赵部改编为“剿共军第7路军”，其中部分部队公开使用伪“皇协军第107团”番号。1944年11月，日伪军集结4000余人扫荡八路军根据地，赵保原派出两团兵力追随日军作战，造成根据地根重大损失。1945年2月，赵保原部共计8个团，号称12000余人被八路军打垮，部下如姚子栋、王竹川、黄爱君、穆俊峰等人纷纷自立山头，不听命于赵保原，赵保原再度找到张宗援，成立皇协军，此时，赵保原手下不足千人。

抗战胜利后，赵保原以暂12师番号，扩充部队到7000多人。1946年5月10日，赵保原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胶东军调部第21小组高密小组会谈，遭到共产党副代表辛冠吾严辞质询，辛冠吾指出：赵保原是大汉奸，没有资格当代表，不能参加谈判。于是，赵保原被逐出会场。5月20日，辛冠吾返部途经蔡家庄时，被赵保原驻军绑架杀害。1946年6月8日，八路军胶东军区攻克胶县城，将赵保原击毙。

台湾学者刘熙明在他的《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评析赵保原：

赵保原为了拉拢日军，提供后勤与兵源支援日军的大东亚战争，以此点观之，相对于汪政权拒绝提供兵源让日军调离中国，其他集团伪军也没有将自己所属兵源提供给日军，赵似乎更加不计任何代价地巴结日军，这犹如他在伪满军时期，为求发展，不惜全力镇压抗日行动的“汉奸”作风。此外，1940年赵未投日伪，却暗通之，又默许部属投伪，这与阎锡山的作法相似。1944年他起初为了企求日军保护，并共同对付共军，接受日军的投降条件。然而，他只是秘密降日而不愿公开，国军番号始终保留。即是说，他虽投伪，仍兼有国军的番号，这似乎又表示他在意当“汉奸”以及国府默许他以曲线救国方式，投伪反共。他在民族意识上的矛盾行动或许可以从他强烈的反共意识与反共行动，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中找到答案。[18]

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秦孝仪在其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第三册记载：“民国二十八、二十九两年之间，山东个行政区保安团队遭日匪夹攻，消灭过半，保安师（亦称新四师）被迫降敌……同年（1942年）与日军配合，围歼莱阳我暂编第十二师长。”[19]

这段资料，除了提到赵保原的暂编12师外，还称“保安师（亦称新四师）被迫降敌”。那么新4师的情况又是如何？

新4师最初是山东省主席、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属下的手枪旅吴化文部，编制为两个团。韩复榘放弃济南被国民政府处决，他带去的一个团也被缴械，吴化文只剩下一个团。沈鸿烈担任山东省主席，吴化文部队被沈鸿烈收编，扩充为师，为新4师。在沈鸿烈的指使下，吴化文部队曾配合日军，夹攻中共的部队。据国军第51军军长牟中珩回忆：1939年春，沈鸿烈的省政府卫队与吴化文部队用蓝旗作联络信号，与日军联合进攻中共部队。[20]

1942年1月，沈鸿烈被国民政府免去山东省主席调到重庆，吴化文失去了靠山。吴部经常受到继任山东省主席牟中珩的排挤。1942年春，吴化文部队三名特工在济南被日军抓获，吴化文写信给驻济南的日军第12军军长土桥一次（1924年吴在陆大读书时，土桥是教官），要求释放被俘的吴部人员，借此，吴化文和日军拉上关系。1943年1月吴化文公开降日，吴部改称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吴化文任上将总司令。当1943年初吴化文部被日军攻击，部队面临溃败，准备公开降日之前，沈鸿烈以机密电报表示蒋介石默许他公开降日，他同时也接到戴笠类似“曲线救国”的密谕。1943年5月，吴化文部配合日军共约3万余人向沂水、蒙阴间山区游击根据地国军于学忠的部队进攻。吴化文攻击于学忠之前，于要求与吴保持无线电联系的第28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制止吴的进攻，李委婉电告吴化文：于公为中央大员，似应投鼠忌器，留作他日转圜之机。暗示吴虽是曲线救国，也要为自已留后路，但吴不接受，仍协助日军击溃于部的周光烈第51军及刘桂堂部，俘虏挺进第2纵队司令厉文礼等多人。

何应钦的《对第五届十一中全会军事报告》如此说明此事：

敌为肃清我留置鲁南之游击部队，以去后患，乃于（民国）卅二年五月上旬，配合伪军吴化文部共约三万余人向我沂水、蒙阴间山区游击根据地进攻。我军在于总司令指挥下奋起抵抗，敌我伤亡相当重大。……吴逆化文借敌之攻势，亦乘机进据山区，目下除吴逆化文部仍据守山区与我对峙外，已无敌军部队。[21]

吴化文投敌后，从1943年7月到1944年3月，中共部队先后发起三次讨伐吴化文的战役，将吴化文部队消灭大半。抗战胜利后，吴化文又重回国军阵营，任国军新编第五路军总司令。

将叛国投敌解释为“被迫降敌”——被中共逼迫降敌，这种解释实在是太过荒唐无耻，是什么思维逻辑支撑着史料编辑者秦孝仪们用“被迫降敌”为叛国者开脱？即便从西方人的道德视角看：“共产党人对于叛变行为的观点，同大多数中国人相比，更接近于西方人。”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谢伟思认为，除了投敌做伪军之外，还是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

第一条选择是，如果中央政府的军队处境困难，他们可以与共产党部队合作，或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共产党人说，他们对此表示欢迎，而且从来没有拒绝过这种合作。他们举出许多事例，说明他们实际上用这种合作的办法，援救过中央政府的部队。

其次一个选择是，可以采取共产党部队的作战方法，以小股部队同当地人民密切合作，进行极其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共产党部队采用这种办法，使自己能够在6年多的时间里，在同一个地区存在下来，并坚持某种形式的抗战。

第三种选择是，如果继续作战已确实成为不可能，就干脆缴械投降，当日军的战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采取这些作法？为什么整个大批部队显然是准备好了似的投靠了日军？[22]

对谢伟思提出的疑问，台湾方面的学者给出答案，台湾学者刘熙明认为：

奉国府密令、国府默认、或借口国府默认降日投伪，是当时国府系统不分集团正规军、地方军队或是否嫡系的普遍现象，此情形国府方面称为“曲线救国”，它具有保存实力和联伪反共的意义。……简言之，曲线救国就是投伪反共，意即名义上“暂时牺牲名誉”，在“反共第一，抗战第二”的原则下，将中共视为主要敌人，从而降日投伪以保存实力。于是敌后的国府党政军官员提出“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变匪区为沦陷区” 、“宁可让给敌人，不可让给匪军” 、“宁投日本人，不投八路军”等反共言词。……就国府言，敌人除了外来的日本及日本附庸的伪政权外，心腹大患的中共更是。于是国府应该避免被日军消灭，从而保存元气地接受日军招抚而投入与其关系暧昧的伪政权与伪军，以便反共的相关行动有其必要。……为反共与保存实力而以降日投伪做为不得已的权宜措施，也只是在文件上使用模拟两可的词句：如“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忍辱负重、以待将来”、“只要护党爱国勿入歧途，他事均可相机办理”、“分别轻重以作和战之方针”、“暂联敌伪以作缓冲”、“戴罪立功”、“暂时屈就，图报将来”、“望即受命危难，权宜行事，勿负党国重托” 、“国而忘家”、“国家至上”与“见机行事”等。[23]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审理汉奸案件过程中，有许多汉奸提出自己是奉命投敌的。抗战期间任国府江苏省南通县保安团团长的张自健，在法院被以“汉奸”罪审判时，他提出自己部队濒临瓦解时，国府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指示他“忍辱负重”，所以，他才率部投伪反共。张步云投敌也得到沈鸿烈“只要护党爱国勿入歧途，他事均可相机办理”的指示。[24]

    1941年秋天，在安徽省奉李仙洲命令，到山东省胶东地区办理军校招生事宜的少将参议林建五在胶东公开说：“敌后坚持确实不易，必不得已时，可以考虑投伪问题。投伪有话说，不论时局如何变化都会有出路。不能让匪党吃，道理很简单，赤化了就要亡党么！”[25]

对于叛国投敌当伪军这种勾当，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发明了一个著名的词汇“曲线救国”，张荫梧的部下柴恩波投敌，张荫梧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

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职前率队赴冀中游击，期与之联络，卒因途远不果。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实施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做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也。[26]

关于“投敌”这种行为，是真叛国投敌？还是如张荫梧所解释的那样“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也”？或者属于其他某种情形，可以用这样几个问题来拷问：

第一、事前是否经过批准？

作为“投敌”如此严重的行为，影响重大，即便是为了某种目的奉命投敌，也必须经过国民政府高层的同意。再则，为防止“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误会，也只有掌握全局的高层才能做出适当的安排。事前没有经过批准，只有事后解释，这种解释实际上不过是为自己投敌的辩解。柴恩波投敌，柴恩波的直接上级又是杂牌出身张荫梧是没有资格批准的，张荫梧的解释不过是苍白的辩解，但这种解释符合国民政府的利益，因而“曲线救国”成为国军将领投敌的遮羞布。

第二、投敌是个人行为，还是带部队成建制投敌？

如果是经过批准打入敌伪的间谍行为，比如，个人“投敌”做情报工作，这属于战争期间甚至和平时期也经常采用的对敌手段。1940年，蒋介石直接命令唐生明离开重庆到南京加入汪伪政权，这是明为“投敌”实则间谍的对敌情报工作。但如果高级将领带领大批军队成建制投敌，则只有相机对敌伪军实施重大军事打击才有理由成立，单纯情报工作并不需要成千上万的部队随行。抗战期间带着五六十万正规部队成建制投敌的几十位国军高级将领，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有对日军实施重大的打击。抗战后期，投敌的国军人数超过日军，已经是“时机成熟”，但却并未“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

第三、投敌后做了什么？

国军高级将领带领大批成建制部队投敌后，如果在战场上配合日军与抗日部队作战，甚至单独与抗日部队作战，造成中国人的大量伤亡，如此何以称得上“曲线救国”？退一步讲，如果不与国军而只对中共部队作战，那么，这种“曲线救国”救的是政治意义的中华民国，而不是民族意义的中国。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日本多次秘密谈判中必有条款之一即为“共同防共”，那么，奉命投敌后的国军在战场上与日本配合对中共军队作战，其实就是“共同防共”条款的具体实施了。如果投敌后不但与中共军队作战，而且还与国军作战，那么对国民政府来说，连拯救中华民国都算不上，又如何能称为“曲线救国”？

根据上面的拷问，看看投敌伪军做了什么？

叛国投敌的伪军，基本上抱着只与共军作战而不于国军作战的原则。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回忆：1942年10月8日，我曾到山东省张店，检阅了该地杂牌军的投诚部队，当晚在日本饭馆招待各部队的五、六位部队长并进行了恳谈。……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晌。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27]

由于投敌伪军只与中共军队作战而不与中央军作战，重庆国民政府很是体谅他们，不但继续发军饷，而且还予以表彰。据张述孔的《流氓军阀孙殿英》一文记载：“孙投敌后，汉奸汪精卫仍任孙为新编第五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原定颁给孙殿英的三等云麾勋章，仍以府令公布颁发，何应钦并专为颁给勋章一事致电蒋鼎文：“希将此事告其眷属，善为抚慰，并传达委座及弟惦念彼等之意。”[28]

但也有很“生猛”的，不但进攻中共部队，也攻打国军，如吴化文，他也是宣称“曲线救国”的。

上述伪军很多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投敌的，由于美军参战，日本失败是清楚的，连在抗战初期投敌的汪伪成员都明白这一点，周佛海认识到自己当年误判了形势，此后就开始秘密和重庆联系。但大批国军高级将领带领成建制部队投敌，恰恰是在1943年达到最高峰。

对于大批国军高级将领投敌，埃谢里克在他编写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一书中写道：

对于同日本正在进行浴血奋战的美国政府来说，中国战场成了一个屡遭挫败的战场。这些挫败有许多都是由于中国军官率部投敌，转而替日本人作战。重庆政府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一再提到这一现象，而且引证事实和指出具体人名来支特他们的说法。自然，日本人可以把这种叛投说成是中国人越来越效忠于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迹象。共产党人对这一点有更深刻的说明：他们说，国民党蓄意指示它的前线将领叛投日军。他们的这种说法是贴切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有一项宏大的计划，要在中国被占领的地区部署一些反共部队。在日军投降后，这些部队就可以防止占领区落到共军手里。在共产党人看来，这是又一个例证，说明国民党更着眼于将来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内战，而不是注意当前的对日战争。谢伟思承认结局可能正如共产党人所指出的。[29]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几乎没有成建制部队投敌的，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记载：“在1月下旬，一二○师正规部队的连长率兵前来投降，这是少有的现象。”但是，国军高级将领带领上万成建制部队投敌却不在少数：如国军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等，都是带着大批部队投敌的。连创造临沂大捷的抗日英雄庞炳勋，在1943年担任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也投敌了。

这些投敌的国军，配合日军对中共部队作战，他们是谁的敌人？是谁的友军？

阎锡山的第61军梁培璜部，在没有投敌的情况下，配合日军作战，他们又是谁的敌人？又是谁的友军？

[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461页。

[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23页。

[3] 娄福生：《阎锡山两次派梁培璜勾结日军的经过》，载于《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一卷，1998，第342页。

[4] 陈廉：《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170页。

[5] 薄一波：《大家风范 举重若轻》，载于《人民日报》2004年09月03日。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68页。

[7] [美]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60页。

[8] [美]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59页。

[9] 南桂馨、赵承绶：《抗战期间阎锡山和日寇的勾结》，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中华书局，第117页。

[10] 魏宏远：《民国纪事本末——抗日战争时期》（五）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第570页。

[11] 赵承绶：《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载于《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一卷，1998，第767页。

[12]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941年8月25日条，第190-191页。

[13] 赵承绶：《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军的活动情况》，载于《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一卷，1998，第775页。

[14] 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载于《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一卷，1998，第225页。

[1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366-367页。

[16]《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第112页。

[1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6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278-279页。

[18]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第319页。

[19]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152页。

[20] 牟中珩：《我所接触的沈鸿烈》，载于《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04页。

[21] 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下册，上海书店，1948，第575-576页。

[22] [美]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50页。

[23]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第102-105页。

[24] 同上，第105页。

[25] 赵嘉树：《我所知道的越保原》，载于《烟台文史资料》第3辑，第73页。

[26]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第103页。

[27]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第327页。

[28] 张述孔：《流氓军阀孙殿英》，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59页。

[29] [美]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