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勾拳——宿北战役的制胜点与转折点（二）

二、鲁南、涟水还是沭阳？

华中因地形关系，呈南北狭长之势，一旦被国民党军切断与山东的联系，前有大江，东临大海，大兵团作战极受限制。国民党方面对此并非熟视无睹，亦认为：“（江北地区）因地区内河道沼泽较多，陆上交通甚受限制，故不利于国军部队之机动。反之，匪军因轻装而限制较小，更可藉河汊、村舍之隐蔽，行动便捷自由，有利于其游击性之运动战。但如国军以大军由西方或北方投入，依东南两方之天然地障，亦有利于国军之捕歼匪军”。[1]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受当时国共谈判政治形势的制约，又急于解决紧邻京畿之苏北共军的威胁，战略上采取逐步推进、分区蚕食的方针，故此虽然夺占了部分城镇，但始终未能“捕歼”到共军主力。

蒋介石于12月初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标志国共谈判正式破裂。在破除了前一阶段政治上的限制之后，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规模也扩大了。12月7日，徐州绥署下达作战命令，以“迅速击溃奸匪陈毅部主力于陇东（按：指陇海路以东）以南地区，再向鲁南追歼其残余”为目的，将攻击的蒋军部队区分为盐阜兵团（司令官欧震，受一绥区李默庵指挥）、淮涟兵团（李延年）、宿新兵团（司令官胡琏，受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峄临兵团（冯治安），规定由12月12、13日开始，分别从各个方向展开攻击，“决先攻占阜宁、南新安镇、涟水、沭阳、北新安镇、兰陵镇、傅山口、向城各要点，以利尔后之进剿”。

其中，宿新兵团由整11师（含第11旅、第18旅、第118旅、重炮兵第13团、工兵第15团【欠两营】）、整69师（含第60旅、第41旅、预3旅、工兵第5团）组成，其任务为：

“【寅】宿新兵团：

一、整十一师，于十二月十三日由曹家集附近地区向沭阳进剿；十五日，攻占韩集、姚唐子；十六日，攻占耿圩集、刘庄；十七日攻占前沭河西岸桓庄与张圩之线；十九日，攻占沭阳城；俟预三旅接替沭阳城防后，即经庙头镇、阴平、高流，向徐塘车站一带溃逃之匪追剿。

二、整六十九师，于十二月十三日由玻璃厂及瑶湾镇（按：应为窑湾镇）西岸各附近地区向西新安镇（按：据吴奇伟发布的作字第七号令，此处写作北新安镇，均是指陇海线上之新安镇。盖因淮北另有一新安镇，在沭阳以西，运盐河与南六塘河交界处，为相区别而以“西”或“北”新安镇以名之）进剿；十五日，攻占嶂山镇、新店子、李圩子；十六日攻占乔北镇、陈子岗、堰头镇；十七日攻占龙泉沟、小冲子、港头；十八日攻占西新安镇、瓦窑车站；尔后即以四十一旅任新安镇之守备，主力（含预三旅）即向高流、阴平、庙头镇一带进剿，并以预三旅接替沭阳城防。尔后该师即任宿迁、沭阳、新安镇间地区残匪之清剿。”[2]

整69师于12月12日到达攻击位置，13日开始发起进攻，14日整41旅攻达邵店，整60旅攻达东西安仁集之线，预3旅攻达峰山、嶂山之线，同日师部进驻人和圩附近，并派出一部向叶海子、乔北镇威力搜索，以配合整11师沭阳方向作战。

整11师于12月13日夜间在运河东岸顺和集召开了作战会议，由胡琏主持，参与者有各旅长、团长和师直属部队长等，会议决定整11师：

“1、骑兵大队于明（十四）日，向来龙庵——沭阳方向搜索前进。

2、十八旅为右纵队，沿宿迁——沭阳公路前进，特须注意右侧方之搜索警戒，并与一一八旅密切联系。

3、一一八旅为左纵队，沿沂河东侧向沭阳方向前进，须注意来龙庵方面之搜索，如有共军占据时，即行攻击而占领之。与左侧整六十九师之部队确取联络。

4、十一旅先至井儿头附近集结待命，特须注意对东北方向之搜索警戒。

5、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跟随十八旅之后，前进至曹家集附近。

6、左右纵队开始前进时间为明（十四）日0700。”[3]

虽然国民党高层对军事解决的前景非常乐观，但具体到如何规划与执行，则懵然无知，缺乏全盘战略的部署与规划，以致后来亦不得不承认：“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4]而“当时徐州绥署之战略观念（构想），系以扩大占领地域为目的（渐及于规复苏北打通必要交通线），故平均使用兵力，同时向多方面发展。因之，既无歼灭匪军之意图，亦无捕歼匪军之方案及部署”。[5]徐州绥署将主力兵团分成四个方向，按照每个方向两至三个整编师，以分进合击的方式实施其战略意图，由于进剿范围广，四路兵团之间空隙很大，便于对方各个击破。尤其是其宿新兵团和淮涟兵团之间，本来靠不大积极的桂系第7军维持两方联系就已经够呛了，更由于徐州绥署着眼点盯在上次失利的涟水方向，令7军配合整74师作战，使得这两个兵团之间的间隙更大。更糟糕的是，即使在一路之内，兵力也未能集中。宿新兵团由两个整编师组成，按照绥署作字第7号命令，分别向新安镇和沭阳进击，分任东、北两个方向的作战，这样的作战计划显然存在着极大的漏洞。

蒋介石1947年6月6日在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讲评中强调：“去年年底第十一师调到徐州方面来时，我以为是用于攻略新安镇，却万万想不到会用于宿迁方面的”，“我们只有两师的兵力，无论向哪一个目标，都只能成一路前进，决不能同时攻击两个目标，使兵力分散，暴露弱点，予敌以可乘之机。这是我们高级指挥官战略部署的错误，战略的错误是不能以战术来补救的”。[6]这虽然不无“事后诸葛亮”之嫌，却也道出此役国民党军兵力部署分散的弱点。

更加致命的是，按照绥署原定的作战计划，整69师应以主力（第41旅、第60旅）分别经嶂山镇、乔北镇及新店子、陈子冈、小冲子向新安镇进剿，而预3旅则由窑湾镇经堰头镇向新安镇西北方向攻击。因为地理上的关系，如果按此案执行，预3旅和整69师主力之间隔了一个骆马湖，成为一支孤军。胡琏也许是看到这一点，同时也是从私心出发，希望整69师能掩护其向沭阳突击的侧背，所以在12月11日和戴之奇商讨作战部署时表示对绥署作战计划不满，认为两路空隙太大，如果敌人从中央插入，两师的侧背都将受到很大的威胁，建议戴之奇将预3旅用于晓店子方面，置重点于右。戴之奇考虑按照胡琏的建议，则全军靠近整11师可以沾点光，认为整11师装备好战斗力强，向其靠拢，正可以相互支援，遂表示同意。戴的副师长饶少伟倒是看出来了，私下对戴说，胡琏的目的只是要整69师掩护其左侧背安全，可是整69师重点置右，一旦峰山、晓店子有失，则全军侧背均受威胁，但饶的意见戴之奇并未采纳。[7]于是，宿新兵团的实际作战行动和绥署作战计划“甚相径庭”，全军对井儿头、晓店子以西毫不戒备。实战中，华东野战军的“右勾拳”，1纵和8师主力，正是从该方向楔入，将整69师与整11师以及预3旅分割开的。

虽然中共中央军委获得密息称薛岳调整11师赴徐州，其目的是用于攻涟水、沭阳或攻鲁南，并于11月12日通报了晋冀鲁豫和华东军事领导人，要求刘邓陈粟等严密注意整11师动向，[8]但在华东，由于宿迁一路敌军尚未采取动作，陈毅、粟裕的主要关注点仍分别集中在鲁南和苏北。

陈毅和山东军区领导人一度计划集中兵力在鲁南作战。11月1日，陈毅和黎玉等发了一份长电给中央，该电分析国民党军在华东战场共23个军（或整编师），计淮北6个、鲁南5个、苏中6个、胶济线6个（此外还有津浦线上的吴化文部）；几个月来占我华东县城40余座，守备延长，进攻兵力只能抽出10个军（鲁南3个、淮北3个、胶济4个），“第二期敌深入我区作战，其战法有所改变，即放弃找我主力决战的方针，大胆挺进，避实击虚，而企图避免有生力量的损失，求得多占地区，使我兵粮来源少，造成我大兵团作战之困难，目前在政治上亦虚张声势。这恰与我相反，即我方不惜撤出某些地区，以采取歼灭其有生力量，扩大我之有生力量。故地区得失与有生力量之消长成为敌我斗争之核心”，“敌采取避实击虚办法收效甚大，使我主力疲于奔命，敌进攻某地，主力赶到变成消耗战”，“如仅山野全回鲁，临沂亦难长期确保。华野留淮海，则盐城、兴化等地在两个月内也难保持”。因此，陈毅提出今后作战意见：“目前分散迎敌不足以制服敌避实击虚狡计”，“故目前应决心留部队坚持华中局面，坚决集中王陶师、韦师配合八师、一纵、鲁南部队约十万人，以一个月时间彻底粉碎鲁南之敌，消灭他三个军到四个军，则全局可以改观”，该方案“九月底十月初比较难执行，因华野棉衣未解决，后方及地武未部署，但此时执行亦要忍痛暂放弃一面，留皮旅、五旅、九纵在涟水，仍可迟滞敌之前进”，“上述方针仍是执行中央集中兵力的原则，但需要统一认识”。[9]不过，毛泽东此前就认定鲁南敌之进攻系“调虎离山”之计，“以便先解决苏北”，“我们切不可上当”，[10]对陈毅的主张未置可否。

山野于11月上旬发动了台枣路反击战，此战的目标是调整部署中的敌整77师，未能获得预期的战果，主要原因在于兵力不足。据叶飞回忆，11日8师攻击敌整77师，已经追至运河边，包围了敌两个团，要求1纵增援一个旅；而1纵则因为要阻击整26师和快速纵队的进攻，根本抽不出兵力来（此前1纵因连续打阻击战，兵力消耗较大，刚刚缩编）。眼看到手的两个团，就是缺一个旅而吃不掉。陈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最后只好无可奈何地放弃这一大好战机。[11]陈毅于14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及张鼎丞、邓子恢等，再次提出：“此次灰真两日鲁南台枣路作战虽取得胜利，但仅是被伤与击溃敌人，不能乘胜开展歼灭战的主要原因仍是兵力不足”，“目前华中我集结兵力有四十四个主力团（山野在内），暂在华中无大仗可打，如能乘此机会将山野二纵、七师共四个旅或三个旅调转鲁南，迅速歼灭廿六师、七七师全部，再以主力沿运河转向淮北作战，则可转变战局”，“否则，鲁南形成长期对峙消耗局面，主力亦受牵制，将来敌人再增兵徐海对进，则于我不利”。[12]

15日邓子恢、曾山、谭震林致电张云逸、黎玉、舒同并陈毅、陈士榘等，坚决反对陈毅的主张，认为：“鲁南兵力不足是一个事实，但战争的重心仍在华中”，“如果二纵、七师北调即是平分兵力的办法，实为不利。只能确定那个是主要方向，不应平分兵力”，并“希望军部不要再度变更战略，勿使主力疲于奔命”。[13]

陈士榘在回忆中写道：“苏北、鲁南两个地区的敌人都很猖狂，我军在两个地区部队作战都很艰苦，都感到兵力不足。所以华中的同志不同意将第二纵、第七师调往鲁南作战；山东军区的同志也不愿意将第一纵、第八师、鲁南警备旅等部队调往陇海路南作战，这种心情是很可以理解的”。[14]

华中野战军在盐南反击作战获胜之后，粟裕于12月2日致电陈毅、陈士榘及中央，称“为粉碎李默庵之进攻，已令一师全部及十纵之三十旅、皮旅兼程南下，均限四号赶到盐城，求得连续歼灭该顽之二三个团之目的”，“七师除以一个旅担任钳制桂顽外，另一个旅作为机动兵力；九纵完全担任钳制宿迁之敌，并固守沭阳”，“陇海路上之照顾请鲁南给以帮助”。[15]

12月3日陈毅、陈士榘复电仅勉强表示同意，未对山野主力南下明确表态，一方面认为“仅留九纵在宿迁沭阳之线，则陇海东段防守兵力实感不足，我鲁南部队自应就可能南下增援”，但同时又指出“应估计到鲁南之敌可能出击以配合南线”，因而建议“我方对策华野应以争取再歼两李部队为方针并兼顾沭阳地区，我鲁南部队力争能歼击鲁南出击之敌，并能适时南援陇海路、新安之线，赶援沭阳但恐来不及，故该方后勤等【应】有应付准备，因鲁南之敌动向未明前是不宜轻易转移的”，为此要求“我九纵及覃健部队应负责迟滞敌人五天至十天，则局势可无大妨碍”。[16]虽然该电是基于“现淮北敌方现有兵力不多仅孙良诚、六九师、预三旅，进击力量小”这一判断，留下了“如徐州敌人新增，则情况尚有变化”这样的余地，但本质上仍是一个分兵作战的计划。

次日，华中野战军致电山野，提出由粟裕率第1师等部队南下歼击东台向盐城之敌，以2纵、6师等歼灭由两淮向涟水进攻之敌，9纵负责阻击由宿迁进攻沭阳之敌，建议陈毅调第1纵队和滨海警备旅南援以确保沭宿公路。[17]12月6日酉时，粟裕单独致电华中分局及陈毅，分析了华中目前战局，认为“各路敌人之目的，均图攻占盐阜，以结束其苏北战事。如让任何一路敌人之计划实现，则华中局势又趋险恶，且失去苏中大批粮食兵源，将迫使我军无法作战，苏中亦难坚持。因此，我们必须分路迎敌”，对于调1师北上，粟裕明确反对：“一师必须在此求得二仗胜利之后，再行考虑北调”，“在此期间，九纵应以全力对付可能由宿迁东犯沭阳之敌，如不能击破敌之进攻，则以全力扼守沭阳，以待主力来援”。[18]

由于粟裕坚持“分路迎敌”，宿沭间仅靠9纵担任阻击任务又不足以退敌，陈毅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决心如果南下，则集中山野所有主力行动，避免重蹈兵力分散的覆辙。在5日的复电中，陈毅提出：“如鲁南之敌不动，宿迁之敌先攻沭阳，我可集中一纵、八师、滨海警备旅全部南下参战”，“如鲁南敌先行动，或与宿迁敌同时动作，我则先歼鲁南东犯之敌，再转移兵力南下，歼宿迁东犯之敌”，但要求“九纵需负责在宿沭间至少阻敌五天时间，我才能赶至”。[19]当天山野下发的“目前战斗准备工作指示”亦称：“野战军有巩固鲁南，相机打开鲁南战局，与兼顾陇海，增援华中之作战任务”，并计划：“如峄枣之敌不做大举东犯，而宿迁陇海之敌首先东犯新安、沭阳时，我则留十师坚持万村、兰陵、向城、卞庄、长城地区，监视峄枣线之敌，主力南援华中”。[20]该计划虽然明确了集中作战的思想与部署，但山野南援在宿沭间歼敌之前提条件是9纵单独阻敌五天以上。然而，由宿迁沿宿沭公路到沭阳的距离仅约40多公里，大致在步兵一至两日行程之内，就地形来说，也没有很合适的阻击地点，单靠9纵要完成这一任务的难度很大。

12月6日，陈毅获得密息，得知国民党军整11师将开宿迁配合整69师进击沭阳，经过缜密的思考，陈毅给中共中央发电，提出四个作战方案：“（1）我军各路就地迎敌，则沭阳一路难以阻敌；（2）华野分担对东台两淮出击之敌作战，而以山野兼顾宿沭、鲁南两地。如是至少留三个团在鲁南阻敌，而以十二个团南下打十一师等部，估计该敌出击有三个旅至七个旅，欲根本歼灭此敌似难，如是则沭阳仍有陷落之危；（3）集中一纵、八师、二师、六师等部，首先歼击十一师于沭阳附近，箝制其他三路；（4）不怕沭阳被占，各部就现地待机，看明敌情再动”，在这几个方案中，陈毅的倾向性非常明确，即“我们意见以集中力量确保沭阳、歼击十一师之一路为最好”。[21]这是宿北战役最初的决心和蓝本。

7日，陈毅、张云逸、陈士榘联名致电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等，通报敌新攻势已经探明，“十一师有于三日到徐州息”，判断“十一师增宿迁后将为东犯沭阳主要之一路（可集中五个至六个旅）”，决心“如宿迁敌人东犯沭阳确已出动，山野拟集中叶纵、八师、警旅全力南援，担任由北向南配合华野全力由东南向西北歼灭该路敌人，尔后再看情况回击鲁南东犯敌人。如此，华野主力（一、二、六、七师）应集结涟水附近适当机动位置，山野（叶纵、八师、警旅）集结于陇海路北沂河沿岸机动位置，便于以三天行程内赶上进入战斗，同时均可以照顾两面情况（涟水与沭阳、鲁南与沭阳）和不致过早暴露我之企图，使敌不进。不然，仅一纵南去不能解决问题，又陷于分散平分兵力成把口态势”。[22]

[1]【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三册），1989年。第99页。

[2] 谢声溢等编：《绥靖纪实》，1947年。第66-74页。另参见：“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作战命令”，《宿北大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18-119页。

[3]【台】国防部军务局史政处编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军史》，1998年。第131-132页。

[4]【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一册），1989年。第306页。

[5]【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三册），1989年。第64页。

[6]“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1984年。第163页。

[7] 饶少伟：“整编六十九师在宿北战役被歼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58页。

[8]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201页。

[9]《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302-303页。

[1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37页。

[11]《叶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382-383页。

[12]《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

[13]《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

[14] 陈士榘：《内线还击 驰骋华东——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华东战场（征求意见稿）》，1985年5月。第35页。

[15]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193页。

[16]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宿北鲁南战役——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1963年2月。第1-2页。

[17]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18] 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4-195页。

[19]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宿北鲁南战役——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1963年2月。第2页。

[20] 三野：“宿北战役作战命令”（1946年12月）。

[21]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宿北鲁南战役——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1963年2月。第2-3页。

[22]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印：《宿北鲁南战役——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1963年2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