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的日本(二):黑市的丛林
【文/红色枪骑兵】
战争是日本自找的惨祸,而战争结束之后,战争带来的破坏也并没有就此结束。高高在上的统治精英们试图维持“国体”而进行的倒行逆施,更加剧了战后的灾难。精英的胡来带来了“真实”的经济体系,现实的混乱进一步带来了精神的空虚。
熙熙攘攘的战后黑市
来自顶层的“战略爆击”
其实,战败时的日本帝国还算不上山穷水尽,也不是一片荒芜:军费余额还有266亿日元,而且为了进行本土决战也储备了大量物资——既有燃料食物等消费品,也包括大量的工业原材料,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现在战争结束了,自然可以把这些资金和物资都于重建。
不过日本的统治精英们此时想到的并不是恢复民生,重建国民经济。而是要保全日本发动总体战所必需的工业体系,换句话说就是要保存掌控经济命脉的财阀和管理动员体系的官僚——说白了实际上也就等于是统治精英们自己。
1945年8月14日,也就是投降前一天,铃木贯太郎内阁以《陆机第三百六十三号令》的名义,下令将储备军用物资全部移交给地方政府处置。而各级官员及其亲属随即心领神会地将储备物资全部转移,藏匿,隐瞒起来。1947年的时候,日本政府经过调查后终于宣布:价值约3000亿日元的储备烟消云散,没人知道它们去了哪里。作为对比,当年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只有205亿日元。
铃木贯太郎,前海军大将,在一般的记载中是推动日本投降的“功臣”,理性的政治家,知名事迹包括“默杀”波茨坦公告
物资如此,资金也是一样,就在投降后的短短半个月时间里面,剩下的军费被以军事订单付款的名义交给了财阀下属的军事承包商。银行银行也将大批资金以“军转民生产”为理由贷给这些人。因为害怕占领军秋后算账,账目被大量销毁。当8月28日占领军踏上日本土地的时候,仓库和账房已经空空荡荡,只剩下无家可归的居民在其中容身。
在战争年代,日本的精英阶层以循规蹈矩又首鼠两端著称,不过在投降后的两周里面,他们倒是表现出了惊人的果断、创造力和勤奋,整日忙于掠夺物资仓库,转移军事预算,套取银行贷款,以及销毁文件。而与此同时为了缓解民众焦虑,释放烟幕弹,几百万失业工人和复员军人照常发遣散费,同时储蓄账户提款限制也被解除。中央银行全力开动印钞机滥发纸币,结果就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他们辛苦工作终于带来了空前的经济混乱和通货膨胀,在占领第一年,官方控制的公开价格上涨了539%,第二年336%,第三年256%,第四年127%。为了购买基本的生活所需,遣散费、抚恤金和民众的存款很快全都被高物价吸干了。日本银行方面的统计是:因为战争期间限制提款而积攒下来的2600亿民众存款在几个月内就消耗一空,包括中层公务员和白领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落入了赤贫,只有少数统治精英除外。
尽管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官僚政客和实业家们苦心孤诣地想要保存工业体系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他们没有分清楚作为经济和工业体系掌控者的自己和作为逐利个人的自己的区别。他们虽然掌握住了物资和资金,却并没有将其用于保存工业体系,只是将其变卖,大发了一笔国难财——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一开始他们也没确定自己到底是要干什么。
日本的统治精英对社会财富的摧毁,比美国的原子弹彻底而有效率得多,他们的救国行动能让埋藏在防爆仓库内的物资凭空消失,令不存在实体的信用货币化为乌有。
这些钱和物到底都去哪里了呢?当然是进了黑市,同样,老百姓的2600亿存款也基本上都被黑市吸纳走了。
黑市丛林
黑市既然“黑”,那大抵是非法的——战后的日本和战争中一样实行配给和物资管制,可是黑市的开设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堂而皇之,大大咧咧。比方说,著名的新宿黑市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光は新宿より”(新宿之光),即使在夜间也被11000瓦的灯泡照的雪亮,成为电力紧缺的战后岁月中最显眼的夜景。
“新宿之光”——新宿黑市,下面打着关东尾津组的名号
大多数黑市是建在被燃烧弹夷平而产生的空场上,摊贩支起一个摊床,或者搭起一个棚屋就可以开买卖,因此被称为“青空市场”。一开始日本政府给店铺损毁的合法商贩发放特许证,允许他们用这种形式维持经营,不过很快三教九流的逐利者涌进“自由市场”,合法和非法再也没有区别。
黑市之所以“黑”,也是因为他们都是由黑社会控制的,上面所说的新宿黑市就是由大黑帮“关东尾津组”控制管理的。他们靠纯粹的暴力来维持“自由交易”的秩序,哄抬物价,投机倒把,制售假冒伪劣一切允许的,但交易必须是自愿的,偷窃抢劫更是禁止,简直是个哈耶克理论的自由实践基地。
可黑市也是“白”的。虽然黑市不单经营着乡下的农民偷偷运来卖的粮食,但大宗交易都在生产资料的上进行:煤,焦炭,汽油,木材,水泥,平板玻璃,镀锌钢,苛性钠,机油,电线,电动机,燃料,纸张,甚至还有钛和从东南亚掠夺的奎宁。大宗产品的供货商都是财阀和权贵——不用说,这些东西大多来自那价值3000亿的战备物资。
如果说官方市场的价格涨得太快,那么黑市的价格就更离谱:投降之后的半年内,黑市的50种基本消费品价格蹿升到官方定价的34倍。可是老百姓们别无选择,靠配给的粮食是吃不饱的,合法的渠道也买不到吃的。只能把积攒多年的血汗都交给黑市。同样,工厂企业通过合法渠道找不到材料设备,产品也没有销路,当然也只能求助于黑市。
说是“黑”的,又是“白”的,说是“异常”的,又是必需的——不论怎样超出了法律和正常秩序的限制,黑市还是成为了人们生活中最常用的“真实的经济”。于是经营黑市的黑帮大大咧咧地以生产事业的协调者自居——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夸张。
为了取得协调的集约化,黑帮们也经常相互“兼并”——当然是通过刀枪火并。之前主要靠小剧场混饭吃的小黑帮“山口组”因为专找朝鲜人和中国台湾省人开的黑市火并,俨然成为“民族英雄”,后来发展为日本规模最大的黑社会组织。
山口组发达之后,他们的文化产业也越来越红火,还推出了一系列歌颂黑帮成员的“任侠片”,这些影片的最佳主演就是高仓健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皇军”士兵们一边痛哭流涕,一边立誓回国后要为重建祖国而奋斗,不过他们回国之后发现找不到什么重建祖国的正经工作,又被邻里乡亲当成是罪犯和废物。于是纷纷投入黑市和黑帮。
侵略军拿出当年在中国和南洋凶神恶煞的气势来欺压弱小,整天挑剔老婆婆送来卖的和服上有虫吃鼠咬,恐吓敲诈来买食物的主妇。神风特攻队员们施展自己未能在美英鬼畜面前发扬的勇猛,三五成群到处抢劫滋事,从此以后暴力团伙就被日本民众称为“特攻队”。当时的俗谚笑称:“女人都成夜之女(站街女),男人都为暗之人(黑市工)。”
谢谢各位,日本感谢你们的贡献!
“真实”的真实
黑市虽然承担起了重要的流通功能,但它的效率之低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大敲竹杠,商贩们囤积居奇,阻绝信息,以次充好,无法产生什么良性竞争。供销渠道不稳定,对工厂生产的恢复毫无益处。而且黑市的暴利意味着高昂的流通成本,消费者和生产者却要承担高物价和低利润。
黑市商最清楚通货膨胀的严重,他们从来是不留隔夜财的:赚了大钱就去花天酒地,挣到小钱则去狂灌劣质烧酒,嗑从日军航空部队里流出的甲基苯丙胺(冰毒)。这样一来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投入到再生产当中。于是物资匮乏持续,通货膨胀失控,工业重建萎靡不振,只有这些“自由交易市场”欣欣向荣。
喝劣质烧酒的人们,战后流行的酒精饮料有不少是工业酒精勾兑的
警察受命去做做样子打击这些非法活动,其实他们跟与黑市供货的权贵和黑社会组织是一伙的,只能专门去找低级商贩、帮工和顾客的麻烦。从1946年到1948年,日本全国因参与黑市交易被捕的人数分别是122万、136万和150万。
一位法官山口良忠愧于要不断地将黑市上讨生活的穷苦人送进监狱,要求妻子不要再给自己吃任何黑市上买来的食品,在坚持了几个月后,他于1947年11月初饿死在家中,年仅33岁。这也从侧面证明即使是一个中级公务员,不从黑市上买东西就活不下去。
当不犯法就活不下去的时候,法律就成了笑柄,当真实的生活建立在践踏秩序的基础上时,真实就会建立起新的道德。有媒体发表了一篇小学生的来信,小学生认为他哥哥的职业——黑市小贩,比劳动者要光荣得多,因为他的哥哥起五更爬半夜到处运货和推销,是个勤劳的人,而劳动者们却每天不上班,动不动就游行抗议——虽然实际上工厂开不了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黑市掐住了供销渠道。
一般认为到1950年左右,随着食品供应的逐渐宽裕,黑市开始淡出一般人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消亡了。正相反,许多黑市都演变为了店铺林立的商业街,甚至是高楼鳞次栉比的商业中心。当年的一些黑市密集地域,比方说新宿和秋叶原,至今仍是城市的繁华地段。一些从事黑市经济的商贩和黑帮也咸鱼翻身,从社会底层一跃为经济体系中的支配性力量。
黑道在演艺界参与的一个较新的分支事业,是知名女子组合AKB48,其制作人秋元康有很深的山口组系背景
“真实的经济”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依然真实牢固地存在于生活中,至于评判他们的法律条文和社会标准却已经模糊、褪色了。万世一系的神国当然是纯扯淡,高高在上的法律成了笑话,就连基本的道德也不存在了。
民众需要社会正义,而在占领状态下,社会正义的代名词就叫和平与民主,但是在和平与民主的幌子下面有什么东西堪为实质呢?还有谁有资格为和平与民主摇旗呐喊呢?——也多亏了大浪淘沙,一群特殊材料做成的人脱颖而出。不管是此前还是之后,日本民众都不会明白,战后几年的自己如何成为了这些“极端分子”的俘虏。
本文为观察者网风闻社区独家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