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巾旁观了一切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卫生巾的独白：

　　“我的一生，在黑暗中开启，在黑暗中结束。我伴随女孩们漫长的大半生，从十几岁到几十岁，我被她们小心翼翼地打开。

　　但我投入奉献的生涯并不顺利，直到当下仍有无数时刻，我被与难堪、尴尬、厌恶甚至是耻辱联系在一起，这些词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仿佛天生就该落到我头上。 

　　今天，我想说：我并不是见不得光的产物，也不是难以启齿的秘密。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看不见的角落，我仍然被需要着，却鲜少有人负担得起。我的身价本不高，我需要更多的，是坦然接纳、尊重、理解和重视。”

　　小时候常听外婆描述她们那个年代的“生理期”，那是一段苦难的日子：几天几夜的血流不止，给人带来手足无措的惶惑以及耻辱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女孩们只能用草纸或麻布（家庭条件好一点儿的可以用棉布）充当止血工具，将其垫在肥大的直筒长裤里，照常上山下田干活儿。走着走着，它们偶尔会从裤管里掉落，血淋淋的一条落在地上，自己还没有察觉，回头一看触目惊心。

　　趁着天黑，女孩们才敢到河边清洗，一遍又一遍用力搓洗，布块变成布条，烂了漏洞了，变得薄蔫蔫一条。一张布能用五六年，每个月都绞尽脑汁地“止血”。

​纪录片《月事革命》

　　百年前，民国女子哀叹道：“我不幸，生为女子，每遇经期，潮湿可厌，衬纸粗硬，触肌如刺。精神之痛苦，局外人不知也。”

　　时过境迁，社会在向前，科学技术和女性地位都已经进步不少。但就在今年，“卫生巾”作为舆论关键词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抗疫时期作为女性防疫物资的稀缺被提及，一次是最近热议的“散装卫生巾”话题。

　　这两次讨论的侧重点看似不同，其实都暴露了同样的现象：社会上仍然存在的对女性生理现象的无知和耻辱。

　　卫生巾和月经作为女性群体专属的生理名词，似乎从未被如此大规模地关注和谈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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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禁忌”

　　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月事革命》里，记录了印度德里的村庄内出现的这样一段对话：

　　“女性为什么会有月经，流血的原因是什么？”一位年长女性回答：“这是只有神才知道的事情，流出来的都是坏血。”小男孩们说：“我听说过，这是一种病，受影响的大部分是女性。”

　　在印度，月经被认为是一种禁忌。来月经的女性不能去寺庙，也不能向任何神祷告。更重要的是，全国只有36%的成年女性有条件使用卫生巾，2.3亿女性经历着月经贫困，难以负担高昂的卫生巾价格，只能用棉布条，树叶、草木灰甚至牛粪，这也增加了感染和患病风险。

电影《印度合伙人》剧照

　　你以为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及落后地区的专属？那你是否知道，在日本，男性在寿司制作行业中更受青睐，原因在于人们相信经期的女性味觉会有失精准；在美国，有四十个州施行“卫生棉棒税”（Tampon Tax），即州政府对公民征收的个人动产税通常将生活必需品列为例外，但并不包括经期用品。

　　在中国，也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来月经的女性不可以进入带有神寓的地方，比如寺庙，就算进入其中也最好不要敬香。

　　禁忌和耻辱观念的长期主导下，“月经贫困”的概念未曾被真正重视，据UNICF的数据，全球超过5亿的女性没有安全、干净的地点来更换经期用品。即便是在英国，14~21岁女孩群体里，也会有十分之一的人负担不起卫生用品。

　　中国从近代开始，女性解放运动绵延百年，但即使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总是雷打不动地存在着无数对月经感到耻辱的群体，污名一部分源自无知，却又不仅于此。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月经被认为是打败八国联军的法宝，义和团的拳民们从全城搜集到大量染有月经的布条，挂在北京的城墙上，四下一片血红，被认为能防守攻城的大炮

　　不可否认的是，对待这一所有女性都会经历的生理现象，无知和耻辱也严重影响着她们自身看待月经的视角和人格成长。

　　艾晓明的著名话剧《阴道独白》里有一幕大学女生的自述：初次来潮，经血染到内裤上，她的母亲一边洗裤子，一边骂她要家人做这种事是不吉利和不孝的，自此经血对她来说便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话剧《阴道独白》

　　在中国和其它东亚文化地区，这份耻辱更像是嵌于特定文化土壤里的特质。而在西方国家，女孩之间也有类似中国“姨妈”、“亲戚”的称呼：Aunt Flo(大姨妈)、Shark week（艰难的一周）、Girl time（女孩时间）等等。

　　上世纪80年代，《余杭造纸厂志》的地方志里记录了卫生巾作为商品的最早痕迹：“1981年10月，妇女卫生巾厂房动。”来到当下，卫生巾尽管花样繁多，但无论如何也带着点遮掩的意味，逐渐成为某种“公开的禁忌”。

　　公共场合，卫生巾是需要遮遮掩掩的，中学校园里，女孩子需要用长得像钱包一样的、大小相同的布包包起来；商店里，配送卫生巾会贴心地“放在黑色袋子”里；就算回到家，打开电视，广告里的卫生巾出现的血液从来都是蓝色的。

淘宝上在售的各种卫生巾收纳包

　　这些看似贴心、考虑周到的行为，让这一项公共禁忌变得更加理所当然，各人之间更加心照不宣，真正的问题被巧妙回避，且愈加积重。

　　到现在，女性生理现象的公共“耻感”已经消淡不少，但公众脑海里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尴尬感。

　　这是一种介于罪恶与焦虑、进化和保守之间的微妙态度，它可以与性的禁忌放在一起理解：性是私密的甚至是隐秘的，而它同时却又是合理的、必然的，月经作为承载这种节制的具象体，既是必需的又是隐私的，于是自然而然地落入到一种不得不关注却又羞于谈论的矛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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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的羞耻边角料

　　围绕月经的草木皆兵，离不开“性”的象征，虽然二者联结的直接逻辑经不起推敲：在保守的传统文化里，性向来作为一种禁忌，而用于女性私处的生理用品，自然也被“性化”了。

　　今天，许多看似先进的性教育，侧重点其实是为了防止青少年承担其所不能的后果，而非从观念上摒除他们对性的错误认知。

不少大学的自动售货机会贩卖避孕套，一方面是对大学生作为成人对自己身体使用权的肯定，另一方面更是对安全意识的提醒防范（图源新浪新闻）

　　只是出于杜绝恶果的目的制定的措施，很难起到真正感化社会的作用，使得与卫生巾相关的话语长期以来止步于单一的性别群体，没有走出更大的场域。

　　2003年，一项针对1700多名初中女生初潮经历的研究表明，75%的中学生在11至13岁中经历了月经初潮，但大部分女孩对于初潮的经历都是负面的——恼怒、尴尬、惊讶、担心、害怕和困惑。

　　矛盾的是，在这些负面情绪主导的同时，她们也感受到了成长为一个女性的积极感受。而从社会层面来讲，初潮又确实代表了女性性征的开始。

　　史学家琼·雅各布斯·布伦伯格（Joan Jacobs Brumberg）有一个可参考的阐释角度：随着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月经变得越来越医学化。然而，遍布世界各地，医生和医学专家大部分是男性，在指导女性生理及帮助她们适应社会这件事上，他们很难全然、纯粹地放下身份性别之隔阂，月经初潮也从实际上的成年女性标志变成了“卫生危机”。

两年前的电影《印度合伙人》里的主角原型，就是掀起“月事革命”的主人公

　　而更多情况下，月经与性行为的联结仅仅是一种擦边球式的潜意识，甚至谈不上理性的、清晰的“观念”。

　　打个比方说，出世90年的卫生棉条，在中国女性群体内迟迟得不到广泛接受，《经济学人》杂志曾于2016年报道，棉条在美国的使用率是70%，而中国只有2%，约1/3女性没有听说过棉条。

　　其中有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不可绕过的原因：处女情结。

　　受压抑的性观念影响，有人认为把卫生棉条塞入阴道会导致处女膜破裂，导致部分女性对卫生棉条这种“插入式”的产品望而生畏，潜意识里将其与“性经验丰富”联想起来，继而带来会被污名化的恐惧。

　　可对于性的禁忌与对于月经的禁忌也有着本质不同，呼吁普及性教育的出发点，在于随着社会平等观念的深入发展，社会开始提倡“直面需求”和“男女性关系平等”，性更多从一种繁衍的必然转变为个体的需求。

　　但对月经与卫生巾的使用，无论人类发展多少个世纪，它们都只和女性健康有关，甚至仅和一个人的生存有关。

纪录片《月事革命》剧照

　　性耻辱和禁忌带来的连锁效果是：月经这件事的心理定位愈加私人化、封闭化，从而影响到“购买和使用卫生巾”群体在整个消费结构上的角色。

　　于是，在很多贫困地区，仅有的一点经济开销只能花在必要的开支上，女孩们的卫生巾开销，只能向后靠。

　　从抗疫急缺品到散装卫生巾的争议，网络上出现了种种沸腾的戾气，这些言论，相当一部分是出于“无知”，却又能因为“无知者无罪”的心态得到开脱。

　　因为缺乏了解，所以不去了解，因为那是“她们”的事，所以“他们”毋需了解。

　　有位成长在三线城市的朋友回忆起小时候常发生的一幕：女孩子准备去洗手间更换卫生巾，没把卫生巾“藏”好露了出来，就会引来周围同学一阵惊恐：你的“那个”掉了。这些无知且恐惧的孩子里，有男生，也有女生。

微博热门话题“散装卫生巾”掀起月经贫困讨论

　　一片卫生巾在当下，以舆论沸腾的方式重新引起公众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说是件好事，但多少也带着无奈和讽刺：生育、性、亲戚，到底要借多少前缀，我们才敢流畅、自然地谈论月经？

　　也有城市尝试推动经期女性的权利保护，比如去年《山东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就提出，为经期女职工给予保护，对长久站立、行走劳动的经期女性给予适当的工间休息。

　　但社会的整体向前，仍然需要每个人的推动。唯有所有人都意识到，月经与卫生巾不必然和任何文化概念挂钩，而仅仅与真实的人挂钩，才能督促社会解决问题，并确保卫生用品能到达需要它们的人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