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禧攻略》看乾隆：一个族群身份意识最强烈的大清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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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我们通过近来的热播剧《延禧攻略》，谈了一下高贵妃以及高氏家族的身世问题，本文我们把目光瞄向本剧的男一号——清高宗乾隆。

和另一部清宫宫斗剧《甄嬛传》类似，第一集就是秀女选秀入宫。为了不被皇帝撂牌子赐花，秀女们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力图要在十几二十秒内的面试完成人生的一大转折，不仅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背后的家族利益。

    第一集最戏剧性的场面发生在舒贵人身上，她说自己的耳饰代表了满族的民族特色，让乾隆感慨了一番，说，“满清旧俗在大清入关后渐渐没落了”，很是伤心，告诫皇家旗人子弟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时刻牢记自己的族源。舒贵人基本上就靠着这个耳饰，成为那一批秀女中唯一一个面试成功的。

无独有偶，《甄嬛传》中的富察贵人一度得宠，原因也是雍正察觉后宫的汉女越来越多，为了维持满汉蒙三大群体的平衡，“雨露均沾”在很多时候就不得不让位于抬满压汉。

   本文借秀女入宫皇帝的感慨为切入角，谈一谈乾隆的族群身份认同问题。

 80年代中后期之后，清高宗下江南的故事以被多种文艺表现形式加以演艺，评书、相声、话剧、电影电视剧不一而足。港台的清宫戏一度扎堆，蔚为大观，并且在短时间内就有多部有关戏说乾隆的影视剧作品，典型代表就是郑少秋主演的《戏说乾隆》。

    作为中国历代王朝在位时间最久的帝王，乾隆早已成为国内文化产业的一大IP。笔者注意到，诸多作品对乾隆加以戏说虚构的一大烂俗桥段，就是影影绰绰地渲染他那所谓扑朔迷离的身世。其实早在清末民初，好事者在坊间就汇编了诸如“弘历非满洲种”、“乾隆的亲妈其实是汉人”的风闻成册，汇编成了小说。各种文艺作品里的他下江南，就有了别样的味道：暗访自己的身世。风闻渐盛时，惹的不少科班出身的史学家都写过不少学术文章加以辨析。

    稗官野史和民间剧作家们对乾隆南游虚构演义乐此不疲，却忽视了他在登基之后朝着另一个方向多次有过远离北京城的“巡守”——东巡。

    东巡的目的地是哪里呢？盛京。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盛京是满清帝国的陪都，意义极其特殊。在满清入主中原之前的原始股这一批汉臣中，出生在辽地盛京者，在政治地位上往往要压关内的明朝降将一头，而且这个群体形成了政治资源的代际传承，历朝清帝均青眼相加，优渥待遇。

从康熙朝开始，皇帝就有“重塑关外”，整饬根本重地的强烈意识：此地乃帝业之所由来，日昌日炽。

    中国历史上帝王拜谒发迹之地本是寻常之事，往往还要写一篇“回乡记”，告诫身边肱骨之臣创业之艰守成不易，要不忘初心。康熙帝的三次东巡分别出现在除掉鳌拜、平定三藩和打掉准噶尔之后，带有明显戡乱统一成功告慰祖先的希冀。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满清最高统治者在入关后除了无暇东顾的顺治帝之外，至道光帝，仅有雍正没有过东巡这样一个在祖宗面前宣示海域荡平、逆贼歼灭的雄举，颇耐玩味。

  不过爱新觉罗`弘历践祚后，立即把躬身盛京之事提上日程，而且从整个的东巡礼制方面看，比他爷爷更进一步。

 乾隆，一个把盛京神话为满族龙兴之地的版权归属者。

    查阅《清高宗实录》，以盛京作为关键词检索，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乾隆每每提及这快“佑启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之地的时候，均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地域性构建的意图。乾隆四十三年，他还曾这样说：

  轻视故都而惮于远涉，或偶诣祖陵，视周延揽古迹而漠不动心，是则忘本而泯良。

    显然，这是说给皇子皇孙们听的。如果耽于沉迷汉地的烟花酒巷，江南风光，忌于旅途劳苦，懈于出关祭祖，那就是忘本，没了良心。

在《清仁宗实录》中记载了很多乾隆训导嘉庆的话，涉及到东巡问题，有如下言语：

盛京不可不去，南巡必宜迟，即不去亦可。

南巡可以不搞，但东巡不搞是万万不能的。大清累洽重熙之盛，如果没有敬天法祖，对辽沈旧疆失去了眷怀之意，那就是数典忘祖，清帝国的合法性也将被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对核心阶层的满清勋贵来说其实倒可以算是一个“化外之地”。

于是，乾隆重构了盛京作为清帝国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意义，还把东巡设立为一种常态的，制度化的皇家行动准则加以传承。

   性格谨小慎微，行事比乃父低调很多的嘉庆帝对乾隆的谆谆教导惓惓在念，他在位的时候为了平定白莲教叛乱，内帑靡费，海内满目疮痍，大清国的国力明显走向了下坡路，即便如此，他仍然勒紧了裤腰带东巡了两次，了却了时巡旧国乃传心之法的祖训一大心事。

   嘉庆的继任者道光更是把消极的守成之策发挥到极致，在帝位上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西夷寇边的噩梦击鼓传花落到了他的头上，英吉利船坚炮利逼迫北京方面签下城下之盟，也是他的气运不佳。内外交困之下，这位“补丁皇帝”依然勉为其难，虽然降低了东巡的规格，但完成了“寅承大统，笃念贻谋”的这个程序之后，也交出了典纪巡方这个不得已的答卷。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乾隆在东巡问题上如此热心，并强有力地推为皇家训令，以孝威镇慑后人，很难说嘉庆道光等有多少劳师东巡的动力。

 重修旧宫，恢复满语

    几十年来，“满族汉化”说一度是处理满汉文化交融的主流历史解释模式，不过近些年遭到了“新清史”学派的强有力挑战。

    汉化说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满清核心统治阶层在入关后习汉文，在官方文书和自我表达的语言方面貌似形成了以汉代满的局面。满清皇帝的满语水平到底如何，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平呈直线下降趋势？这一点曾被史学界广泛讨论。

语言的统一和融合和族群自我意识的建立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语言在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加权比重，这一点却大有可讨论之处。典型的案例便是爱尔兰和苏格兰，两地虽然被英语同化，但在特殊情况下，族群分野的界限并未因语言的融合而消失，反而会有扩大化的趋势。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皇帝对于语言在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塑造中的主观动机，直接关乎处理族群文化互动问题的导向。

   乾隆不但在陪都盛京恢复了萨满教祭祀仪式，以神道社教的君人南面之术区隔汉地的儒释道三教合一，而且他也是在历代满清皇帝中，是最热衷著作满语诗的一个，他曾有意把满语的语句镶嵌到汉诗的格律中，这一点可以在他的《盛京土风杂咏十二首》中有着突出的表达。

   除此之外，他还在盛京大搞文化建设，复制北京城的文物典章，他在盛京崇政殿后的凤凰楼设立了藏书处，每次纂修皇家玉牒，都要在这里存有备份。而且藏书处的帝王实录均用满汉双语书写，《四库全书》的第二部抄本，曾经也储存在盛京新建的文溯阁内。正所谓学以易智，文以移情，乾隆在关外陪都发起的满语复兴运动，是他呼唤满族本色回归的诉求，与此配套的，这是盛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皇家宫苑的重新改建。

2006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清沈阳故宫研究》一书，笔者在翻阅时，感触最大的还是沈阳故宫在乾隆朝的面目大改，阁楼斋院和附属的园林的格式、大小、体量等都和雍正和康熙时代有了重大变化，比如南北中轴线上新建了东西所，增设了日晷和月台，美轮美奂的崇政殿成了康乾盛世的重要建筑表征，宫殿建筑群的大兴土木让满清皇帝在关外的敬典崇谟增添了更多的庄重感和仪式感，巩固了盛京作为陪都的政治意义，并暗示后来者，辽沈才是第一故乡，南宋有“莫把杭州作汴州”的箴言，大清也有“莫把北京作盛京”的督训。

沈阳故宫

满汉分治——封禁汉人入关

   辽地是明末清初时大明王朝和建州女真拉锯战的区域，曾遭受到严重的兵燹之灾，局势逐渐稳定之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了恢复经济秩序，曾在辽东地区大批招募汉人到关外垦殖荒地，当然，募汉人进关也是因为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女真人不善耕种。多年下来，盛京城的主要居民曾经以蚁聚的形式形成了边疆驻防状态。

   清军入主中原之后，携带了大批的家眷，而且贫民为生活计，也出现了奔向关内的现象，一时间辽地出现了劳动力人口流失的局面。

   复旦大学历史系葛兆光教授曾经主持过“从周边看中国”项目，以朝鲜、越南人的视角看明清的风俗文物，提供了宝贵的他者视角。

来大清朝贡的朝鲜使团曾亲眼目睹沈阳的农民在康熙初年迁徙至北京的现象：男女扶携，车毂相击。顺治多尔衮这一批入关的满清先民有着殉道般的先锋开拓意识，对满清贵族的思乡情绪非常不满，认为这是意志不坚，缺乏政治决断的表现。

多尔衮索性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把原盛京一代的村镇大肆破坏，造成了大片的无人区，沃野千里的辽东处处败瓦颓垣，一望苍茫，百里村落荒无一人，野狗野狼遍地跑。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国托本于民”，残破的关外对维护满洲根本之地极为不利，尤其是康熙二十五年，大清对沙俄在极北苦寒之地用兵，让康熙顾虑重重的是军队的后勤，毕竟从辽宁到黑龙江人烟稀少，沿线的补给是个大问题。

  于是康熙决定再次以政府主导大规模招民垦荒，弃地分给新民垦种，把盛京一带的官员计入垦荒的KPI考核，比如辽阳知府张尚贤，就因为徙渤海黄海一代的海岛旧民回辽有功而升官。

山东、直隶、山西的新一代移民是闯关东的主力军和拓荒者，拿到了盛京户口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传播了农耕文化。从顺治六年到康熙二十七年，盛京地带的总人口翻了三倍。这就给乾隆的关外人口新政埋下了伏笔。

    按照通行的社会学解释，新移民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往往生育率很高，随着闯关东的汉人人口增多而且翻倍，引起了满汉族群意识这跟弦绷得很紧的乾隆帝的警觉。

乾隆五年农历四月，他下令开始封禁汉人入关，对此，他这样说：

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

他已经看出来随着垦殖人口的增加，引发了满汉的土地之争，他宁可把地再次抛荒，也不能让汉人耕种，因为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让汉人占据了这个地方岂不是捣毁了满人的老巢？

而且乾隆还有着把汉人全部从关外迁回原籍的极端想法。但前文已经提到，从努尔哈赤开始，汉人在辽东就逐渐扎下了根，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真正家园辛勤建设。

从最早的汉移民开始算，到乾隆初年已经有了百年，让这批人再回关内谈何容易？乾隆也意识到政策的落实确实很困难，他设立了一个期限，十年。让那些还没有拿到了关外户口的在10年内出关：其不愿入籍者，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

而且乾隆颁布了海陆禁出入令，严防死守入关的汉人，目的是彻底切断内地移民入关的通道。乾隆的关外禁汉令的另一个推动力来自他对盛京地区满族文化衰苶的担忧，他在第三次东巡之后曾这样说：

   盛京乃根本重地，向来满洲风俗淳朴，居家崇尚节俭，清语及马步射无不娴熟，从无纷华靡丽之习 纵该处有渐染流俗。

   渐染流俗的意思就是旗人沾染了太多汉人的风俗，已经不醇美了。

在禁止移民的律令之上还有旗汉二元土地丈量和分配制度，意图首崇满洲，满人治满。问题是满清入关之后百年，旗人在关外越来越成为寄生族群，政治上的特权腐化了他们的心性，本来是半渔猎半农耕的生产模式被提笼架鸟生活模式取代，他们比关内的旗人堕落的还要快。所以给他们分地的结果还是抛荒，或者他们还是不得不雇佣汉人耕种。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看明白为何上层的禁止移民的政策如此严厉，还是没能阻挡汉人在关外的人口膨胀，《中国人口史》援引《盛京通志》的记载，从乾隆六年禁汉令之初，到乾隆二十六年的近近20年里，奉天和锦州从14万户增加到了29万户。

    结语

    在清朝的十几个皇帝中，清高宗，也就是乾隆，也许是他们之中最有族群自我意识的帝王，在满汉分治的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规划中，他比康熙有着大踏步的“前进”，更是和雍正在很多方面形成了奇异的反差（可参见《大义觉迷录》的存废过程）。

   但族群分野的制度变革往往不得不和现行的经济形态的变化相呼应，无论是乾隆激进的“防汉”心态，还是清末汉族知识分子激进的排满风潮，最终都充当了历史进程不自觉的工具。

最后不妨拿其乾隆他爹雍正的一句话结束本文：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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