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冠失控，不过是30年前艾滋泛滥的重演
乌鸦校尉官方账号随着美国大选日的临近，美国选举的气氛越来越狂热，在政治利益面前，对中国不够强硬都是种错误。
但是，这个时候，偏偏有一个重量级议员站出来了，在这种时候都敢顶着风险说实话。
她是加州民主党资深参议员黛安娜·范斯坦，今年87岁高龄了，堪称美国最年长的元老。
在此前一次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范斯坦就说，美国就新冠疫情起诉中国是“巨大的错误”。
“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们把中国看作一个潜在的贸易伙伴。（中国）是一个在短时间内让数千万人摆脱贫困的国家，正发展成一个值得别国尊敬的国家，我深信这一点。我去过中国很多很多次，我研究过这些问题。”
在两党政治极端化越来越严重的美国，范斯坦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她一边敢支持严控枪支，一边又抵制激进环保，属于极少数中间派。
她公开称赞中国，客观看待疫情问题的态度，更是少数中的少数。
其实，眼前美国疫情的混乱，范斯坦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她本人曾当过旧金山的市长。
在三十多年前的另一次“瘟疫”中，范斯坦就切身体会过美国式政治带来的恶果。
那次“瘟疫”给全世界带来的影响，在数十年后依然是巨大的，因为它就是现在都没有找到彻底根治方法的“艾滋病”。
1
1981年10月31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同性恋万圣节巡游”在旧金山隆重举行。五彩斑斓的气球与横幅后，同性恋们戴着黑白骷髅面具，穿过周边游客的好奇兴奋的视线。
夜晚降临，同性恋聚集的社区灯红酒绿，到处是化装舞会和派对。
这里还有最高级的私人俱乐部，最豪华的酒吧以及可容纳数百人的公共浴场，来自整个各地的同性恋在此跳舞、喝酒、放纵，直至天亮。
浮光掠影下，才刚刚认识的男同性恋们就双双走入酒吧、浴场的私密包房。
在医生看来，这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与细菌培养皿。
在同性恋群体聚集的西雅图，卫生部门对男同性恋中的志贺杆菌肠道病情况进行了调查。
他们发现，69%的患者都从公共浴场找对象。另一项研究表明，公共浴场的顾客一晚上会找2.7个性接触者，感染梅毒和淋病的机率达33%。
梅毒患者手掌
每年，西雅图的性病诊所大约要接诊7万人，其中80%是男同性恋，好在这些疾病容易治愈。
但也正因为，许多人满不在乎，甚至把诊所当成了重振旗鼓，顺便再找个性伴侣的地方，愈发肆无忌惮。
这种对传染病的轻蔑，引来了一个可怕的瘟神——艾滋病。
在艾滋病的扩散过程中，美国的传染病专家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早在80年代初，一位医生在走访洛杉矶周边城镇时，就发现许多免疫系统缺陷患者都与一个叫盖坦·杜加斯的空乘有关，其他城市也发现了相关的感染者。
盖坦·杜加斯是加拿大人，长相俊秀，常年在北美各个城市飞来飞去，流连于各地同性恋酒吧和浴室。
他每次意犹未尽地从酒吧浴场走出来，口袋里就会装着写满地址和电话的纸巾或火柴盒。
1981年，杜加斯的身上开始出现红疹与紫斑的艾滋并发症，医生劝他私生活节制一点，他却暴躁地反驳道：
“是别人传染给的我，那我为什么不能传染给别人？”
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杜加斯还在报复性滥交，几年后死于艾滋并发症。他短短31岁的一生中，性伴侣超过了2500人。
由于他的放荡，很多人说他是艾滋病全球爆发的罪魁祸首，称他为“零号病人”。
最早死于艾滋病的19人中，8位跟他有直接或间接性关系；最初的248名艾滋病确诊患者中，也有40人和他有关。
但今天的研究表明，所谓的“零号病人”只是媒体对病例编号中“O”的误解，杜加斯也只不过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北美潜伏的数千名艾滋病患者之一。
但那场性解放运动，成百上千个风流人士聚集在一起，变成了一桶火药，使本来火星四溅的艾滋病毒在美国轰然炸开。
埋下第一桶炸药的，恰恰是美国国会。
1970年，美国国会成立了的专门委员会，调查完淫秽色情品后认为，淫秽色情产业没有危害。
于是，《花花公子》成了时代先锋，率领着蓬勃发展的性产业给性解放思潮添油加火，让整整一代人彻底开始了“性狂欢”。
在对同性恋态度宽容的加州，同性交友的酒吧、公共浴场和性爱俱乐部生意发展得如火如荼。
然而，与此同时，艾滋病病例报告也不断增加，死亡率从从40%迅速上跳，性产业俨然成了医生眼里公开杀人的窝点。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各级政府，则是同谋。
因为这些庞大产业的拥有者，往往是同性恋群体的领袖，政治影响力很深很大。
1965年开始，杰克·坎贝尔在俄亥俄州开设第一家浴场，逐渐成长为“浴场俱乐部”的业界传奇，旗下的浴场高达40多家，遍及旧金山、西雅图、佛罗里达等大都会，持卡人超过50多万。
在他发家的十多年里，公共浴场从简陋的澡堂子升级成了电视、售货机、按摩浴缸、木地板和地毯应有尽有的超大型娱乐场所，可同时供数百人纵欲，同性恋浴场产业进入了黄金时代。
一家浴场一次可容纳近千人
有钱之后，坎贝尔四处活动，成为了同性恋社会活动家，全美五大同性恋工作组理事会主席雄厚的产业让他能够长期资助各路同性恋政治团体和报纸。
其他各地的浴场老板们也借助资金与同性恋群体的选票，勾搭各级政府、政党议员， 从而跻身地方政要之列，压制着艾滋病与性放纵关系的正常讨论。
比如，老牌深度媒体 《纽约客》就曾发文为“滥交行为”辩护，提出了一个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被借用的逻辑：同性恋死于车祸的概率要比艾滋病高很多。
为了增加社会影响力，同性恋政客还鼓励同性恋们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强化公民意识与政治意识，重点就包括义务献血。
血库是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全美各地血库非常欢迎踊跃捐血的同性恋群体，把这些年轻人看做最好的血液来源之一。1980年，仅旧金山的血库就有5%～7%是来自同性恋的。
但随着艾滋病的出现，血库里的血一下子就不安全了，开始通过血库迅速向圈外传播。
眼看一个个非同性恋病人因输血感染艾滋，卫生部门对血库产生了怀疑。
但是，血库管理层严辞拒绝了对血库进行检测排查，因为一旦让检测开始，就不再有人信任血库。
电影《世纪的哭泣》截图
医生们面面相觑，尽管病源还没找到，但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1983年3月31日，加州大学医疗中心的医生搞了个小型聚会，把旧金山代表各个同性恋群体的民主党政客招呼在一起，警告他们一场瘟疫即将爆发。
医生们口干舌燥，竭力劝说这些平日满嘴人权、解放、自由的政客们 ，去提醒同性恋群体，必须防范起来，但没人反应。
只有听到“滥交”、“关闭公共浴场”等词语时，他们才如应激反应一样跳起来，争相指责医生歧视同性恋，侵犯性自由。
医生甚至威胁道：“再不做点什么，你们的选民就要死光了！”
面对必须下决心才能推动的防疫措施，但在谁也不敢得罪自己的选民的政治氛围下，无论医生们想做什么都会束手束脚。
2
70年代末的旧金山，是美国最开放的城市。
在这里，美国LGBTQ+的群体足足占了总人口的25%，他们拥有巨大的话语权，早有人对他们感到不满。
全球同性恋群体的胜地，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1979年，一位激进的共和党市议员当众枪杀了当时支持同性恋的市长和一位同性恋活动家，但保守派主导的法院只判了7年牢。
双方的矛盾一下子激化了。
同性恋群体组织了一次五百人的游行，进而演变成持续了几个小时的骚乱，致使数十名警察受伤。
“当电视上出现一群狂躁的同性恋烧毁警车的画面时，全国上下的同性恋领袖都暗自高兴。”——《世纪的哭泣》
暴乱事件过后，同性恋群体越来越激进，还提出了一个承认“同居情侣”的地方法案，要求同性恋同居以后，也享受与正常家庭一样的福利待遇。
当时，黛安娜·范斯坦正是旧金山市的市长，她毫不犹豫地直接否决了法案。
这引起了同性恋政客的愤怒，他们联合一个反对控枪的团体发起请愿，差点把范斯坦赶下台。
这个政治氛围，圆滑的旧金山公共卫生主管默文·希弗曼就很懂，他只把艾滋病看作政治问题。
希弗曼有一手和稀泥的好本事，从不做激进的决定，习惯妥协折中来避免公众的不满。
这是他稳居高位的原因，但也是一个公共卫生官员的大忌。
面对艾滋病，希弗曼再次展现了高超的和稀泥技巧。
当疾控专家警告他，艾滋病将会爆发时，希弗曼第一反应是，让同性恋群体自己进行教育学习就好了。
这样既不得罪同性恋组织领导人（浴场老板），还不用花费预算 ，可谓两全其美，谁也不会找他的麻烦。
后来，在市议会的敦促下，希弗曼才出版了健康警示，但只是宣传限量使用毒品、减少几个性伴侣。
另一边，希弗曼亲自出马，对艾滋病相关称呼与说法搞了“政治正确化”的规则，防止同性恋被歧视。
例如：“体液”代替了“精液”，免得过于赤裸；“滥交”应换成“性活跃”，因为“滥交”是在对人“评头论足”；艾滋病患者不能称为“患者”，而应称为“艾滋病携带者”，以区别病毒与个人。
这些典型的掩耳盗铃的做法显然能够降低公众对艾滋病信息的敏感度，但却救不了任何人。
医疗专家追着他要求关闭浴场这类场所，切断传播途径时，希弗曼干脆就说自己没有权限下令关闭浴场与其他类似场所，因为这是不合法的，涉嫌侵犯隐私，推卸责任。
电影《世纪的哭泣》截图
总之，希弗曼就一个态度：和稀泥，谁也不得罪，保住自己位置。
明明艾滋病正在不断扩散，但因为浴场老板们和同性恋政治团体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进，他们不仅认为“关闭浴场”连谈都不能谈，甚至到了批评滥交就是反对自由，哪怕张贴健康告示也变成了对同性恋的歧视。
他们反对任何防疫措施，强制检测都不行，极端的人甚至连反对政府建议他们使用避孕套。
就连同性恋群体内部那些支持关闭浴场的人，那些希望拯救自己伴侣和朋友的人，也被一一打成了叛徒。
于是，怪事出现了。
一边是旧金山的男同性恋艾滋病患者越来越多，而且他们严重缺医少药。
因为患者满身红斑的样子非常吓人，导致人们对男同群体的印象越来越差，有的人因此被人从居民楼里赶了出来，倒在冰冷的街道上。
而另一边，浴场俱乐部却更加铺天盖地地打广告，搞宣传，准备迎接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
到时候，至少20万名同性恋游客从各地涌来。
一张旧金山同性恋浴场的广告
眼看灾难即将来临，医学专家们却发不出声音。
大多数普通人被蒙在鼓里，还以为疫情肆虐是炒作出来的一场阴谋。
市长范斯坦着急了，她直接派警察突击调查了浴场，还给希弗曼施压，让他“拿出勇气来”，在几十万人大游行到来前，关闭公共浴场。
希弗曼是两头受气，市长给他施压，但是浴场的老板也给他施压，匿名电话一个个打来，有人甚至威胁他：如果希弗曼明天关闭浴场，那明天就是他的死期。
1984年6月初，和了一年多稀泥的希弗曼，终于宣布关闭全市14个浴场。
但一切为时已晚，浴场歇业就歇业吧，关门前同性恋们还自己聚在一起，搞起了盛大的“告别狂欢”，超过五千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活动。
活动最后，他们还当场把医生费力写成的艾滋病宣传册丢进烧烤炉。
默文·希弗曼姗姗来迟的措施于事无补，这边公卫专家批评他做得太慢太少，那边同性恋政客又骂他做得太过分，只好黯然辞职。
游行之后的纵欲狂欢是病毒最好的培养皿
3
艾滋病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当时的里根政府压力山大。
因为里根上台之后，一方面大幅增加国防部预算，另一边削减赤字，建立小政府，推行各个领域的私有化市场化，砍掉了大量用于公共卫生方面的拨款，让医疗机构怨声载道。
在这个时候如果要讨论艾滋病的问题，里根自己肯定会被扣上一口大黑锅。
1983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出来表演了。
但是，她最重要的使命不是向公众澄清真相，而是压制艾滋病问题给里根政府带来的声誉危机，迎接下一年的大选。
在镜头前，玛格丽特信誓旦旦地对同性恋群体说，艾滋病是首要的卫生问题，政府正和你们并肩作战！
为了表现诚意，她还准备亲自去看望艾滋病人。
但绝大部分医院都非常反感里根政府一边砍预算，一边假装关心病人，她的助手联系了十几家医院，才找到合适的摆拍地点。
对方要求玛格丽特在进入病房前戴上口罩，穿上长外套，因为病毒尚未完全探明。但玛格丽特拒绝了，坚持不穿任何防护，以便平息大众的不安。
如下：
放错了：
”
在医院里，哈克勒一边握着艾滋病人的手，一边高声宣布，里根总统明年要求国会增加一倍多的艾滋病项目预算！
其实，这个预算国会早就制定，只是没有公开，哈克勒借来公关，安抚老百姓而已。
这还不算完，更大胆的骚操作的还在后面——玛格丽特直接给美国抢来了一个艾滋病科研成果。
70年代末，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加洛发现了一种逆转录病毒，能够让人患上T细胞白血病，缩写为HTLV。加洛推测，HTLV病毒就是艾滋病真凶。因为他从艾滋病患者体内分离出了这样的病毒，命名为HTLV-I、HTLV-II。
但是，对此，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耶有不一样看法。
蒙塔尼耶从早期艾滋病患者的体内，也分离出来另一种逆转录病毒，叫做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缩写是LAV，已经通过评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了。
由于罗伯特·加洛是逆转录病毒领域的国际权威，又都是研究艾滋病，所以蒙塔尼耶毫无防备地给加洛寄了一份病毒样本。
电影《世纪的哭泣》截图
1984年，加洛又宣布发现了HTLV-III型病毒。他不但证明，HTLV-III型病毒能够导致艾滋病，还解决了它在培养液中的增殖问题，从而开发出相应的快速检测技术，帮助医生诊断病情。
罗伯特·加洛准备将这个重大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只差最后宣布了。
但得知消息的蒙塔尼耶生气了 ，因为他发现加洛的新病毒与自己寄去的样本是同一种病毒。而且，他也解决了LAV病毒的快速增殖问题，正在申请专利。
后来，科学家们发现，加洛的新病毒里，混入了蒙塔尼耶之前寄给加罗的LAV样本，当时没人知道。至于他是故意还是无心的，就更没人知道了。
总之，两个法国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就谁首先发现艾滋病病毒产生了分歧，在学术圈引发激烈讨论，两国研究所一度闹到要对峙公堂。
这个时候，玛格丽特她来了，她敏锐地意识到，等不到真相被专业人士讨论清楚了，她必须现在就宣布美国找到了艾滋病病毒，才能挽回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于是，她不顾医学专家的反对，绕过了国家癌症研究所，由自己直接官宣这一重大突破。
法国人被彻底晾在了一边，连声知会都没有。
1984年4月23日，华盛顿汉弗莱大厦，玛格丽特搞了个表彰大会，宣称美国已经找到了艾滋病病毒。
“今天，美国医学和科学的光荣榜上又多了个奇迹！”
为了让公众淡忘艾滋病疫情的严峻，哈克勒还自作主张，信誓旦旦地宣布将在6个月内进行血液测试、两年内进行疫苗测试。
然而事实是三十多年后，艾滋病疫苗的面世依旧遥遥无期。
但在当时，玛格丽特的演讲目的已经达到了，重大的利好消息给了美国民众他们已经攻克了疫情的错觉。
1984年，美国总统大选，里根与老布什搭档，赢下了50个州中49个州的选票，创下有史以来最悬殊的记录。
后来，里根总统亲自出面，让加洛和雷蒙耶尼握手言和，成为了艾滋病病毒共同发现者。
国际委员会则舍弃了病毒原本LAV和HTLV-III的名字，将病毒重新命名为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即HIV病毒。
”两种病毒被证明是一样的“
但政治上成功归成功，他们并没有做出什么有效的措施拯救日益失控的疫情，他们只是拯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已。
1984年底，就在里根沉浸在史无前例的大胜中时，美国的艾滋病疫情已蔓延至46个州，7700多人被确诊 ，其中一半已经死亡。
美国仍然没有开始全国性艾滋病科普运动，成为西方工业大国的唯一一个，因为里根已经胜利了，那么艾滋病问题就没有迫切解决的必要性了。
1985年，参加过里根夫妇白宫晚宴的好莱坞影星洛克·哈德森被确诊艾滋，轰动全美，被政治掩盖了几年的艾滋病疫情终于浮出水面。
越来越多同性恋群体开始游行示威，不再是为了性解放，而是要求国家投入对艾滋的关注。
1987年，当了6年总统的里根终于第一次发表关于艾滋病的演讲。此时，离美国第一例艾滋病确诊也过去了六年，确诊人数已经高达三万六，死亡了两万多，此后逐渐呈现加速趋势。
1996年，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发明鸡尾酒疗法，清除病毒效果显著，获得了克林顿的嘉奖。可惜，这种疗法昂贵复杂，只有有钱人才能长期治疗，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穷人依旧饱受折磨。
艾滋病诞生在非洲，却在美国爆发，继而散布到全世界。
从1981年确认首例病人以来，已经造成3200多万人死亡，平均每年死亡人数高达80多万。
有很多美国人都认为，掩盖、忽视、操纵艾滋病问题，是里根执政期间最大的丑闻——“艾滋门”，只是被他的成功政客的光环掩盖了。
4
从年轻时候起，特朗普就把里根视为自己的偶像。
最近，特朗普竞选团队还给选民发出一封筹款邮件，称捐款人有机会收到一套印有两位总统肖像的“特朗普-里根新纪念币”。
但由于特朗普在大众媒体上声名狼藉，里根基金会叫停了这一筹款方式，表示丢不起这人。
但不管里根基金会怎么做，不得不说，特朗普面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与里根当年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如出一辙。
无论是否认疫情的严峻性，还是打压医学专家，无论是削减公共安全预算，还是践踏他国疫苗研究成果。
三十多年里过去了，白宫政治至上不顾人命的特点一点都没变。
在众多欧洲国家的确诊增速都在逐渐放缓的时候，美国却变本加厉，确诊总人数眼看就要突破500万了，政府却依然政治至上，忙着甩锅中国，打压TikTok。
7月25日，CNN报道，由辛克莱集团控制的一些地方电视台将于本周末开始播出宣扬新冠病毒阴谋论的节目。
辛克莱集团是共和党的御用宣传机构，代表了极右翼的声音，是比懂王最爱的FOX电视台更加死忠于特朗普的媒体存在。
该阴谋论宣称，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中制造的，是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制造出来的，比尔·盖茨也被点名。
新冠阴谋论
艾滋病阴谋论
福奇大家在疫情期间都很熟悉了，中国人称他为“美国钟南山”。
但实际上，除了面对同样的对手，他们两个的境遇差得太远了。
福奇博士1981年就参与了艾滋病的研究工作，并在1984年主持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服务过六任美国总统。
当年里根政府处理艾滋病的丑态，福奇都亲身经历过，对于科学被政治绑架，他有着深刻的体会。
三十年后的又一次疫情，他再次夹在了政治与病毒中间，还被翻了当年的旧账。
今年五月，美国新冠疫情进入高峰，福奇博士的主张因为不符合特朗普的防疫政策而陷入争议，甚至有人指责他要对艾滋病的泛滥负直接的责任。
爆料人是被福奇解雇的医学博士，特朗普支持者
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福奇博士对着镜头，一边苦笑一边表示，自己收到了不少充满仇恨的信件，家人、女儿、妻子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为美国服务36年后，他彻底困惑了：说真的，这还是美国吗？
从傀儡般的媒体到心怀叵测的政客；
从贪婪的利益集团到资金匮乏的医疗机构；
从肆无忌惮的阴谋论到被打压的医学专家；
从和稀泥的地方官僚到只关心选票的白宫总统......
1907年旧金山鼠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1981年首例艾滋病、2009年H1N1流感、2020年新冠肺炎......
翻开历史，美国瘟疫故事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着腌臜的老套路。
旧金山，瘟疫遇到了政治
人们公开咒骂公共卫生专家
市、州和联邦纷争不断
灾难即将临头
警报声却已经发不出来了
——《1907年旧金山鼠疫之战》
这不只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不只是某个群体的问题。
科学家们的辛劳 、科技的进步、财富的增长、人群素质的提升，在制度的癌变面前，统统不堪一击。
正如陈平老师说的那样，“自由”的对立面不是“专制”，而是“自律”，“民主”的对立面也不是“集权”，而是“协作”。
从远古时代起，人类之所以能在猛兽遍布的丛林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我们人类不仅会用工具，而且知道协作自律的重要性。
生物界的艾滋病毒让人失去免疫力，把自私自利和分裂争斗包装成自由民主的美国式普世价值，也是一种让整个国家失去“免疫力”的“国家艾滋病毒”。
它似乎不带来直接伤害，但会侵蚀、瓦解一个国家在应对贫穷、饥饿、仇恨、瘟疫等等人类世界痼疾上的抵抗力，最终机体腐坏、不堪一击、任人宰割。
福奇博士，这正是美国，正是你熟悉的那个美国。
历史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