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怕你个公务员哦”，女医生自杀拷问的是“正确的边界”

今天上午临到吃午饭时间，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在微博上迅速发酵膨胀，内容是“女医生在泳池被13岁男孩冒犯，随后不堪重负自杀”。

事情的经过不是非常复杂，但先后经历了两次反转。事件的主人公是一位姓安的医生，安医生事发当天跟丈夫去游泳——根据虎扑网友的说法，她在那里办了年卡，两个人经常在那里游泳。

按安医生同事张医生的说法，有两位13岁的男孩在泳道里“冒犯了安医生”，具体来说，安医生说这两个男孩摸了她的屁股。

安医生随后与男孩发生口角，男孩对安医生做鬼脸、吐口水。孩子的母亲则向媒体回忆，安医生当时很凶，触碰之后，双方各自游走。

安医生的丈夫见状，非常生气，跳下泳池，将一个男孩的头按进水里并扇了他的耳光。

此后发生的事情，网传一位电视台记者的说法是，安医生去了更衣室后，孩子的母亲带着人冲进去“吵、闹、打”，安医生寡不敌众，于是报警。

新京报的说法也类似，被安女士丈夫教训之后，两名小孩道歉并喊来父母，他们的父母喊人在洗手间打了安女士。警方介入之后，安女士夫妇向对方道歉。

事情本该到此结束，按道理来讲，小孩子和大人都犯了错误，也都向对方道歉，算是各自扯平了。

但是此后的事情就有点令人意想不到了：按记者的说法，警方在做笔录时登记了工作地点，因此对方父母得以在第二天，闹到安女士和丈夫工作的单位，要求领导将安女士开除。

张医生的说法是：“当着病人的面说，这种医生还有资格当医生吗，都不要找她看病了。”

更出人意料的操作是，他们还将剪辑过的视频发到了网上，给安女士造成舆论压力。

这条消息随后被多家媒体在微博上转载。

不知道是不是“闹到单位”和网络舆论为当事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8月25日下午5点钟左右，安女士在自家车内自杀。事情随即在微博上迅速变热，现在的情况是，网友开始指责男孩家人，扒出了男孩就读的学校和他家人的工作。

事情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安医生的丈夫失去了爱人，女儿失去了母亲，一个家庭就这样破碎了。而泳池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监控里完全看不清楚，只有安医生自己和两个男孩知道，可是安医生自己已经无法发声了，事情的真相可能永远没有人能够知道。

但是我注意到的一个点是，男孩的家人是非常明确地、有意识地在网络上散布不利于安医生夫妇的舆论，其中提到的一句话是：“我怕你个公务员哦！”

这个逻辑蛮好理解的，按老说法，男孩的家人是个“个体户”，相对而言，安女士夫妇的“医生”和“水利局”都是有编制、有单位可循的工作，两个人是“有工作”的人。所以男孩的家人可以通过“找单位”的方式，为二人施加压力。

而这种压力，很多时候都会有效果，在从前，“万事找领导”也算是“常规操作”。不仅仅因为事业单位领导有更大的权限，更因为医院是事业单位，水利局是国家机关，两者很大程度上都是“吃财政饭的”，财政收入又来源于人民的税收。

也就是说，这两个单位，在改革开放之后，依旧保留着“人民的名义”，需要“为人民服务”。于是，对有关工作人员在各方面的要求，通常是更为严格的。

比如，企业主的私德混乱，可能已经是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事情，前段日子“南京水游城打小三”，已经激不起太多的波澜。但是如果是机关、事业工作人员，那么“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便是严肃的底线之一。

再比如，如果是私企员工在泳池发生冲突，可能老板并不会过多介意，对员工的形象要求也不会太严格，除非员工的影响力已经对公司的整体形象造成损害。但是安女士是一位医生，来者便可以质问她“这样的人还有资格当医生吗”，这一事件很可能成为她的“劣迹”“污点”，在每一次职称晋级时被重温一遍，乃至于成为她不再适合在事业单位就职的理由。

类似的事情，还有上个月的“老人在窗口前双膝跪地办事”。甘肃礼县一位老人在医院办事时，由于窗口高度不便，又无凳子，自己身患疾病，便只好双膝跪地办事。事情的处理结果来得非常迅速，整改加高窗口、登门道歉，并对结算中心负责人和窗口工作人员作停职处理。

让人民群众“跪地办事”，事态影响自然极坏。但如果事件没有上网，只是结算中心的凳子坏了，那么这个事情，还值得将一位结算中心的负责人作停职处理吗？从窗口的高度来看，如果有凳子的话，那么这个高度其实没那么不合适，是凳子的缺失才造成了老人跪地的结果。

而对那位窗口工作人员的处理，也有可商榷之处。如果是年轻人，“跪地办事”应当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窗口工作人员，可能也已经习惯了多人跪地办事，并不会理解为“对她下跪”，双方彼此除了不便之外，都不会作过分的解读。只有当事件被发到网上，上升到“人民群众在为人民服务的单位跪地”的高度之时，一个简单的跪地动作，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又比如2015年，在处理“1·2”火灾过程中，哈尔滨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石嘉兴因为身穿一件价值万元的羽绒服，引发了网民的高度关注。事后，他不得不作出回应，说明羽绒服是女儿在国外购买，价值为几千元。

类似的是，刚刚过去的吉林长生生物疫苗案中，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徐景和因为身穿一件burberry上衣接受央视采访，受到了网民“官员身穿名牌”的猛烈吐槽，环球时报的胡锡进看了也发急，但不是发急他的贪污，而是预料到他在这样的当口竟然身穿名牌出现，一定会踩爆公众情绪的地雷。

这里也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部分，就是政府官员到底可不可以在公众场合穿着名牌、贵重服饰？

这种讲究似乎始于“表哥”杨达才，起因是民众通过官员的吃穿用度，巧妙地洞悉他们的贪腐事实。但是事情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为，任何一位官员身着贵重服饰，都会引起额外的关注。但一个简单的疑问是，抛开贪腐因素，以这些官员的合法收入，真的买不起一件巴宝莉的t恤衫，或国外代购的羽绒服吗？这两样东西，至少都比一台Iphone来得便宜吧。

对“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当然是值得嘉许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严格要求的边界，又常常是模糊的。比如事件之中的安医生，就因为在事业单位工作，她在泳池的口角，便可能成为进步路上的阻碍，以至于被拿来当做人家攻击的工具。就因为她是医生，她的丈夫是水利局员工，人家就可以用“医生无德”“水利局员工殴打未成年人”这种说法来上纲上线。

这种对工作领域之外的私生活的要求，是否处在了一个合理的标准上呢？

身为官员，当然要艰苦朴素、以身作则，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之上，这一点不论何时都不应当动摇。但是，在消费升级、物质水平日益丰富的今日，官员如果在自己的合法收入范围内支配自有财产，是否也应当严格地接受公众的道德审视呢？

举这些例子，并不是为了给“表哥”之流洗地，而是想借此指出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我们对于“为人民服务”的队伍的要求，哪些才是合理的呢？

因为在我国，各级机关干部与工作人员，所负的是“无限连带责任”。一旦犯错，层层上溯，一直可以追责下去，直到尽头为止。所以，每一个错误对于这支队伍而言，都是意义重大的。我们的群众，也时刻监督，不允许这支队伍犯任何的错误，一旦犯了错误，就要受到追责。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一个错误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乃至于对整个队伍都提出严肃的拷问。

但是，问题是，人非圣贤，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如果要求一支队伍，永远不犯错误，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撒谎——“不犯错误”这件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知乎上有一句话，“不讨论是不是就问为什么， 都是耍流氓”。类似地，当我们在热点话题之中讨论政府工作人员的“错误”时，对于“错误”的定义，我们的心里真的清楚吗？到底什么样的错误才是错误，什么样的错误可以不必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追责呢？

安医生之死未必是因为受到了这种压力，但男孩家长借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而对她进行的攻击，却将这一点暴露了出来。安医生之死的背后，“正确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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