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三起高考冒名顶替事件的处理结果分析基层利益关系网

山东的高考顶替事件引起社会舆论的很大反响,其中很多讨论涉及到基层利益关系网。山东省对三起顶替事件的处理结果为我们分析基层利益关系网提供了材料。处理结果中包括各起顶替的操作过程,涉及哪些人员和他们所起的作用,以及对违法违纪人员的处理。虽然公布的文本中对顶替过程以及有关人员所起作用的叙述是简略的,但仍包含大量的信息,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对基层利益关系网做一点分析,有一定了解。

对处理结果文本的整理与分析

(一)文本整理

顶替事件的起因:顶替者成绩太差,甚至达不到最低层次学校的录取条件。

顶替的目的:从顶替者后续的就业看,顶替是为了获得文凭,文凭是利用家族关系得到体制内相关就业岗位的基本条件。

顶替者家族:有多人在当地的体制内(或者虽然不在体制内,但熟悉体制运作,如陈丽萍父亲陈巨鹏作为商人,交游广泛,信息灵通),有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教师,派出所所长、民警等),还有层级较高的实权人物,如陈春秀被顶替事件中的陈丽萍舅舅张锋时任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苟晶一案中的邱印林的亲戚邱印水时任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家族有人在体制内工作,能够了解相关的信息,懂得相关业务的运作程序,解决顶替操作中的一些小问题;家族中的实权人物能够在顶替遇到较大困难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用人物。

被顶替者:陈春秀与苟晶都是农村学生,王丽丽的情况不了解。被顶替者的父母是农民,自身又是一直读书的高中毕业生,公开的信息都做不到很好地利用,更是不懂那些内部运作,甚至当时都不知道被顶替。

相关人员:包括招生办、学校、派出所、录取大学甚至邮局等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这些人中有的收取利益主动参与,如陈春秀被顶替中的招生办主任冯秀镇,派出所的所长任书坤,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长助理杜言利等;有的无视纪律装作不知道存在违法的情况(很有可能也得到金钱等利益),如武训高中的校长,以及上述各单位的次要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邮电局的副局长等。

顶替过程:顶替者家族中有人利用体制内了解相关信息和业务运作程序的条件以及家族中实权人物的权力和关系,获得准考证和录取通知书,改造学生档案,改变户口信息,甚至与大学的相关人员勾结,使得顶替者顺利入学。毕业后顶替者再次利用家族关系避开相关审查并进入体制内就业,再次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以及权力关系把相关档案信息改回去,重新使用原来的名字工作生活。

在顶替过程中,上级政府、司法部门、社会舆论、新闻监督等都是缺位的,这几方是在顶替被发现后才出现的,这也正是问题所在。

() 对顶替事件的分析

顶替者想进入相关学校,获得文凭不是最终的目的,文凭背后的利益才是即使违法也要顶替别人的目的。从顶替者后续的就业看,顶替者都进入了体制内,文凭是利用家族关系得到体制内相关就业岗位的基本条件。(这里感叹一句,顶替者为什么没有去弄个假文凭呢,难道想一劳永逸解决问题,不用余生提心吊胆?大概是假文凭容易识别,顶替者认为自己的操作天衣无缝,但还是挡不住东窗事发。)

1 顶替者的事前考虑

顶替者事前肯定要对是否开始顶替操作进行分析。

开始顶替操作后有两种可能:成功和不成功。顶替成功就会在几年后获得文凭,如果几年后家族的权力关系在当地仍能够得以保持,就可以利用文凭获得就业岗位并避开各种审查。但成功也要付出各种现实的成本和潜在的成本:被顶替者可能会觉察并公开顶替的情况以及通过各种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常权利,顶替者会因为违法受到追查,这时顶替者需要利用家族的权力和关系摆平被顶替者和相关方面;顶替者要打通相关环节需要对各个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金钱和关系方面付出一定的成本;顶替者违法的把柄会落到相关环节领导和工作人员手中,将来会被威胁或利用。

顶替操作如果不成功,无法得到文凭,获得就业岗位的可能性降低,但有些成本还是要付的:如果卡在中间某个环节,那么前面环节的成本还是要付的,包括金钱、关系的付出以及把柄落在别人手中的被动情况;如果是因为被顶替者觉察而失败,那么不管是为了摆平被顶替者和相关方面以争取成功还是为了防止事情闹大,都需要付出成本。

如果不开始顶替操作,无法得到文凭,获得体制内就业岗位的可能性降低,但也不用付出各种成本。

顶替者顶替成功,说明他们预期的顶替收益大于顶替成本(预期的顶替成本等于顶替成功要付出的成本与顶替不成功要付出的成本之和),顶替的预期收益减去预期成本的净预期收益大与不顶替的收益,或者说,顶替的预期收益减去不顶替的预期收益之差大于顶替的预期成本;并且现实中的情况与他们的预期基本相符。下面分析决定预期的顶替收益与顶替成本的主要因素。

2 决定顶替收益与顶替成本的因素

(1) 顶替收益的影响因素

预期的顶替收益取决于:A顶替成功后得到的体制内就业岗位的工资、各种隐性、灰性收入以及体面职业带来的社会地位与依靠顶替者本来资质能够获得的收入的差距;B 顶替成功并且将来不被发现的概率。

顶替与不顶替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取决于顶替者家族的权力、关系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家族在当地的权力、关系越强,当地的社会、法制、舆论环境越配合,顶替与不顶替的收入差距就越大;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就业机会少,低端工作的工资水平相对体制内就业的收入会低得多,社会地位也差很多,顶替与不顶替的收入差距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会拉得更大。这也是落后地区越容易发生顶替事件的原因之一。

顶替成功还会有一些隐含的收益,比如说,一个家族干违法乱纪的事情成功了,没有被法律惩罚,那么在当地的各个家族中的地位就会升高,将来再做类似的事情的阻力就会降低。如果当地法制混乱,社会封闭,监督丧失,民风不正,这一点就会变得很重要,是各种关系网得到恶性发展的潜在激励因素。从这一点看,家族关系网有一点黑社会的性质。

(2) 影响顶替成功概率的因素

顶替成功并且不被发现的概率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a 高考制度的严密性,高考从考试到录取到毕业如果借助人工的环节太多,就会被人利用,如果全程上网,想钻漏洞就很困难;高考制度的严密性既有制度本身逐渐完善的因素,也受技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比如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就会堵住一些漏洞。

b 被顶替者家庭的情况:如果被顶替者家庭了解各种信息和业务流程,那么就可能发现被顶替的情况,反之,如果像山东顶替事件中的农民家庭一样,顶替就不容易被发现;就社会整体而言,家庭平均的知识水平、了解信息的程度以及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和维护自己权力的能力和观念,取决于社会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社会信息公开的程度以及社会的法治水平等。

c 家族的权力、关系:如果家族在当地有很强的权力、关系,打通各个环节就比较容易,不容易出岔子,被发现的概率就低;家族权力关系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取决于社会法治水平、社会舆论以及新闻监督的强度等,就基层来说还取决于当地社会的封闭程度和民风等。

d 各个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如果各个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能够严格遵守法律纪律,发现问题及时指出纠正,发现违法行为及时检举,顶替很容易被发现;反之,如果各个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睁一眼闭一眼,故意不去发现问题,或者故意装着没有发现问题,或者发现问题非但不制止,还顺应违法者的要求以图将来有所回报,甚至收受金钱协助违法者,那么顶替被发现的概率就很低;更进一步说,因为顶替者的违法行为把柄落在各个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手中,如果将来会被威胁,那么顶替成功的预期概率就会降低,反之,如果违法行为促成了相互利用,那么顶替成功的概率就会升高,而且还会助长关系网的规模扩张和能量增长;这与下一个因素有关系。

e 上级的监督监察,如果上级经常对下级进行严格的监督,那么顶替被发现的机会就很多,反之,如果上级听任下级为所欲为,甚至上下勾结,那么就很难发现顶替的情况;更进一步说,如果上级对下级有足够的压力,那么下级之间互相制约的情形会更多一些,利用违法把柄进行威胁的可能就大很多,顶替成功的预期概率就会低很多,反之,如果上级对下级没有足够的压力,那么下级之间互相通融、相互利用的情形就会变多,顶替成功的预期概率就会高很多。

f 社会舆论:如果有很强的社会舆论反对顶替,那么被顶替者家庭会很警觉,顶替者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顶替者预期不被发现的概率会低很多。社会舆论的强弱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信息传播的成本,社会的观念风气,社会的法治水平和透明程度,社会的封闭程度等。

(3)顶替成本的影响因素

顶替成本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上面所述的决定顶替成功概率的各个因素,因为顶替成功概率越低,需要付出的金钱和关系等方面成本越大,另一方面是,顶替不成功,需要为摆平涉及到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以防事情闹大而付出成本,甚至还要付出因为违法被查出而受到惩罚的成本。

3 小结

上述的各个因素可以在更高层次和更普遍意义上归纳为几个方面: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社会的法治水平;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社会舆论和新闻的监督强度;整个社会以及某个局部的封闭程度等;这些方面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方面是不能脱离其他方面完全独立发展的,因为社会是整体向前发展的;但各个方面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一个原因是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另外的原因是,社会观念和和社会的关注点是会变化的,政府对各个方面的重视程度也是会根据时间和地域有所变化的。

三个顶替事件中顶替者在当时、当地顶替成功,说明顶替者家族对自身能力的认识是合乎实际的,对当地当时的社会的理解也是合乎实际的。但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后为什么顶替事件又会暴露呢?说明顶替者的眼光还不够长,对社会发展的理解还不够深,他们还只能理解当地当时的社会生态,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虽然很精明,但没有智慧,虽然很油滑,但不够通达,眼睛只盯着眼前的一点小利,却不知未来的大害在等着。

上面分析的各个因素中,大部分不在顶替者家族掌控之中,或者说不是他们要直接发力改变的目标,顶替者家族只是对这些因素有深入理解并加以利用;他们直接发力的目标是各个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这些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是最直接影响顶替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构成不可克服的困难。但为什么在几起顶替事件中没有任何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发挥一点抵制和阻挡作用呢?这就涉及到下面要分析的基层利益关系网的相关问题。

从顶替事件引申出的对基层利益关系网的分析

基层利益关系网是复杂的,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本文分析的目标,也不是一篇短文能胜任的。本文只是从顶替事件出发对基层利益关系网的做一点分析,不过,分析的结论对于了解基层利益关系网的形成和运作还是有帮助的。

在把人联系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中,血缘关系是很古老的,也是很重要的,对个人来说,是生下来就拥有的关系。血缘关系相近的人关系亲近,乐于相互帮助、维护和争取共同的利益在情理之中,社会中形成由不同的家族团体构成的家族利益关系网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相互往来而形成的社会利益关系网也是可以预期的;只要不是以网外民众的利益为代价或者说不严重损害网外民众的利益,还是可以忍受的,虽然副作用很大,毕竟家族利益关系网也是团结凝聚社会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超出一定界限,因家族互斗影响到社会凝聚力和团结,或者家族之间互相勾结以一般民众的利益为代价追求家族的利益,这种利益关系网就是危害社会的,要打击以限制其危害程度,甚至要想办法加以拆解。从顶替事件来看,有些地区的家族利益关系网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惜违法犯罪以侵害普通民众的利益。

(一)顶替事件中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行为动机

一般来说,现在家庭的规模都很小,家族的规模也不大,虽然在基层聚居家族的规模会大一些,但现代社会管理的部门和环节是越来越多的,一个家族即使在一个县内能把持和控制的节点也是有限的,绝大部分节点不会在一个家族的控制之下,就像顶替事件中所反映的,顶替家族内部的成员把持的环节和节点很少;如果其他环节或节点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不配合甚至阻止违法的行为,一个家族即使想通过违法犯罪侵害别人利益也是办不到的。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顶替都成功了。为什么顶替能成功了呢?关键在于各个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或无视、或默认、或顺从、或配合,甚至有主动协助违法行为的情况;有一些环节是通过金钱打通的,但很多环节甚至没有用金钱或者用很少的金钱;由于各个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暗中配合和协助,顶替就变得很容易。

各个环节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如此行事呢?

首先,利益关系网没有损害他们的直接利益,虽然他们所处的体制会受到潜在的伤害,但那是遥远将来的事情;甚至他们还可以从配合、协助违法行为中得利,因此他们不会反对。

其次,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情况也有区别,动机也不一样,需要分别分析。

有些领导和工作人员会主动配合和协助违法行为,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是,这一次我帮助你,我会成为你的关系网的重要成员,我的家族关系网会和你的家族关系网会结成利益同盟,等下一次我有求于你的时候,你也会帮助我。家族关系网开始扩张,不同家族的关系网开始联结,形成范围更广的利益关系网,能量也更大。

有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违法行为采取主动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他们的想法是,这一次我如果不默认,将来你会借机报复我;进一步说,如果我不默认,我又知道你违法的事情,我就是你的潜在威胁,你将来必然要打击我,我只能检举你,但如果检举不成功,我会受到更大的报复;反之,如果我默认顺从了你的要求,我会成为你的关系网的辅助成员,将来我有违法的事求你,会得到你的默认,双方的家族关系网还会结成松散的关系,对违法的事互相默认;默认你做违法的事而不阻止,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即使被查出,惩治也很轻。家族关系网规模会继续扩大,不同家族关系网联结而成的利益关系网范围也会继续扩大,能量也更大。

随着利益关系网的范围越来越大,要对抗它,就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时会有越来越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即使有反抗之心,在掂量之后也会放弃,只能采取无视和假装看不见的态度,实质上是被动的默认和顺从。这些人会成为家族利益关系网的边缘成员;由家族利益关系网联结而成的社会利益关系网会把当地的官员和社会各方面的头面人物都包括进去;。

对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应该做一区分。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本身没有可以和家族关系网相互利用的权力,因此不会主动配合和协助,而只是在做领导交代的事项,即使知道违法,也会照做不误,因为即使将来被查出违法行为,自己也承担很轻的责任,如果不做,当时就会面临领导的惩罚和家族关系网的报复。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工作人员借此寻找升迁的机会。

上面的几种类型在山东高考顶替事件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人物,这里不再一一细说。

利益关系网大致包括核心层、辅助层和边缘层,它们在网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从网内获得的利益和信息也是不同的;各层之间不是固定的,会根据权力的变化以及作用的大小进行流动。

由于所做的事情大部分是非法的,利益关系网不会有明确的组织形式和利益关系,平时都是处于潜伏状态,但它是活跃的,遇到事情激发,很快就能发挥作用,其关键之处就在于上面几种人的反应:有的人本来就想入网,终于找到机会;有的人不想挡别人的道,又想从利益关系网获得潜在的好处;有的人不想参与进去,但也不想阻止;有的人想反抗,但也无能为力。总之,各种利益和想法使得利益关系网在需要时很快就能发挥作用。

(二)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和社会背景

进一步的问题是,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为了利益或主动、或被动配合家族的违法行为,其本身也构成了违法违纪行为,那么他们不怕法律和纪律的惩治吗?这就涉及到更深一层的问题。

简单一点说,更深一层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后,公权力从基层后退,政府对基层的管理、监督以及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都在减弱,公权力从基层后退的结果是,留出的空间被各种其他的力量和利益占据,各种利益关系网开始蔓延,严重的地方甚至有笼罩基层之势。

具体一点,公权力后退的大致过程及造成的影响如下: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开始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利益开始增多,利益关系变得复杂,社会结构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变得更复杂。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开始是经济方面的权力,以求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动力;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变化和复杂化,也由于对改革前教训的矫枉过正以及受国外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放松了;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了部分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权力,但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弱化以及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弱化社会控制做法的影响,地方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也弱化了;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都放松了,有些情况甚至处于失控状态。

中央政府向地方下放权力,但相应的监督管理没有跟上,改革以前监督控制地方的那一套办法又失去作用,地方的权力增加,但受到的监督减弱,违法的事情必然增加。

利益增加,社会结构变复杂,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减弱,几个因素合起来必然导致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违法行为争夺利益的情况增多。

对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管理控制同时放松,必然导致地方上政府官员和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勾结的情况增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减弱,基本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有人会说,靠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人们的行为,即使有用,也是长期的事情。靠思想改变人的行为确实需要长期的工作,但完全放弃思想政治工作,在利益诱使和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社会道德水平会急剧下降,人们对利益的争夺会无所不用其极。更关键的一点是,意识形态不是只有引导的功能,还有控制的功能,意识形态控制使得想违法乱纪的官员和各种社会力量会感到一种笼罩性的压力,做事前总得有所顾虑,也使得一般民众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监督和抵制各种违法行为。

对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管理控制放松,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放松甚至放弃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使得基层成了一个半封闭结构,国家的权力贯彻不下去,许多地方官员甚至给人土皇帝的感觉。在这种半封闭的状态中,因为没有制约,部分政府官员和各种社会力量就会互相勾结,开始形成各种利益关系网,随着利益关系网的蔓延,很多官员和各种社会力量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加入进去,没有加入的官员甚至会被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到大众以前,当地的社会舆论和新闻监督也不会起作用。这就是山东顶替事件中相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深层原因。

(三)简单说明利益关系网的危害和拆解办法

这种利益关系网的危害是很大的,甚至比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更可怕。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不好,但它们的存在说明毕竟还有一个公权力组织在起作用;而在这种利益关系网的极端情况下,公权力组织已经被私人利益关系完全拆解,基层社会为私人利益关系所充斥,基层的大部分人被私人利益关系网所笼罩;这种利益关系网的家族之间可能会有内斗与妥协,但只会考虑私人眼中的一点短期利益,只为各种私人利益服务,完全不考虑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基层会变得无目标,无理想信念,无法治,人心冷漠,社会松散无力。如果这种利益关系网蔓延到全社会,社会就会变成这样一种状态:利益关系网中的小部分人勾心斗角,社会的大部分人人心冷漠,充满无力感,任凭那小部分人拆体制的墙角、挖国家的根基也不想管或者是无力管;国家的根基被长时间掏空后,如果遇到大的危机,社会就无法动员、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也没有人有意愿和能力站出来对抗危机,整个社会就会呈现一种“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状态。前苏联的崩溃就是前车之鉴。历史上很多王朝的崩溃也是在类似状态下发生的。

因此必须拆解这种利益关系网,这里就不展开了,只说关键的几点:公权力必须重新控制基层,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的控制要同时加强;加强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不能放任各种有害的思想和思潮控制社会,也不能放任社会处于思想混乱或者思想真空状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作用,信息公开和社会的透明化要加强。总之,就是要从组织、技术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加强对基层和社会的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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