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游”过洪水

作为一个国土辽阔、江河众多、气候多变的国家，中国自古就水灾频繁。眼下，2020年的这场洪水，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也会跻身史册。

连日来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已经造成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27省遭遇暴雨洪水，受灾人次达到3789万。

而令人揪心的是，中国降水量最多的夏秋两季远未结束。

每逢洪水，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受灾地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接下来就轮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物价是否受到影响。

1730年，沂沭泗水系6～7月长期淫雨，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莒州志》记载：“……沙压良田，沧桑尽变，人畜漂没，不可胜言。”而《滕县志》中则特意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大水，米贵如珠，藻满市，人相食”。

而对于2020年的洪水，多家机构的观点则是，此次洪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微弱——一个巨人正轻松游过洪水。

从米贵如珍珠，到1954年洪水甚至影响到此后数年的经济发展，到1998年的洪水造成损失占全年GDP3%，再到如今的影响甚微。洪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什么越来越小了？

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一部社会变迁史，也是一部劳动人民与洪水的斗争史。

灾害强度直逼2016，但经济影响甚微

随着鄱阳湖水位的不断上涨，这个中国第二大湖极有可能在未来的一小段时间里成为“中国第一大湖”。

鄱阳湖水位还在不断上涨，面积一度达4206平方千米，为10年来最大。据有关专家推断，按照这个上涨速度，鄱阳湖的面积极有可能超越青海湖。作为长江进入下游之前的最后一个“蓄水池”，鄱阳湖的水位变化，也意味着长江下游城市的防汛压力不断增大。

（水位持续上涨的鄱阳湖，图为南昌南矶乡水域）

截止13日，全国共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109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33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长江、黄河上游、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太湖先后发生1号洪水。目前，长江干流监利以下河段及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水位处于超警状态。

业内人士称，此次洪涝灾害的强度已经逼近2016年。

很多人或许还会对几年前“中国菜都”山东寿光水灾时全国多地蔬菜价格上涨记忆犹新。但对于今年的洪水，似乎消费者可以稍微放宽一点心了。

东吴证券指出，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对通胀的影响主要通过供给端，即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运输导致供给减少，主要影响品类为鲜菜和水产品生产，但二者在消费者物价指数（以下简称CPI）中占比合计也就4.2%左右，且影响较为短期，对CPI冲击相对有限。

那么6月以来连续6周的猪肉价格上涨又是怎么回事？中国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日前表示，南方洪水一定程度影响了生猪及猪肉调运，部分推升了猪肉价格。但东吴证券认为其背后，还有“生猪出栏减缓、防疫调配要求从严、进口量减少、餐饮和团体消费需求回升”等多重因素共振形成，洪水并非主要因素。

如果参考1998年洪灾严重的湖北、湖南的历史经验可知，洪涝灾害仅可能对蔬菜价格造成暂时性影响，汛期过后影响消退，不会长期推高蔬菜价格。

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产地，洪水导致多个水稻产区受损，粮食价格又会如何？兴业证券指出，由于粮食褪洪后水稻可以补种，并且粮食库存充足，因此只要洪涝灾害的持续时间不超季节性延长，其对整体粮食价格的影响可能有限。

洪涝灾害是否会到影响到整体工业价格水平？东吴证券认为，洪涝灾害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简称PPI）的冲击主要通过需求侧，即影响施工进度进而拖累相关工业品价格，但考虑到以基建为主的施工需求对产业链的影响相当有限（主要是水泥和钢材），因此对PPI的影响相当有限，况且本身强降雨对施工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和不确定性，与基建投资的强弱从历史数据来看也并不显著。

此次洪水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如何？兴业证券指出，从全年来看，强降水的影响甚微。以2016年洪灾为例，洪涝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3643亿元。从目前洪水强度来推算，今年的损失可能大致与2016年相当。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依据2019年中国的GDP达到99万亿的数字计算，占比为0.36%。

我们必须要说，对于任何一个在这场洪水中受难的个体，正在承受的是一座山。在个体微观而具象的苦难面前，分析宏观的数字无疑是枯燥而冰冷的。但另一方面，它们也的确反映出这个国家日益庞大而坚实的经济体量。

洪水的经济“影响力”

沿着时间这条长河向历史的虚空中回望，通过梳理历史上那些有记载的大洪水，不难发现，洪水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力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而渐渐削弱，尤其是在进入新中国后体现的尤为明显。

我国最早的洪水灾害可以追溯到尧帝时期，《孟子》记载，当时“洪水橫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于是出现了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女娲积芦灰止水的传说。最后则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大禹治水，后来他把帝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

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全国各地较大的洪水灾害有1092次，平均约每两年一次。从新中国成立前2000多年的水灾记载历史看，我国是一个水灾频繁的国家。在古代的农业社会，由于人们抗御灾害的能力较弱，洪水一直是阻碍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心腹大患，尤其是大水灾伴随着疾病、饥饿等，灾害的影响往往要持续几年甚至十几年，有些水灾还成为改朝换代、影响政治变革的因素。

元朝末年，黄河决堤，中原大地发生水灾。元朝廷高层扯皮，一部分人主张救灾，一部分人主张顺其自然，前后拉锯6年，黄河泛滥了6年，国家经济一蹶不振，民间民不聊生。等到朝廷终于下定决心治理时，各级官员却对救灾专款各种克扣，最终导致治河的钱粮所剩无几。官府把沿岸百姓能用的能吃的都搜刮一空，所有人无论老幼，全部上工地。随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前兆一出，各地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起，元帝国从此万劫不复。

一场水灾就能导致经济崩溃、朝代更替的时代早已远去。进入新中国，洪水已不再是“恐怖巨兽”——1954年、1975年、1998年、2010年、2016 年的严重洪灾对比梳理，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社会经济发展脉络。

1954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洪水爆发。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有123个县市受灾，洪涝灾害农田面积约4800万亩，受灾人口1888余万，京广铁路100天不能正常运行，灾后疾病流行，仅洞庭湖区死亡达3万余人。由于洪涝淹没地区积水时间长，房屋大量倒塌，庄稼大部分绝收，灾后数年才完全恢复。

1975年8月的河南、安徽沿淮地区严重洪灾，因处于特殊时期的缘故，公开报道相对较少。根据当时深入现场调查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文章回忆，两省受灾人口1150万左右，2100多万亩农田受损，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小商桥到确山县段103公里受损。

1998年全流域特大洪水，由南向北推进，在两到三个流域同时进行。初期珠江、长江、淮河三个流域同时受灾。之后灾情逐步向北推移，长江、淮河、黄河同时都有较大的灾情发生，而最后黄河、辽河、松花江继续同时泛滥。1998年，也成了上世纪中国最惨痛的记忆之一。当年，各地申报的最终直接损失达到2500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约3%。

2010年，江南部分地区发生历史同期罕见春汛；长江、黄河、淮河、珠江、辽河……鄱阳湖、太湖等湖泊均发生超过警戒水位洪水；长江上游干流发生1987年以来的最大洪水，三峡水库出现了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洪峰。2010年的洪灾，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是3745.43亿元，但在当年GDP的比重已经降到0.93%。

2016年，长江流域发生1998年以来最大洪水，长江干流监利以下河段以及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超警戒线水位历时8-29天；太湖流域发生历史第二高水位的领域性特大洪水，淮河流域南系发生1996年以来最大洪水。这一年，洪灾带来的经济损失在GDP中占比继续下降，为0.49%。

以受灾损失在GDP中的占比下降来看经济影响虽然直观，但不太客观。因为中国GDP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保持着高增速，经济体量快速增大带来了GDP基数增大。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

对于1954年的大洪水，百度百科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由于长江流域工农业生产和水陆交通运输在全国的重要地位，1954年大水不仅造成当年重大经济损失，而且对以后几年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什么这一次的洪水对经济的影响这么大？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经济结构、交通运输。

在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之前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农业在中国经济中举足轻重。新中国刚成立时，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0%，而长江流域又是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重中之重，因此一旦大洪水发生，经济立刻遭受重创。

新中国到现在已经经过三次经济结构重大战略调整，从重视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到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向优化升级的方向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农业占GDP比重仍然还有28.2%，但之后这一占比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

到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工业和服务业快速增长，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达到36.2%。而此时，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的占比已经仅有7.1%。

另一方面，则是交通运输的变化。

以此次受灾严重的鄱阳湖地区为例。沿着鄱阳湖流域的赣江一路往南，经由大庾岭的梅关驿道，便可直达珠江流域。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时代，这里是中国内陆最重要的南北水运大通道。江西的瓷器、茶叶、木材、农作物等多经由水路外运，物资集散直接促使江西古代四大商镇景德镇、樟树镇、河口镇、吴城镇的兴盛。

数百年后，江西有了京九铁路等6条骨干铁路、28条出省通道、7座机场组成的运输网，将江西与中国乃至全世界紧密链接在一起。鄱阳湖的水运不再那么重要了。

鄱阳湖是中国交通运输变迁的一个缩影。从漕运到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从京张铁路到高速、大容量、集约型、通勤化的高铁，“八纵八横”的格局下，中国的城市因此串联，人、钱、物的流向更加便捷高效。水路对于经济的影响日益减少。

这是现代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活力与承载能力的体现。

一张既“坚硬”又“柔软”的大网

两千多年前的一天，司马迁来到了他考察当时中国水利的最后一站——李冰父子兴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后来，这位著名的史学家在《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里如此写道：“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曰：‘甚哉，水之利害也。’”

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治水史。

不止中国史是一部治水史，全世界重要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长江文明都与水有关。洪水的定期泛滥，让治水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

这也是都江堰能够永载史册的原因。

而未来的史书中，三峡水利工程无疑将超越都江堰的地位。

每次洪水来临，有关三峡水利工程的话题就会多起来。这一全球最大的水利工程建筑一直是伴随着争议成长起来的。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评估时九位专家没签字；1992年通过时，三分之一票流失，177票反对、600多票弃权。

但在其2006年建成至今的十多年里，三峡水利工程已经证明了它在发电、防洪等多方面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

“当年建设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是为防洪、为防止荆江大堤垮堤。”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减灾专家程晓陶说。

2016年的洪灾中，通过三峡工程的削峰，避免了长江上游的洪水与中下游洪水叠加，减轻了长江中下游的防洪压力。

而根据水利部长江委官方微信号7月13日消息，三峡水库截至7月12日晚共拦蓄洪水约30亿立方米，相当于减少了210多个西湖的下泄水量。

但必须承认，一个三峡水利工程，在历年的特大洪水面前作用毕竟显得有限。治水，历来就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性、综合性、系统性工程。

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暴露出水利工程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如防洪工程标准偏低，人水争地矛盾加剧了洪水的危害，非工程措施建设滞后等。1998大水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大对水利的投入，治水理念也实现了新的飞跃。

从“九五”期间小浪底、万家寨等重点水利工程，到百色、尼尔基等“十五”重点工程建设……到“十三五”时，已经确立“节水优先”这一科学的方针，并完善江河综合防洪减灾体系，确定了使“十三五”全国洪涝灾害和干旱灾害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占同期GDP的比重分别控制在0.6%和0.8%以内的目标。

而最新的消息是，1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发布称，我国计划2020年至2022年重点推进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总投资约1.29万亿元，带动直接和间接投资约6.6万亿元。

水利工程建设之外，中国还在不断加强对洪涝灾害规律的认识。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减灾研究室主任李茂松博士看来，本世纪以来对洪涝灾害防护的科技创新纳入国家计划，开展了很多针对性研究。

在如何降低洪涝灾害的风险方面，中国绘制了《全国洪涝灾害风险图》，从宏观上调整生产布局调整，最小化整体风险。其次，排涝能力相比之前有了大幅度提升。农业机械大幅装备后田间作业能力大大增强，机械化开沟作业效率相比人工大幅度提升，只要机械能够进入农田，效率效能相比1998年不可同日而语。

针对农作物，对于水稻种植区域，不同的生育阶段均有相应的技术措施应对洪涝灾害。一季稻处于分叶、拔节阶段，针对水淹时间长短，水淹程度，例如是没顶，还是部分淹没，均有不同的技术应对方案。

在洪水这头猛兽面前，相比水利工程建设的“坚硬”，这些更“柔软”的措施的不断丰富，才能共同织成一张中国防洪减灾的密网。

一切还在继续，一切也还将继续。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洪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愈发微不足道，但在自然面前，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才是真正微不足道的那一点。

无论如何，在漫长的未来，人类还将永远与洪水这头猛兽共处。这让人想起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那场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活下去。无论洪水、瘟疫、饥荒、灾难，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