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too young，中华先贤跟你聊聊经济学

文/ 田国强（世说经语：shishuojingyu123）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是从西方灌输过来的。其实不然，早在从上古中华文化起，中国就有许多思想家崇尚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给出了许多激励相容的辩证治国方略，总结得异常深刻。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及基本结论，如个体自利性假设、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的无为而治、社会分工、国富与民富及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古代先哲们差不多都论及到了。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方面的例子。

姜子牙的“国富论”

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认为，“避祸趁利”乃是人之天生本性。

姜子牙

姜尚说，“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从而说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的以民为本的民富国定，民富国强的辩证统一思想和治国的根本规律，给出了政府要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的根本治国方略，达到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的激励相容的结果。

姜子牙对国富和民富的顺序关系也给出了精辟的答案：“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家富。” 文王在其建议下开仓济穷，减税富民，西周日益强盛。

听管仲讲讲“看不见的手”

春秋时期，管仲洞察到许多深邃的经济学思想。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自利论”。

管仲

《管子·禁藏篇》对个体逐利的社会经济活动给出了形象而深刻的解释：“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荚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这基本上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一个非常形象表述，但早了2000 多年。

管仲在《管子》一书中给出了需求法则：“夫物多则贱，寡则贵”，也给出了民富则国定、国安、国治、国富、国强的基本结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所以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穷责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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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信息经济学大师

“兵圣”孙子的《孙子兵法》“始计篇”虽说谈论的是兵法，但与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高度吻合，完全可将其放在做事业的情境下。这也是治理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或单位，做大事，办成事，决策正确和在竞争中能胜出的法则。

孙武

 他同时也给出了信息经济学基本结论：信息完全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优（“the best is first best”）；在信息不能对称的时候，至多只能得到次优结果（“the best is second best”），也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

太上老君是自由主义者

老子在《道德经》中给出了成大事者应明白的综合治理最高法则：“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57 章）

老子

这是治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的根本之道，通俗地说，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要政府少干预，无为而治。老子将“道”看作为无形的自然规律，而“德”则是“道”的具体体现。他认为，治国御人应采用天道、地德、无为的管理理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 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孔子也肯定了在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正当性。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孔子

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而自己贫贱，这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孔子在此鼓励人们追求正当的物质财富。《论语·先进》篇记载：“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表达了孔子对身为商人的弟子子贡的赞赏。

秦国要自强，商鞅说先把产权弄清楚

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就曾以野兔为例阐述了建立私有产权的极端重要性，产权明晰界定可以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市场秩序的建立。这个结论比科斯关于产权的重要性的结论早了两千三百多年。

商鞅

商鞅在《商君书》中讲道：“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而逐之；名分己定，贪盗不取。”其大意是，众人之所以追逐野外奔跑的野兔，并非因为可以对野兔分而得之，而是因为无主的野兔给大家提供了积极争取所有权的动力，即便尧、舜、禹、汤在世也会如此。被捕获的野兔在市场上出售，因为其所有权既定，他人就不能随意盗取。

太史公论“经济人”和社会分工

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更是写下了石破天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千古名句，这和管仲的自利论的思想一脉相承，并且提出了与斯密非常类似的，建立在自利基础的社会分工实现社会福利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

司马迁考察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意识到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他认为由农、虞（掌管山泽的官）、工、商所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应该合乎自然地发展，而不需行政命令来加以约束。

他进一步写道：“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自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大意是说，人们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自由竞争，日夜不停，像流水一样自然。不需要行政命令干涉，各种产品就被生产出来，这实际上就反映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中国古代思想中也不乏至今仍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政府治理哲学，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和几种基本的制度安排的排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的非常精辟：“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喻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其次导之以利，其次加以道德教化，再次用规定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经济学思想异常深邃，亚当·斯密等人所论及的，各位先哲（本文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司马迁，也于耶稣降生前几十年就去世了）早已论述到。虽然只是些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但仍不妨碍我们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助力当下的改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