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思维起源于中国，世界也一直模仿中国，但从未超越

一

在对文化、文明的认知上，现代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是乾坤颠倒的，甚至神经错乱的。本文以“抽象思维”这个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来说明这一点，同时也是对抽象思维在人类文明史中的起源和演变进行简短地考察。

现代的学术观点认为，抽象思维属于理性思维，西方人做的好，中国不行，中国人的思维是形象的、感性的。事实上恰恰是相反的，在整个人类文明史，自古至今，在抽象思维上，中国文明不仅都一直领先，而且也唯有中国文明的思维做到了真正的抽象，而是在文明的一开始就做到了。抽象思维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标志，也是中国文明的基因。因此在中国文明史中绝不存在思维方式从具象到抽象的逐渐演化的过程。

西方文明史恰恰相反，他们思维方式存在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过程，以及抽象程度由低到高的演变过程。在开始阶段，他们的思维是具象的，没有抽象思维，但是后来有一天抽象思维突然出现了，后来又发生几次阶段性的抽象程度的突然提升。

但是，尽管他们在朝向真正的抽象思维不断地发展，却一直没有达到真正的抽象思维的程度。真正的抽象思维在西方文明史中一直都没有出现，包括当下所谓的“现代文明”。也就是说，西方人所标榜的抽象思维并非真正抽象思维，他们并未做到真正的抽象。

同时，抽象思维在西方文明史中的突然出现，和抽象程度的阶段性提高，只可能是受中国文明影响的结果，是中国的抽象思维周期性西传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的文章中，西方之西是以中国为参照坐标的，中国以西的统称西方，西欧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由于中国位处亚洲的最东端，西方实际是指人类文明的中另一半。即整个人类文明分成两大块，一块是中国，一块是西方。

也就是说，中国的抽象思维不仅最早，而且最真。要寻找最早的抽象思维、最真的抽象思维，必须到中国文明中，中国历史中去找。然而，现代西方学术却坐井观天地认为，自己的历史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自己历史中的抽象思维发展史，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现代文明中的抽象思维也是人类文明中水平最高的。

其实，西方的历史只是整个人类历史之井口，而中国的历史才是人类历史之天空。由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现代西方的学术就错把井口当天空。而中国当下的学术又是西化学术，将西方的坐井观天式学术视作真理，宁愿相信西方之井口，而不愿意相信自家之天空，成为“舍天取井”式学术。

现代西方学术，依据西方的历史，认为抽象思维在人类文明史中也一定是从无到有、从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既然中国文明史中不存在这么一个过程的，因此，中国文明中就一定不存在抽象思维，中国的思维方式一定是低级而原始的。事实上，远远超越他们历史认知和文明认知的是，远在西方还不知抽象为何物之前，抽象思维早就在中国文明中存在。中国文明自文明伊始，其思维就是抽象的，而且是真正抽象的。对中国文明而言，抽象思维是文明出现的标志，是文明的标志。

如果以中国文明为参照标准，如果没有抽象思维，你就不是文明；如果没有真正的抽象思维，你就不是真文明。这样，整个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其他任何文明，包括现代文明，都称其不上真文明，而是趋向于文明的文明，是准文明。

二

那么什么是抽象思维，其实很简单，就是超越于外物的思考能力。抽象程度也就是思考本身超越外物的程度，不依附于外物的程度。真正的抽象，就是思考本身出现绝对的独立和自由，而不受任何外物的牵绊。

思考是什么？就中国文明而言，就是人心的功能。谁在思考，是人心在思考。这样人心就是思考的主体。思考具体就是判断和选择，对外境、外物进行判断和选择。同时，思考的过程是一个“意”的不断显现过程，思考的结果是表现为新的“意”。当将“意”付诸行动时，“意”就转化为行动，可以被外人观察的到。

这里涉及到几个关键概念：心、思考、判断选择、意。这是中国文明、文化中的最核心概念。《大学》“八条目”的前四条，就是对这些概念进行讨论，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格物”就是与外物接触、发生联系，这也就是做事；“致知”，一旦人与外物接触，关于外物的“意”一旦形成，内心就会自动产生好恶、是非的判断，从而发现自己喜欢的、认为是正确的“意”，这就是“致知”。

“诚意”就是对“意”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标准，让“意”合乎自己的真实本心；“正心”是从思考的主体上来说，“诚意”是从思考的具体过程来说，“诚意”其实就是“正心”。只是，“诚意”是针对具体的“意”而言，而“正心”则是对“意”的发出主体。“意”是心之所发，“心”是“意”的发出主体。同时，也意味着“心”的归正需要通过一次次的“诚意”才能修炼出来。

但是，“心”、“思考”、“判断选择”、“意”，这些概念都是绝对抽象的，其本身都是与“物”绝对分离的，是绝对独立和绝对自由的。我将这种绝对独立和绝对自由称之为“心性独立”、“心性自由”。“心性自由”就是真正的抽象思维，其实质就是确立人的思维主体的绝对主体性，即绝对独立、自由性，对外物的绝对超越性，不允许任何外物对其进行一丝一毫的制约。

从这一层意义的抽象来说，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文明达到了，而且在文明伊始就达到了。西方任何历史阶段的任何文明均未达到，包括现代文明，他们没有产生“心”的概念，没有真正意识到思维主体的存在。不过他们的确在一直朝向这个目标不断进步、接近。

抽象思维的核心并不在静态地脱离物象、超越物象，而在通过脱离和超越物象，而实现的思维主体的绝对独立和自由，即“心性”的绝对独立和自由，让“心性”能够绝对独立和自由地进行“思考”，进行“判断和选择”。即让心性保持最大程度的“活性”，让“思考”和“判断选择”保持最大程度的活性。

这样就将“心”和“物”严格区分开来，形成中国学术史中的“心物之辩”。在“心物之辩”中，“心”就是绝对超越“物”的思维主体，是绝对抽象的，也是处于最大化的活性的。“物”则是心的“思考”对象，“判断选择”对象，“物”不仅是有物象的，而且是“死”的，完全被动的。

“物”不仅包括有形的具体之物，而且还更包括无形的抽象之物，譬如思想理论、包括神在内的宗教理念、制度、法律等等之类，这些都是物。

事实上，在现代的西方思维中，所谓抽象，就是指“抽象之物”。但是，以中国文明的视角，抽象之物依然是物，依然是有物象的，而非真正抽象的。唯有人的思维主体“心”，才是真正绝对超越物象的，是物象的思考者。

由于，没有意识到绝对超越物象的“心”的存在，西方文明实际上是“无心”的，而只有“物”，不是以“心”为本体、本位，而是以“物”为本体本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的抽象思维是一定以“心”为本体本位的，凡是不以“心”为本体本位，而是以“物”为本体本位，都不是真正的抽象。

唯有中国文明是“心的文明”，西方文明自古至今都是“物的文明”。只是，他们所崇拜的物，其抽象程度，其心性含量在不断地提高。从多神教多一神教，抽象程度、心性含量得到一次巨大的提升，因为多神教的神是具体的神像，而一神教的神则是抽象神，而且还包含着“义”，可以善化人的心性、心灵。从一神教的神，到科学真理，其抽象性和心性含量进一步提升，因为一神教的神尽管是抽象的，但是还是包含着具体的人性，上帝依然是有喜怒哀乐的，而科学真理则将一切的具体化的神性（人性）都清除掉了。同时，科学真理还允许人的参与，通过实验发现真理。但是，科学真理，象神一样，依然是物。

其实“物”中也是包含着心的成分的，最典型的就是思想理论，或者宗教中的神灵，都是人心思考的结果，都是按人的意图去设计的。那么这些东西为什么叫“物”，而不叫“心”。原因在于，“心”是指的是思维主体，指的是思考能力本身，判断和选择能力本身。这个思维主体也是“意”的发出主体，而非是指思考的结果，非是指已经发出的“意”。思考的结果，已经发出的“意”，尽管产生自“心”，但是，一旦发出，就已经脱离“心”，不是心，而成为死的“物”了，成为“心”的思考对象了。

同时，对于作为思维主体的“心”而言，尽管至关重要，但是，却又是绝对抽象的，不可以被直接感知，而是一个逻辑推导的结果，是一种逻辑存在，功能性存在。“思考”是心的功能，也是一种归纳结果，人能够直接感知的唯有相续不断的“意”。“意”是思考的基本单位，也是思考的结果。正确合理的“意”就是“知”、“良知”。

什么才是正确合理的“意”，有两个判断标准，一个是“诚”，一个是“公”、“同”。“诚”是就个人而言，而“公”、“同”则是就社会全体以及历史全体而言。“诚”就是符合个人最真实的本心的“意”。“公”、“同”则是符合全体所有人的本心的“意”，即“公意”、“同意”。两者又是等价的，即“诚意”等价于“公意”。

“诚意”为何与“公意”等价，因为人心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即孟子说的“同然之心”。因为古今天下人的人心是相同的，所以，所有人的“诚意”也一定是相同的，一个人的“诚意”就会得到全天下人的“诚心”的赞同。古圣人的“诚意”也对受到后人的“诚心”的赞同。

“公意”又是社会良好秩序的基础，“诚意”则是个体独立自由的基础，即“心性自由”的基础。“公意”和“诚意”等价，也就是意味则会个体的独立自由与社会良好秩序之间是完美统一的。只要所有的人都“诚意”了，按“诚意”做事，整个社会就自然处于良好秩序之中，处于“有道”的状态，因此，“诚意”、“公意”也是“道义”、“道理”、“义理”、“道”、“义”、“理”等。可以把这些概念统称为“道义”。

“道义”本质就是“意”，是有人心所发出，也是人心的思考结果，因此，可以将“道义”与“心”直接等同，这就是宋明理学所说的“心即理，性即理”。

“心”是绝对抽象的，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意”和“道义”是由人心所发出，就发出而言，“意”和“道义”也是绝对抽象的，也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不受任何外物一丝一毫的制约和牵绊。

三

“意”、“道义”是人心思考的结果，也是人的行为的内在精神支撑，主导人的行为，主导社会实践。同时，人所唯一能够直接感知的也是“意”、“道义”，因此，对“意”、“道义”的表达就至关重要。抽象思维的抽象性，不仅体现在对思维主体“心”的抽象认知上，还体现在对“意”、“道义”的抽象性表达工具的开发上。

说中国文明是唯一存在真正抽象思维的文明，除了唯有中国存在真正的绝对抽象的“心”的概念之外，也唯有中国存在真正抽象的“意”、“道义”的表达工具，即独立而抽象的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就是“文”、“文系统”。

现代汉语中，把“文”、“字”等同，“字”也叫“文字”，其实“文”和“字”是有根本不同，是两个东西。“字”在中国的出现相对比较晚，商朝才有，最早的形态是甲骨文。但是，“文”在中国却自文明伊始就存在，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元素和标志。事实上，“文”属于抽象思维的一个配套部件，也唯有中国有，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

“文”和“字”的区别在哪里？“文”是真正独立的抽象符号，是表达绝对独立的“意”、“道义”的工具。这就是“文以载道”的真实内涵。最原始的“文”，既不是“字”，更不是成篇的文章，而是“字”之前的抽象符号系统。

“字”尽管也是符号，但是却仅不独立，也不抽象，因为它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是表达语言的工具。也可以说，“字”一种特殊的“文”，一种经过改造的“文”，就是将“文”与语言结合，表达语言的“文”就是“字”。

因此，文字的整体演变史，不仅包括“字”的历史，而且还包括“文”的历史，当然还应包括从“文”到“字”的过渡史。这些全部的历史也仅仅存在于中国，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为西方所无。

也就是说，就文字的整体历史而言，西方的文字史仅仅是一个局部史，仅仅是一个井口，中国的文字史才是文字史之全部，才是文字史之天空。这注定西方关于文字的学术只能是坐井观天的学术，只能产生盲人摸象的结论。遗憾的是，这是中国坐井观天的、盲人摸象的学术，正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包括中国。

从文字的整体演变史看，从“文”到“字”实际上是一个逐渐演变的历史，整体包括四个阶段，四种形态。

第一个阶段，是纯粹的“文阶段”，从文明伊始的伏羲时代，到甲骨文出现的商朝，都是这个阶段。此时只有“文”，而没有“字”。

第二个阶段是“微言文”阶段。这是文特征依然明显的字阶段，字的初始阶段。文开始与语言结合，形成了字。但是，这些字的“文特征”更明显，与语言的结合程度还比较低，与语言的同步性还还比较低，还不是成熟的字，尚不能顺利的表达语言。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就处于这个阶段。我把甲骨文金文称作“微言文”。“微言”的意思是，“字”中所包括的语言成分比较少，而更接近于“文”。

第三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文言文”。此时，“字”中的语言成分大大提升，与语言的同步性大大提升，可以比较顺利地表达语言，汉字开始成为成熟的字。但是，此时的字，依然与语言不完全同步，而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也就是说，“字”中依然包含着相当的“文”的成分。因此叫“文言文”，即“文”和语言相结合的“文”。

第四个阶段是辛亥之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出现的“白话文”。“白话文”的实质就是将汉字中的“文”的含量彻底消灭掉，而只剩下其语言的因素。这样，汉字就是彻底成为表达语言的工具，成为彻底的“字”。

本文主要关注“文”，而非“字”。关于字，只想简单地指出，其他任何文明中所出现的字，都是白话文式的字，既没有纯粹的“文”，也没有“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微言文”和“文言文”。无论是字母文字，还是之前古两河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是如此。

从抽象程度而言，从“文”到“字”实际上是一种堕落和退步，是从抽象到具象的变化。字母文字绝非是真正抽象的，因为它是和语言绑定在一起的，是语言的符号化，语言则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当然，开发一套表达语言的符号和工具，对人类的交流而言当然也是好事。

那么用于表达“意”、“道义”的“文系统”究竟是什么？下面简答地说一下。

“文系统”又具体包括两套子系统，一套是易经的卦象符号系统，另一套则是契约符号系统。契约符号系统也包括两个子系统：结绳符号系统和书契符号系统。其中易经符号系统偏重理论，与具体的生活和生产实践没有直接关系。而契约符号系统则是扎根于实践的，与具体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因此，文系统是以契约符号为主体的，易经符号则处于次要的辅助性地位。

结绳和书契是中国契约的最原始形态，结绳更原始，书契次之。两者的契约机制基本相同。结绳是一对完全相同的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则是一对小木片或竹片，一排自上而下排列的横线组，被刻在一对并排放置的书契的中心，左右分开后，左右契各保留一半，呈齿文状。结绳的绳结和书契的契齿文，实际都是数字符号，用来表达数字，指代标的物的数量或价值。

结绳的左右绳，书契的左右契，为契约双方所持有。一般债权方为右方，持有右绳或右契，债务方为左方，持左绳或左契。这是中国古代以右为尊，以左为卑的根源所在。同时，右方是债权人，是借出者，是帮助债务人的，因此，右有“佑助”之意。“佑”本字就是“右”。左方是债务人，当有人持有右契或右绳前来要账时，他要与自己所持有的左绳或左契相对比，验证真伪，验证左右是否相“合同”。因此，有“左证”之说。如果不能相合同，就是“相左”，即右契、右绳不能与左方相“合同”。“合同”原是就结绳、书契的对比验证而言，后来就直接指代“契约”本身。“契”是书契，“约”是绳子、结绳。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而治”其实就是“契约而治”，即以契约为治理社会的工具，让整个社会实现良好的“契约秩序”。这是政府产生出现之前，中国上古社会的状态。契约其实就是“文”，“契约而治”就是“文治”，这也是中国政治理念之基石。因此，作为“文”的契约，在中国文明中具备基石性地位，不仅是“字”的基石，也是基本思想理念的基石。

在结绳契约和书契契约中，结绳和书契本身并非完整的契约，而只是契约的符号，因为它们本身的信息承载力及其有限，而只能记录数字，通过绳结和契齿文。更详细的契约条款，则是通过口耳相传的语言来记录的，这些语言就附着在结绳和书契之上。也就是说，结绳和书契只是书契符号和契约凭信，语言性的契约条款才是信息意义上的契约主体。

因此，结绳和书契这两种契约符号，也是语言性契约条款的载体，承载那些语言性的契约条款。这种承载是象征意义上、标志意义上的的承载，一看到这些符号，就会想到那些约定的语言。

包括数字在内的契约条款，既是单方的“诚意”，也是双方共识性的“公意”，因此，契约条款也是“道义”。这样契约符号就成为“道义”、“诚意”、“德”的载体和象征。实际上，“意”、“诚”、“德”的甲骨文都是直接包含着契约符号的“契约文字”。这些“字”和理念都是基于契约实践的。对于“意”和“德”的甲骨字形，我此前做过专门的考释，请参阅本号此前的文章。对于“诚”字以后也会专文考释。

尽管结绳和书契是具象的实物，但是他们是完全的抽象符号，抽象符号的抽象性取决于其所承载的内容，而和其本身的形体形态无关。之所以说结绳和书契本身就是完全的抽象符号，原因在于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是绝对抽象的，就是“意”、“道义”。结绳和书契是“文”，它们所承载的是“道”，即“文以载道”。

“文”只是表达“意”、“道义”的工具，而“意”、“道义”则是由绝对独立和自由的“心”所发出，与“文”完全无关。文是文，道是道。“文”只是道的载体，并非是道的创造者。

这和现代人依然用算盘珠子表达数字是一个道理。算盘珠子也是具体的实物，但是，我们却认为它是表达数字的抽象符号。事实上“符”这个字的本意就是“符信”，指的就是结绳书契，以及由其所衍生的实体性的契约符号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就是一种由结绳书契符号所衍生的契约性符号，是实体性的兵符、“虎符”。

事实上，结绳和书契本身也的确是基于数字的，绳结和契齿文都是基于抽象数字的新的抽象符号。易经的八卦符号也是基于数字的，甚至，最早的八卦是直接用数字写成的，就是“数字卦”。结绳书契以及八卦符号都是基于抽象数字、抽象数学的。也就是说，整个“文系统”都是基于抽象数学的。中国也是抽象数学的起源地，易经和结绳书契也是人类文明史中对抽象数字的最早应用。

及其实质，抽象数字本身也是一种文，是跟基础的“文”，也是表达道义的工具。古代典籍上，“数”有时是可以直接等同于“道”的，与“文”也可等同于“道”等同，都是用载道工具来借指道。

作为从“文”到“字”转化的最早阶段，作为汉字的最早形态，甲骨文的造字基础，是对“文”的直接借用，主要是对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的直接借用。甲骨文中也有完全脱离“文”的象形字，但是数量非常少，而且都是边缘字。因此，整体上而言，甲骨文不是象形文字，而是“抽象文字”、“契约符号文字”，或简称“契约文字”。关于这一点，我此前已经做过很多论述。

四

抽象思维是中国文明、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基因，而抽象思维根本则又在对思维主体的确认，即对“心”的确认。绝对独立和自由的“心”的概念的出现，是抽象思维之标志和衡量标准。也就是说，“心”的概念是最高级别的抽象，也唯有达到这个级别，才是真正的抽象，否则都是假抽象。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拥有绝对自由的“心”的概念，因此也唯有中国拥有真正的抽象思维，中国之外的抽象都是假抽象，都是执着于物的具象。

抽象思维思维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就是文明产生的时间，即在伏羲时代。这个时候，不仅产生了独立的“心”的概念，也产生了独立的“意”、“道义”的概念，还产生了抽象数学，以及基于抽象数学的八卦符号和结绳。抽象数学、八卦符号、结绳可以统称为“文”。“心”、“意”、“道义”可以统称为“道”。这样，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是“文以载道”的。

结合文献和考古证据，伏羲时代的时间下限应该是10000年前。这也是农业出现的时间。

但是，大约5500年前左右，人类的历史发生根本性变化。就是全球性的文明大交流开始出现，即中西文明的交流开始出现。

事实上，在5500年前，当时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有三个地方。一个东亚的中国，另一个则是西亚的古两河，包括与其毗邻的古埃及，这两者是一个文明体系。第三个则是东亚和西亚之间的中亚。东亚和西亚当时都是已经是农业文明，中国是“契约-易经”文明，西亚则是多神教文明。这是两个繁荣和富足的文明中心。中亚，包括与其成为一体的东欧，是茫茫大草原。这里是游牧文明，贫穷、无序而暴力。

在5500年前之后，可能是由于人口增长的原因，中亚游牧开始周期性地向外扩张，大约500年一周期。这导致侵略和战争开始在人类历史中出现，是游牧文明对东亚和西亚农业文明的侵略。这个过程也同时是一个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亚游牧在侵略的同时，也成为文明交流的推动者和中介，让中西文明发成周期性交流，当然而是500年左右一个周期。

中西文明交流，实质上就是“抽象思维的文明”与“具象思维的文明”之间的交流，也是“心文明”和“物文明”之间的交流。中西周期性文明影响的结果是，西方的“具象思维”、“物崇拜”传入中国，似的中国的思维也开始由抽象向具象转化，由崇尚心向崇尚物转化，即出现“具象化”、“ 物化”。

但是，当中国充分吸纳西方的“具象化”、“物化”的元素后，又会将其改造，重新回归自身的“抽象思维”，回归作为思维主体的心本体，重心而轻物。这就是“心物之辩”的起源和历史内涵。

西方的历史恰恰相反，他们在中国抽象思维和心本体理念的影响下，开始出现抽象思维，开始意识到作为思考主体的心的存在。而且其思维的抽象性，以及对心的重视程度，也随着周期性的中西交流而阶段性地不断提升。

因此，在研究550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时，一定要能区分两种的不同的思维和本体观。同时还要能够认识到两种思维、两种本体观的相互影响。否则就无法对历史本身建立正确的认识。

遗憾的是，目前的学术都是以西欧为中心的西化学术，欧美的是，中国的也是。前面我已经指出，对西方而言，这是一种坐井观天式的学术，以西欧西方历史和文明之井口，去判断整个人类历史和文明之天空。从文明的核心元素来说，能够代表人类历史和文明之天空的是中国。但是现代的中国学术恰恰又迷信于欧美，这样就导致当前中国的学术也是西化的，也是坐井观天的。但是，对中国的学者就不能用坐井观天了，而只能用“舍天取井”。

在文明的核心元素上来说，5500年之后的历史走势，中国与西方存在根本不同，总体来看，是文明核心元素从中国向西方进行输入的过程。是抽象思维、心本体理念、表达意的抽象符号（文）这些东西都是起源于中国，在中西文明交流中不断地向西方输入，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不断进步、发展。

而中国则是受西方“落后”文化的影响，而周期性退步，但是，很快又能复兴固有的文化。这样中国的历史就呈不断地周期性循环。

总体而言，中西文明之间比较重大影响有三次。就中国而言，这三次分别是：五帝时期，从西方传入的多神教，使得多神教崇拜和祭祀开始在中国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从西方传入尚利尚战的法家思想，使得求利思想、专制思想开始在中国出现；近代西方科学和资本主义的传入，让中国开始出现以经济和资本为本位的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转折，也是三次文化的大崩溃。前两次都实现了文化的复兴和回归，最后一次正在复兴和回归之中。

就西方文明的历史而言，影响比较大的则有五次。第一次是文字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是对中国的文学习的结果；第二次是法律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这是对中国契约学习的结；第三次是一神教的出现，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这是对中国唐虞三代时期上帝教学习的结果。这个上帝教也是中国对西传的多神教进行契约化、抽象化改造的结果；第四次则是春秋战国时期，西方开始出现数学、已经抽象哲学、无神化的宗教等等，这些也是再次受中国影响的结果；第五次则是近代的西欧出现哲学革命，最终形成“现代文明”。

研究中国历史，关键在于明确中国对外来的具象思维和物化文明的改造，对多神教文明的改造，对法家尚利尚战理念的改造。当前我们正在面临第三次对西方文明的大改造，就是对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的改造。

下面以对多神教的改造为例来说明。

在中国三代时期的祭祀中，实际上是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祭祀方式，一种是基于抽象思维，一种是基于具象思维的。可以成为抽象祭祀和具象祭祀。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祭祀观念的出现，实质上就是文明冲突的表现，也是中国对外来的多神教进行改造的结果。

抽象祭祀就是“德祭”，即基本神学原理是“鬼神飨德”，即鬼神以祭者的德为最好的食物，“德”也是献给神的最好祭品。“德”祭是中国祭祀的最重要部分，最核心部分。而具象的以实物性的食品的祭祀，反而是次要的。显然，具象的食品祭祀是西来的，而抽象的“德”祭则是中国独有的，是中国对祭祀的改造。

“德”，就是“得道”。“德”和“道”都是抽象的，必须用具体的“文”来呈现和表达。那么“德祭”具体是以什么为祭品呢，答案就是作为“文”的契约符号，就是结绳和书契。“德祭”就是以契约为祭品的“契约祭”。

在契约祭中，又有一种特殊的契约形态，就是“玉石”。玉石原本是多神教中的一种实物性祭品。但是，传到中原之后，对其进行了契约化改造，用玉石来制作书契、契约。因此，对中国而言，玉石的价值并不在物理上的玉石本身，而是赋予其上的契约含义。事实上“玉”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形就是直接来自书契符号“丰”字形的契齿文。“契”字中也有这个符号。

玉石在中国的三代时期之所以重要，并不在玉石本身，而在它是一种契约材质，玉质契约。这些玉质契约不仅可以在祭祀中用作祭品，更重要的是，也是政府主要的政令、政策发布工具。那时是没有文字的，政策政令的发布都是契约式的，以契约的形势发布。玉圭、玉璋等玉质书契，则是政令政策的契约符号、契约载体。政策政令的信息本身是口耳相传的语言，但这些语言是以圭、璋为凭信的。

因此，研究中国的玉器一定要注意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的是契约-易经文化，西方传来的是多神教祭祀文化。前者万万不能混淆。否则即会闹出笑话来。

上海交通大学的神话学教授叶舒宪就闹了一个这样的大笑话。这位教授提出了一个“玉石文化”的概念。既然三代时期的中国非常重视“玉”，于是该教授就认为，中国文化源于玉石崇拜，通过研究玉石的起源和传播，就可以追溯中国文化的根。显然，他们没有注意到“玉石文化”二重性，也没有注意到祭祀文化的二重性，没有注意到玉石的契约本质。通过研究研究玉石的起源去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犹如通过研究算盘珠子的起源去研究数学的起源，最后必然追溯至木匠那里，因为是木匠打造了算盘珠子，因此也是木匠发明了数学。

叶舒宪的“玉石文化”说，就是当前西化的“坐井观天”学术的荒唐之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的“舍天取井”式学术的荒唐性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