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粮食的分布才是文明起源的最重要地理因素，中国绝对占优

关于文明是何时，以及如何起源的，目前学界依然分歧很大。有的观点认为文明起源于农业的出现，有的观点认为文明和城市相关，还有观念将文明的标准定为有无文字。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新的观点越来越更值得相信，那就是文明在农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一观点不仅有原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支持，而且还与中国的传统文献记载相合。

中国传统文献记载认为，文明开始于伏羲时代，然后经神农、祝融，再至黄帝、尧舜，接下来是夏商周三代。从伏羲到尧舜的“三皇五帝”，是传统中国对上古历史的认知。神农时代，就是农业时代，伏羲时代在农业之前，应该是渔猎采集时代。

但是，导致文明出现的渔猎采集，并非一般的渔猎采集，而是一种特殊的渔猎采集。特殊在哪里？特殊在，其主要的采集对象是野生粮食。这些野生粮食就是后来成为农业耕种的粮食的前身。这些野生粮食，主要有三种：野生小米，野生大米，野生小麦。这种特殊的渔猎采集时代，可以称之为野生粮食时代。人类文明就是在野生粮食时代诞生的。

野生粮食为什么可以催生文明的诞生？原因是野生粮食能够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从而可以让人过上相对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真正催生文明的不是野生粮食本身，而是由其所带来的稳定的生活、定居式的生活。

粮食相对其他食物，包括水果和肉类，最大的优势就是很容易保存。保存起来的粮食，可以让人的食物不再依赖季节的变动，不再依赖野兽的移动。同时，保存下来的粮食，也必须有个固定的存放之所。这就导致了定居生活的产生。

考古学已经证实，在正式对粮食作物进行农业耕种以前，人类已经开始对野生谷物的采集已经维持了好几千年，甚至一万多年。文明更可能是在这个漫长的野生粮食采集时代所创生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存在一个判断文明与否的标准，就是是否“粒食”。“粒”就是粮食颗粒，就是粮食。“粒食”就是吃粮食，以粮食为食物，不“粒食”就是以粮食之外的其他食物为食物，如果蔬和肉。中国传统认为，蛮夷，尤其是北方游牧都是不“粒食”的，华夏中国才是“粒食”的。总之，“粒食”即文明，不“粒食”即野蛮。当下中国 ，“不是吃粮食长大的”依然是骂人的话。

注意，“粒食”与农业不同，因为作为食用的粮食，不仅可以来自农业种植，也可以来自对野生作物的采集。中国的传统用“粒食”而非用农业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准，显然更合理，意味着这些文献还保留着对野生粮食时代的记忆。这与认为文明起源于农业之前的伏羲时代是相合的。

中国对野生粮食时代的记忆，还清晰地保留在“农”的甲骨字形中。“农”的甲骨文字形为上“林”下“辰”，“辰”为时、按时、守时。字形的整体含义是，按时进入树林。按时进入树林干什么，去采集。孟子说：“斧斤以时入山林”。甲骨文“农”的含义就是“以时入山林”。“入山林”就是采集，而采集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按时”，要知道植物的果实什么时候成熟。古人尤其重视“农时”的重要性，徭役和打仗都强调要无违农时，“使民以时”。

有必要指出的是，汉字的属性，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象形文字，而是契约文字，来自对此前的成熟的契约符号的借用，在甲骨文上，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甲骨文“辰”就是典型的契约文字，字形结构来自书契符号，更具体地说，来自用书契来约定日期的做法。在远古时代是没有统一的日历的，那么这个时候如何约定日子？答案是靠契约，用结绳或书契。

结绳和书契是中国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结绳是一对打结的绳子，书契是一对刻上契齿文的木片。在约定日期时，譬如约定为今天之后的第十天，就在一对结绳上都打十个绳结，双方可持有一只。每过一天就解开一个绳结，还剩最后一个绳结的那天，就是约定的日子。书契则是在一对书契上都刻十条横线，每过一天则划掉一根。在解放前，云南的很多少数名族依然用这种方式来约定日期。

甲骨文“辰”的字形，就来自用书契进行约定日期，具体考释过程本文从略。其中的三角形结构，就是指代一对书契的一只，与其相对的竖线则是指另一只，两者之间等于号结构，就指代两者的日期要同步。整个字形就是在描述用书契约定日期。更具体的考释，本文从略。

但是，遗憾的是，现代的文字学界却将甲骨文当成象形文字，以象形的思维去解读甲骨字形，而错误地将“辰”解读成古代农具的象形。如果辰是农具，那么以“辰”为结构的其他字例的义项就无法解释了。譬如“唇”，为“辰”加“口”。“辰”加“口”为何是嘴唇？原因在于，“辰”就是两片书契的相合，而嘴唇分上下两片，也要相合。

可以看出，在甲骨文时代的造字者的心目中，“农”的含义更多的是采集，而非耕种。对“农时”的重视，绝非起源于农业时代，而是起源于远远早于农业的采集时代。即便农业出现后，采集依然是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到了西周金文，有些“农”字字例的的结构中才出现了“田”，此时，“农”的含义就主要是耕田了。这也意味着，西周时期，中国的农业化程度进一步加快了。

既然人类文明起源于野生粮食时代，那么野生粮食的地理分布，就成为一个决定文明在哪里出现的重要条件。通过考古资料可知，在野生粮食时代，主要有三种野生谷物：野生小米、也是大米、野生小麦。小米、大米分别分布在中国的华北、华南，而小麦则分布在西亚的新月地带，尤其是黎凡特地区。这是文明首先在东亚和西亚出现的关键原因，也是农业也是在这些地区首先出现的原因。

但从数量上看，三大野生作物，中国占其二，已经绝对占优了。但是，中国的优势还不止于此。无论中国的华北，还是华南，其面积远远比西亚的新月地带大。还有更重要的，用于加工粮食和食物的重要工具，也是首先出现在中国，远比西亚早。

最早加工粮食的工具是石磨盘、石磨棒，以及石臼，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石磨棒已经可以追溯到25000年前。而西亚所出土的最早的石臼则是16000年前左右。在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上，中国比西亚早10000年左右。

加工食物的重要工具则是陶器，这是锅的前身。中国出土的陶器已经可以追溯至20000年前，而西亚最早的陶器不过9500年前，中国比西亚也早了10000多年。

中国的幅员面积远比西亚大，所拥有的也是粮食品种又比西亚多，粮食和食物加工工具又远比西亚早。从这三大绝对优势，可以合理地推断，野生粮食时代首先在中国出现，基于野生粮食的定居生活也首先在中国出现，当然，文明也最先在中国出现。

因此，中国文明的内核是在野生粮食时代形成的，而非在农业时代。当下流行的“中国文明是农耕文明”的说法，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