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房事：在北京买了房的鲁迅 为什么只能在上海租房？

本文转自公众号：ELLEMEN睿士

在北京买了房的鲁迅

为什么只能在上海租房？

民国大家们总是光华环绕，走到哪里都有红地毯。但名气是慢慢积累的，更有可能是在过世后才被还回去的。回过头去看日常生活中的他们，很可能穿个灰色长袍，偶尔拎把青菜走在小巷里，连路人丁都算不上。日子得过，房子得住，房事在漂泊无定的民国年间，是所有文人都费劲心思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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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值2600倍，

投资天才鲁迅

在一众民国文人里，鲁迅绝对是有投资意识的一位了，鲁迅先生的第一次置业，位于西单新街口附近，面积约为444平方米，即0.67亩。鲁迅先生买这套豪宅花了多少钱呢？答案是3500大洋，折合成人民币，约17.5万人民币。

这套房子现在值多少钱呢？按西单附近四合院的约15-30万每平米的均价，鲁迅的房子大概值5.38亿。换句话说，鲁迅的房子升值约2600倍，是一位实至名归的亿万富翁。这样的算法确实有点鸡贼了。但作为投资者的鲁迅，的确颇具眼光，比如祖籍绍兴的鲁迅，决定在房价低谷北平置业，而在上海租房。

在北京还叫北平的时候，地价确实很低，在上海、广州、天津、南京之后。王府井大街那等地段，一亩地也就2000大洋，今日王府井，谁敢按亩算？郊区更是白菜价，一亩地70大洋可搞定，而彼时上海每户平均月收入36大洋。上海人两个月收入，就能跑去北京买一亩地了。

■北京鲁迅故居

地价底，房价自然高不起来。最便宜的每间90大洋，最贵的每间800大洋。敲黑板，是每间，不是每平米，且包含了地价。

不过请记着，鲁迅两次买房时间，分别是1919年与1924年。那段时间乱是乱，但人们有着创建和平、兴盛社会的信念，尤其知识分子。若知道十余年后，日本侵华、家国破碎，恐怕不会轻易买房，而是要用那笔钱抗日了。

还需要提醒的是，鲁迅工资位列高等，可不是一简单公务员，更不是一平凡教员。1921年在北京，月收入300大洋，而同时期各级小学教员，工资在8到60元大洋之间。取个小学教员平均数目，34大洋，那这位大学教授工资是小学老师的近10倍。若按今日算，一线城市小学老师平均工资7000，那鲁迅先生拿的就是7万。1926年被厦大挖人时，开出的价格是400大洋，月薪差不多9万了。

可就算这样，北京买房时他也得把绍兴祖屋卖了，还须拉着弟弟周作人一起出钱。这样的鲁迅，到了房价领跑全国的魔都，自然得租房。1927年秋至1936年秋逝世，鲁迅先后有三处租所：景云里23号、拉摩斯公寓（四川北路2093号）与山阴路132弄9号。最后一所如今成了鲁迅故居。

《病后杂谈》中，鲁迅如此抱怨房租之高：

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

这样算下来，要把下月房租凑齐，本月得写30多万字，手写！颈椎病是好不了了。所以鲁迅说，陶渊明你能悠然见南山，我只能抬眼看洋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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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漂文人

其实都是租房客

租得起豪宅的鲁迅尚且如此惨惨戚戚，那些租不起豪宅的，自然更是哀怨了。

郭沫若尤其典型，说自己租的屋子，也就两立方米光景，还得跟石库门里的其他租客共用厨房和水龙头。心情不好时，想在屋里走走，却一迈步就碰壁。郭沫若租住的地方叫厚南里，这里还住过梁实秋、胡汀鹭、叶灵凤等人。如果我们不太敢相信郭沫若所言，看看其他人的描述便知道了。胡汀鹭有首诗，提在一副自己的花鸟画上，是：

身世同悲绕数雀，生涯应叹转丸虫。

非关疏懒居人后，不惮箪瓢付屡空。

实在令人哀叹，名扬江南的大画家，居然只能蜗居在六七平米的亭子间，落到为一日三餐发愁的地步。他自己不懒不倦怠，可偏偏赶上了山河破碎的时代！

与胡汀鹭的惆怅叹息不同，梁实秋来了一小段画面感十足的抱怨：

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见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见一缕缕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

这样的嘈杂环境，哪能安心写作。要知道，梁实秋可是个很随遇而安的人。在四川时，同是与其他房客共租，他却能将租所冠以雅舍称号，还专作《雅舍》文。

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

是不是特别有《陋室铭》的感觉？梁实秋还是个非常豪爽的房客，三十年代在山东青岛时，也租房。别的房客一般按月付，梁实秋倒好，一次性把全年的都交了。有次，只租用了半年，便要搬家。面对这样的老好房客，房东拉不下脸，主动表示要把剩下的租金退还给他。哪知道，梁实秋不肯，还说明明是自己违约，这就当是违约金了。梁实秋大约可被评选为最受房东喜爱的十大房客。

鲁迅、郭沫若、梁实秋等租房，是迫不得已。但有些文人租房，个中原因却成为了华语圈百年谈资，比如徐志摩。祖上阔绰，父亲是开明的富绅，再加上那天赐的才华，想把日子过差都难。但他居然还真过差了。有段时间，跟陆小曼住在破客栈，这是他1926年12月份写给张幼仪的信中说的。后来终于，因笔耕不敢辍、到处讲课，租到了上海的花园别墅。当时徐志摩收入，快有鲁迅的两倍，即600大洋。可依然供不起漫天撒钱的陆小曼。

陆小曼是怎样撒钱的？司机、男仆、管家、贴身丫鬟（好几个）、奶妈都没落下。对，哪怕是做了人家太太，陆小曼还是习惯喝人奶，认为人奶比牛奶有营养。还是个购物狂，任何的事物，能买到最顶级的，就拿最顶级的，从不过问价钱。此外，也是最重要的，陆小曼沉迷抽大洋，那一口吸下去，大洋就成灰了。徐志摩无力招架，曾写信给陆小曼：

致爱妻眉：银行二十三来信，尚欠四百元，连本月房租共欠五百有余。如果你那五百元是在二十三以后，那边还好，否则我又该急得不得了！请速告我。车怎么样了？绝对不能再养了？

为了维持婚姻，被车房折磨得心力交瘁，徐志摩绝对不是第一个，更不是唯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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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性，

与她们“一间自己的房间”

同样生在民国时代，女性文人们的住房条件却更加堪忧。1928年，在写给同时代女性的著名讲稿《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弗吉尼亚·伍尔芙真心诚意地说：一年五百英镑象征着你有能力去冥思，带锁的房间象征着你有能力去独立思考。

大洋彼岸的中国，冰心、张爱玲、苏青、丁玲、萧红、林徽因等，正在冲破厅堂与厨房，用写作表达、塑造着自己。

冰心是伍尔芙的朋友，她深知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背后的焦虑与善意。年轻时在伦敦留学，她就花很多的时间，认真地租房子住。回国后与吴文藻结婚，婚房也是租的，西山大觉寺的一间客房，秋日满目红叶，可谓浪漫。二人到燕京大学教书时，学校为她们提供了一两层小楼。后来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他们随着来到昆明，租至昆明远郊，只因房租便宜。1940年，二人迁往重庆时，冰心拿自己的6000元版税，在歌乐山购下一处私宅，因为大家都挤到重庆去，租房太不易了。

冰心已属幸运，萧红的崎岖命运可能更是常态。与萧军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她就要么辗转于小旅馆，要么到处租小房间。在她的《黑“列巴”与白盐》中，萧红揭开过与萧军生活的窘困。二人将白盐涂到黑面包上，假装这是奶油配俄式香酥面包。后来萧军抛下她，萧红连旅馆房费都付不起。

跟端木蕻良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1941年，二人居于香港，在尖沙咀乐道8号租了一间房子，房里摆设简单到局促，一张大床，然后就是一张大写字台。两个人写作时，面对面坐着，萧红这一边，连个放稿纸的抽屉都没有。住不好、吃不好，萧红身体又弱，在这种情境下创作，其艰难可想而知。伍尔芙有句话一语中的，“思想的自由就是取决于物质财富”，倘若萧红没有贫病的拉扯，她应该不会年纪轻轻就去世，应该会创作出许多更好的作品来。

丁玲也艰难。在北京租过筒子楼单间、西山农家院、大杂院。到了上海，还跟男友一起，与沈从文合租过一间屋，沈从文睡床，丁玲与男友睡地上。在《记丁玲》里，沈从文描述过了她在北河沿汉花园公寓楼第10号的租居情形：

冬天来时，房中虽有煤炉，却无煤块，客人来时，就得女主人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报纸完事后，外面寒气十分逼人，室内无法工作，两人（指丁玲与男友）就坐在床上看书。

也有租房租的，令拜访者羡叹的，这是张爱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租住在上海静安寺赫德路口192号（今常德路195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前去拜访，震惊不已，那房间的华贵使他不安，虽然家具简单、也不算很值钱，但胡兰成感觉到了一种带着刺激性的现代的新鲜明亮。这样明亮有质感的屋子，免去了很多的打扰，“张小姐不见人的”，给了她足够的写作保障。就是在1943至1945年，张爱玲的多部中短篇小说出炉，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些民国文人租房事，大多扎心。文章的最后，再扎一把。一般，民国时期人们不愿意把房间租给单身者。而那时期大多文人，对诸如婚姻等的社会传统与规范，总怀有质疑与批判。或许有更多的梁实秋与沈从文，丁玲和苏青，仅因为租不到房，没个写作的屋子，只能在无奈与焦虑中，耗尽才华。这样看起来，现在文艺青年们，虽然仍然挣扎在上海北京一间间合租房内，但比起他们，还是幸福得多了。

与在一线城市奋斗的诸君共勉。